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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1-6 18:0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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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6 楼 文章提交者:天行健9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文章提交者:号啕大哭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季羡林:佛家的弥勒佛就是基督教的弥赛亚============对音当作考古手段,是近代研究所谓中西交通历史的“学者”最喜欢的把戏,现代研究塞种很有名的余太山,就多靠此手法得出“惊人”成果。实际全是不着边际的猜想臆测。 ------------------------有本事你也去考证一把,人家季羡林可是花费了一生的精力在研究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这里又有一个发现,那就是“佛”字的翻译也是来源于吐火罗语的。汉译佛经最初并不是直接译自梵文,而是转译自西域古代语言。《浮屠与佛》(1947),揭示梵语Buddha(佛陀)一词在早期汉译佛经中译作“浮屠”是源自一种古代俗语,译作“佛”则是源自吐火罗语,从而纠正了长期流行的错误看法,即认为佛是梵语Buddha(佛陀)一词的音译略称。这里顺便指出,季羡林在1989年又写了《再论浮屠与佛》,进一步论证汉文音译 “浮屠”源自大夏语。 《论梵文··td的音译》(1948),揭示汉译佛经中用来母字译梵文的顶音·t和·d是经过了·l一个阶段,而t··>·d>l这种语音转变现象不属于梵文,而属于俗语。因此,依据汉译佛经中梵文··td的音译情况,可以将汉译佛经分为汉至南北朝、南北朝至隋和隋以后三个时期。前期汉译佛经的原文大半不是梵文,而是俗语或混合梵文;中期的原文也有很多是俗语和混合梵文,但梵文化程度有所进步;后期的原文是纯粹的梵文。 季羡林的这两篇论文在中国佛教史研究领域中别开生面,用比较语言研究方法,令人信服地证明汉译佛经最初并不是直接译自梵文,而是转译自西域古代语言。季羡林也据此提醒国内运用音译梵字研究中国古音的音韵学家,在进行“华梵对勘”时,一定要注意原文是不是梵文这个大前提。=======================《番汉对音和上古汉语》作者 聂鸿音:利用番汉对音来猜测汉字古读的尝试发端于19世纪,而译音对勘作为一种正式的研究方法在音韵学界得到应用,则当以20世纪初钢和泰的宣导和汪荣宝的实践为标志。(注:钢和泰:《音译梵书和中国古音》(胡适译),《国学季刊》第1卷第1期,1923年;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国学季刊》第1卷第2期,1923年。)从高本汉开始,学界对番汉对音的责难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注:B.Karlgren,Prononciation ancienne de caractères chinois figurant dans les transcriptionsbouddhiques,T'oung Pao 19,1919.)现在仍有不少学者对这种研究方法表示出强烈的不信任。这里面的缘故当然是复杂的,除了人们从心情上难以接受译音对勘法所表现的反传统精神外,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人们注意到,此类研究的开创者汪荣宝对自己信手拈来的对音资料往往未从历史角度加以细致的甄别,使得其相关的结论并没有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面。事实上,自从四十年前蒲立本开始使用番汉对音资料研究上古汉语之后,(注:E.G.Pulleyblank,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Asia Major 9,1962,1963.潘悟云、徐文堪汉译本:《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中华书局,2000年。)这种只注重音理分析而不注重原始语料考订的风气更呈愈演愈烈之势,终使一些传统音韵学者对番汉对音丧失了信心。蒲立本用汉代的对音资料去研究比资料还早八百年的上古汉语,这给人一种“时代错乱”的印象…………看来早期汉译佛经的原语问题不是简单地用“巴厘语”就能圆满回答的,季羡林先生提出的吐火罗语假设也还嫌证据不足。……我无意贬低上古汉语研究中的音理分析,在这里想强调的只是,音理分析只能用来解释带规律性的、确实无误的文献资料,使人们明白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而不能在没有文献资料或者不能确定资料性质的情况下用来虚拟事实。本文反复商榷人们对以母为*l-、去声为*-s的论证,这并不是否认它们在真正的上古汉语时期(西元前7世纪以前)有这样读的可能性,而仅仅是指出,人们举出的来自汉代(西元2、3世纪)以后的番汉对音证据是难以成立的。一旦认清了这一点,那么人们为论证同类问题而抛开历史考据、仅从当代少数民族语言词典中查出的词例就无需讨论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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