[原创]深入了解反思“文革”系列专题讨论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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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1 楼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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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2 楼                                  耄奴们，如果当时对大跃尽表示反对能生存下来吗？耄奴们回答一下。彭总也不反对，只不过提了些意见，希望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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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3 楼                                  耄奴们，如果当时对大跃尽表示反对能生存下来吗？耄奴们回答一下。彭总也不反对，只不过提了些意见，希望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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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4 楼                                  耄奴们，如果当时对大跃尽表示反对能生存下来吗？耄奴们回答一下。彭总也不反对，只不过提了些意见，希望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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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5 楼                                  文革浩劫，不得人心。巴金老人说建文革博物馆。

小金豆

第 76 楼                                  转载：刘文辉解放前阻止侄子离川文革哭诉“对不起你”本文节选自《南方都市报》2011年9月14日AA38版作者：韩福东原题为：起义者刘文辉从“多宝道人”变“一宝”的历程1948年，刘元彦的同学胡立民与刘文辉见面后，就住在刘文辉位于成都小天竺街的一栋小楼房里。刘元彦平日住在这里，“这房等于就是我管，我家就是共产党活动的地点。”刘元彦很清楚父亲反蒋。“当时我们希望蒋介石早点完蛋。之前在雅安，蒋家人长期住是不让的，借个名义就给请走了。蒋介石的正规部队和心腹不让进西康。”和刘家的愿望相一致，蒋介石在国共战场一路败北。战场一直远离西南，四川表面上还很安静，而内部暗流涌动。蒋介石想让中央军进川，将这里作为反共大本营。刘文辉并不支持，他联系邓锡侯、潘文华等人抵制。1949年秋，刘文辉收到周恩来电报，大意云：大军行将西指，希望积极准备，相机配合，不宜过早行动，招致不必要的损失。“周恩来在电报里说，王少春代表他。后来部队怎么安排，父亲就听王少春的意见。”刘元彦说。刘文辉将西康省的军事、政治重新部署后，决定于10月下旬长住成都。“当时有的朋友替我担心，认为置身虎穴，凶多吉少。我考虑到，耽在这里，利多于害，危而实安。”刘文辉晚年回忆说，这样做是因为，在军事上蒋对刘文辉处于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他一个人在成都，蒋对他的政治态度摸不透，就不至用兵，如果先行露出可疑的迹象，胡宗南的重兵向西康一压，他就吃不消。此外，成都是四川政治中心，在成都可以联合四川地方反蒋力量，使他们在紧急关头不至因蒋的威胁利诱而动摇，又可以在蒋介石集团内部分化运作。“邓锡侯在内战时，人称‘水晶猴子’，非常多变，他和父亲说好起义，但父亲不放心，一定要回成都一起，怕他变。这个以前没讲过，现在过了几十年了可以讲了。”刘元彦说。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蒋介石跑到成都，召集张群、刘文辉、邓锡侯和熊克武等人开会。据刘文辉回忆，蒋介石此时寄希望于胡宗南部，认为尚可一战，希望川康的朋友与之合作。随后，刘文辉和邓锡侯被要求与胡宗南合署办公，一起指挥作战，而他们的家眷要先去台湾。刘文辉认为此举是限制他们行动自由，家属被作为人质。他一边虚与委蛇，一边设法逃脱。在获悉城防将被胡宗南部接替的当天早上，刘文辉和邓锡侯决定离开成都逃往彭县起义。刘文辉之子刘元彦被安排到乡下，和熊克武住在一起。“我原来想和父亲一起走，他不让，把我支到南门外熊克武那里先躲起来，那里有一个团的非正规部队。熊克武也反蒋，我父亲说，他和四川的军人都打过仗，就没和熊克武打过。父亲怕家人被蒋介石扣为人质，在出城前就安排好，让我母亲、妹妹和爱人先走，我开车把他们送到城里岳父家里———他是一个中医，因为估计国民党在成都只是短期，待不了多久的。”刘元彦说。此外，刘文辉还把秘密文件焚毁，让个别工作人员携带电台和其他重要文件先行，还在自己出城途经之地布置了便衣警卫，以防万一。为了避开周围宪特和守城部队的盘查，刘文辉和邓锡侯决定分头行动，他本人不带任何行李，带了两个随从，与平日一样，乘汽车从大门出去。平安到了城门附近，守城部队是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所派，刘文辉此前已与他们联系好，按说不会留难，但因还有蒋介石的宪特在，为防万一，他在距城门还有相当距离的转角处下车，走到左侧城墙缺口处翻了出去。“当时我正在病中，气喘如织，汗流浃背，由两个随从扶掖而行，五步一停，十步一歇，终于度过了第二关。”刘文辉晚年回忆，他与邓锡侯会面之后，“感到自己好像是脱笼之鸟，在天空中自由飞翔，真有说不出的轻松愉快。”刘元彦再次见到父亲是在胡宗南部撤离成都之后。“父亲回到成都，住在舅舅家里。我见他笑嘻嘻躺在床上，很累的样子，但家人都平安，他很高兴。”刘元彦说，之所以住在舅舅家，是因为他们家的房子虽然有一个中队守卫，但此前已被胡宗南占领。胡部撤退时，在房里埋了炸弹，结果被一些想进来“拿东西发财”的人引爆，只剩下一栋。刘文辉的起义，加速了西南的解放。减租退押风暴西南解放后，刘文辉受到重用，出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那时全国分为六个大行政区，西南军政委员会是西南行政区的行政领导机构，刘伯承任主席，副主席6人，中共党内3人(贺龙、邓小平、王维舟)，党外3人(刘文辉、熊克武、龙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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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7 楼                                  最初的情况似乎令刘文辉满意。“刘文辉当时在西南受到很好的照顾，地位很高。”刘文彩三子刘元富说。刘元彦也说，“共产党对父亲很尊重，没有不放心。公家分了他一个小洋楼，贺龙、王维舟经常来。”1950年初，刘元彦和父亲刘文辉去了一次北京。刘元彦想留京工作，结果因肺病不能工作而回川。时隔不久，母亲留在成都，他陪父亲去重庆戒鸦片烟。“戒烟是父亲主动要求的。我、大夫和父亲一起住在招待所里，没去多久，几个月，因为戒得很快。”“戒烟后，他慢慢就变胖了。解放初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合影中，他最瘦。”刘元富说。刘文辉去重庆戒烟时，成都减租退押运动开始了。刘氏家族受到很大冲击。刘文辉的侄子、24军原副军长刘元琮，曾在起义过程中于雅安与胡宗南部打艰苦的阻击战，1950年军队改编后任186师师长。他在土改过程中失去性命。“刘元琮被清算历史罪恶，开大会批判，农民当面指着鼻子骂他。但他土改时表现好，把金元宝都拿出来，到大会会场当场退押。但还批斗他，他脾气很大，就在会场上服毒自杀了，自杀后还有人向他身上泼污水。”刘元富说，消息传到重庆，刘文辉为此非常震怒，后来在会议上批评川西行署负责人，刚刚说过对起义人员既往不咎，就对刘元琮如此，认为他做得过火了，“刘文辉军人出身，脾气是有的，刘元琮是手下大将，立了很多功，结果被逼死，他说话很有情绪。”刘文彩那时还没有成为典型，但退押减租已将他的次子刘元华弄得焦头烂额。他还为此去重庆向刘文辉求救。“退押没办法，什么钱都花光了。幺爸(刘文辉)说，把他自己的办完了再帮我们。他也没奈何。后来确实拿出一部分帮我们。刘元瑄(刘文辉侄子，原24军代理军长)、刘元恺(刘文辉之女)一家也都是他帮忙给钱退押。”刘元华说。拥有大片地产的刘文辉，本人也要减租退押。刘元彦对此细节不是很清楚，“可能对我家在计算上还客气一些，其他人有的就过不大去了，包括刘文彩家生活都困难了，老家好多亲属和关系深的人，还有部下，钱不够都到我家拿。”时隔两年，刘文辉被调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这个职位明显不如原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刘文辉本想去北京，但李井泉说，四川才解放不久，不安定，刘文辉留四川比较好。中央就留他做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刘元富说。刘文辉平日很少和刘元富谈论政治，但刘元富知道他对共产党非常佩服，“共产党一个命令，雷厉风行到基层，他管一个省都做不到，蒋介石更不行了。那时共产党的一切政策他都拥护。”刘元富记得，刘文辉在一次讲话稿中说，他在农村除草，时间稍长就腰酸背疼，体会到劳动人民有多苦。“大跃进”进入到大规模饿死人阶段之前，1959年夏天，刘文辉离开四川，去北京出任林业部长。在这之前的反右运动中，刘文辉平安过关，“反右时没有抓到他的把柄，他这种级别，抓右派要报中央批。”刘元富说。中央保护“过关”但1959年，对刘文辉却是一劫。这一年，刘文彩开始浮出水面，成为全国性负面典范。“四川开始布置‘地主庄园’，把工人房子都锯矮了，准备公开展览。报到了中央，中央当然同意。周恩来只有把刘文辉调往北京，但四川不放。谁都知道刘文辉和刘文彩的关系，后来中央让刘文辉人先来，手续后办。刘文辉7月去了北京，9月地主庄园就公开展览了。”刘元富说。地主庄园公开展后，《光明日报》曾采访刘文辉，问他对此的看法。刘元富记得，刘文辉回答说：刘文彩做的事应该由我负责。“可那时候他都不能对自己负责，还能对别人负责？全靠中央念旧情，处处保护他，‘文革’时还是周恩来保护他才过关。”刘元彦记得，在刘文彩举国闻名之际，刘文辉曾问他：这事对我是否会有什么影响。“父亲担心接下来批斗自己。因为显然此事不是针对刘文彩一人，还有针对我父亲。因为父亲在四川还有影响。不好批他，就批刘文彩，以减少他在四川的影响力。”地主庄园中，有很多不实的展示。“但当时刘文辉已经不在四川，我不敢说啥。‘文革’时，我曾去北京看过刘文辉，说起这个想法，他没多说话。他是多年从事政治的人，城府很深的，私下有意见也不会说。但我二哥(刘元华)去看他时，他曾流泪，表现了内心。”刘元华之子刘小飞曾听母亲说过，刘元华1973年去北京看望刘文辉时，刘文辉曾将子孙都支出去，落泪对刘元华说：老二，我对不起你们。1949年解放前，祖父刘文彩病危，刘小飞的祖母杨重华曾打算离开四川，被刘文辉留住。不过，刘元华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否认此事。他的女婿在一边说，“即便刘文辉和他说了这些话……”欲言又止。“文革”时，刘文辉也受到冲击，被抄家。刘元彦说，刘文辉本人还被一个红卫兵学生打过一皮带。在刘文辉1976年病逝前，他还做了两件值得记录下来的事情，一是在广播中对台湾讲话，歌颂祖国初步繁荣昌盛，希望台湾早回祖国怀抱。二是撰写了《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一书，讲述自己从一个“反动统治者”回归人民的历程，旧历史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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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8 楼                                  转载：一个韩国人眼中的中国文革【核心提示】一位思想进步的教授撰写了一本书，介绍了西方对“文革”的较为善意的评论，并高度评价“文革”：它是以民众的自觉性和献身精神来颠覆既定权威的社会改造。这本书令韩国大学运动组织在整个80年代对“文革”一直抱有颇为欣赏的态度。作者：金宰贤一个韩国人眼中的“文化大革命”“彻底打倒，彻底……”他在抄写的是1967年的一份《解放日报》的头版文章。我在上海图书馆经常碰到这样一位老人：个子较矮且瘦，动不动就自言自语，使得敏感的我不得不注意他。老实说，一开始我并不喜欢这位老人，但从那天起，我对他不再那么反感，而开始好奇到底是怎样的心灵创伤让他至今还抄写着30多年前的报纸。我虽然通过一些书籍和电影了解了“文革”时期人们经历了怎样的苦难，但亲眼看到一个时代给个体的伤痕时才意识到它的影响有多么深刻。“文化大革命”给韩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不少影响。当时，权威主义政权统治韩国的时候，它们实施了严格的反共教育。那时韩国人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我们经常把它称之为被竹幕(Bamboocurtain)遮蔽的中国。这两个因素反而使得韩国学生运动家对“文化大革命”产生了好奇。在这样的基础上，一位思想进步的教授撰写了一本书，介绍了西方对“文革”的较为善意的评论，并高度评价“文革”：它是以民众的自觉性和献身精神来颠覆既定权威的社会改造。这本书令韩国大学运动组织在整个80年代对“文革”一直抱有颇为欣赏的态度。后来，1992年中韩建交以后，随着交流的增加，韩国对“文革”的认识也逐渐深入，进而抹去了对“文革”的憧憬。我对“文革”的印象也是从学中文以后开始形成的。在中国生活了好几年之后，我才渐渐地了解“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究竟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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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9 楼                                  在我看来，“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显著影响就是传统文化的破坏。由于我在大学读中国语言文学系专业，来中国之前，我对中国传统文化抱有很大的期待。不过来了以后，我才发现实际的中国与在书上学的截然不同。中国真的是这样吗？我越了解中国越觉得它不是我想象中的那样。以前，我以1949年为界：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它就与以前的中国划清了界限。但后来知道界线不是1949年，而应是“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大搞“批林批孔”的运动，“祭孔”被视为封建迷信而被禁止。当时许多曲阜三孔(孔庙、孔府、孔林)的文物古迹都被红卫兵破坏了。眼下参观孔庙的很多韩国游客，看到很多雕刻和石碑被毁的伤痕时，都不禁伤感。文化遗迹毁坏成这样，其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难以保存。据说，曲阜的孔庙恢复祭孔大典前，专程派人前往韩国录制了整个祭孔的过程。他们特别注重的是“文庙祭礼乐”，因为中国早已失去了完整的文庙祭礼乐。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旦失去了，以后就很难恢复其完整的原型。好在被儒家熏陶的韩国至今依旧保存了这个传统。据中国媒体报道，祭孔祀典礼仪自传到朝鲜半岛后，尽管随着历代王朝的变迁，在音乐和舞蹈以及规模、等级等领域进行了调整，其礼仪的基本程序却一直沿袭中国周代雅乐的规范。对韩国人而言，祭孔大典是从小耳熟能详的一个词。韩国成均馆和全国各地234个乡校，于每年5月11日孔子祭日和9月28日孔子诞辰日，进行两次“释奠大祭”。成均馆文庙大成殿中供奉着的是包括孔子在内的五圣，孔门十哲，宋朝六贤以及韩国十八贤等39位先圣、先贤的牌位。1986年，释奠大祭已经成为了韩国重要无形文化遗产第8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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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0 楼                                  我觉得如果外国人，甚至中国人，要了解真正的中国，他必须先要了解“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影响。“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最大影响无疑就是与过去、与传统的断裂。我认为，“文革”不仅仅是失去的10年，更是断裂的10年。中国人常说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但其保存的只不过是以紫禁城、长城为代表的物质文明，并没保存好精神文明的精髓。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曾经否定过自己的历史以及传统等精神文明，但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没来得及修复这个问题，随后他们很快又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这样的结果是中国无批判地接受了西方文明，并且它接受的都是浅层次的、表面上的物质文明，并没有接受深层次的精神文明。当今中国之所以频发种种事故，也是因为缺乏精神文明的建设。中国在硬件上已经开始“超英赶美”，但其软件上却没有树立好新的体系。更令人担忧的是，随着硬件上的显著提高，硬件与软件上的差异逐步扩大。众所周知，精神文明才是西方文明的精髓，并且西方国家在精神文明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物质文明的辉煌成就，但中国却忽略了这个事实。很显然，这样的结果并不理想。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破坏了人性和基本的道德：儿女告发父母、学生告发老师、邻居告发邻居、朋友告发朋友，突然间最熟悉的人成为自己的敌人，以最极端的方式将“道德”连根拔起。此后，中国只去吸纳西方的物质文明，社会愈加功利和浮躁，在一切都向“钱”看的同时，使得仅存的那么一点“道义”随之贬值。外国学者常说，“文化大革命”虽然发生在中国，但对它的研究却不在中国。考虑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在被政治狂热席卷的中国，人们遭到了莫大的痛苦，也不难理解中国对“文革”的态度较为消极。但我仍然认为，对中国而言，“文化大革命”不是应该回避的对象，而是应该克服的对象。中国只有在充分理解“文革”并克服它留下的伤痕以后，才能真正地向前迈进更大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