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第二部 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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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意大利语拉查隆尼是穷光蛋的意思。

　　“如果我是拉查隆尼，那你就是还没断气的资本家。”他粗声粗气地回敬了工程师一句，然后把目光转向冬妮亚，一字一句冷冷地说：“图曼诺娃同志，把锨拿起来，站到队伍里去吧。别学这个胖水牛的样。请原谅，我不知道他是您的什么人。”

　　保尔看着冬妮亚那双长统套靴，冷笑了一下，又顺便补充说：“我劝你们还是别留在这儿，前两天土匪还来光顾过呢。”

　　他转过身，拖着那只套鞋，啪哒啪哒地回自己人那里去了。

　　最后这句话对工程师也发生了作用。

　　冬妮亚终于说服了他一起去铲雪。

　　傍晚收工之后，人们都向车站走去。冬妮亚的丈夫抢在前面，到火车上去占位子。冬妮亚停下来，让工人们先过去。

　　走在最后面的是保尔，他拄着锨，已经非常疲乏。等他过来，冬妮亚和他并排走着，说：“你好，保夫鲁沙！坦白地说，我没想到你会弄成这个样子。难道你不能在政府里搞到一个比挖土强一点的差事吗？我还以为你早就当上了委员，或者委员一类的首长呢。你的生活怎么这样不顺心哪……”

　　保尔站住了，用惊奇的眼光打量着冬妮亚。

　　“我也没想到你会变得这么……酸臭。”保尔想了想，才找到了这个比较温和的字眼。

　　冬妮亚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

　　“你还是这么粗鲁！”

　　保尔把木锨往肩上一扛，迈开大步向前走去。走了几步，他才回答说：“说句不客气的话，图曼诺娃同志，我的粗鲁比起您的彬彬有礼来，要好得多。我的生活用不着担心，一切都正常。但是您的生活，却比我原来想象的还要糟。两年前你还好一些，还敢跟一个工人握手。可现在呢，你浑身都是臭樟脑丸味。说实在的，我跟你已经没什么可谈的了。”

　　保尔收到了阿尔焦姆的来信。哥哥说最近就要结婚，要他无论如何回去一趟。

　　风吹走了保尔手中的白信纸，它像鸽子一样飞向天空。他不能去参加婚礼。现在哪能离开工地呢？昨天，潘克拉托夫这头大熊已经赶过了他们小队，正在以令人目瞪口呆的速度前进。这个码头工人正在拼命争夺第一。他已经失去了惯有的沉静，不断鼓动他那些从码头上来的伙伴以疯狂的速度进行工作。

　　帕托什金观察着这些筑路工人怎样一言不发地闷头苦干。他惊奇地搔着头皮，问自己：“这是些什么人哪？哪儿来的这股不可思议的力量呢？要是再这么晴上七八天，我们就可以铺到伐木场了。真是应了那句俗话：活到老，学到老，到老还是懂得少。这些人的工作打破了一切常规和定额。”

　　克拉维切克带着他亲手烤的最后一批面包从城里来了。

　　见过托卡列夫之后，他在工地上找到了保尔。他俩亲热地互相问过好。接着，克拉维切克笑嘻嘻地从麻袋里拿出一件瑞典精制的黄面毛皮短大衣，拍了一下那富有弹性的皮面，说：“这是给你的。不知道是谁送的吧？……嗬！小伙子，你可真傻呀！这是丽达同志让带来的，怕把你这个傻瓜冻死。这件衣服是奥利申斯基同志送给她的，她刚从他手里接过来就交给我，说给保尔捎去吧。她听阿基姆说过，你穿着单衣在冰天雪地里干活。奥利申斯基皱了皱鼻子说：‘我可以给那位同志另送一件军大衣去。’但是，丽达笑着说，不用了，穿短的干活更方便，拿去吧！”

　　保尔惊异地拿起这件珍贵的礼物，过了一会儿，才犹犹豫豫地穿在冻得冰凉的身上。柔软的毛皮很快就使他的后背和前胸感到了温暖。

　　丽达在日记里写道：

　　１２月２０日

　　连日暴风雪。今天仍然又是风，又是雪。博亚尔卡的筑路大军眼看就可以把路铺到目的地，但是他们被严寒和暴风雪阻住了。他们常常陷在没人深的积雪里。挖掘冻土是很困难的。只剩下四分之三公里了，但这是最困难的一段。

　　托卡列夫报告说，工地上发现了伤寒，已经有三个人病倒了。

　　１２月２２日

　　共青团省委召开全体会议，博亚尔卡没有人来参加。匪徒在离博亚尔卡十七公里的地方把一列运粮火车弄出轨了。

　　按照粮食人民委员部全权代表的命令，工程队全体人员都调到出事地点去了。

　　１２月２３日

　　又有七个伤寒病人从博亚尔卡送回城里。其中有奥库涅夫。我到车站去了。哈尔科夫开来一列火车，从车厢连接板上抬下来几具冻僵的尸体。医院里也很冷。该死的暴风雪！什么时候才能停呢？

　　１２月２４日

　　刚从朱赫来那里回来。消息证实了：奥尔利克匪帮昨天夜里倾巢出动，袭击了博亚尔卡。我们的人跟他们打了两个小时。他们切断了电话线，所以直到今天早上，朱赫来才得到确实消息。匪徒被打退了。托卡列夫受了伤，胸部被打穿了。今天就能把他送回来。弗兰茨·克拉维切克被砍死了。他昨天夜里正好担任警卫队长。是他发现匪徒，发出了警报；他一边往回跑，一边阻击进攻的敌人，但是没有来得及跑到学校，就被砍死了。工程队有十一个人受伤。现在那里派去了一列装甲车和两中队骑兵。

　　潘克拉托夫继任工程队长。今天，普济列夫斯基团在格卢博基村追上了一部分匪徒，把他们一个不留地全都砍死了。

　　一部分非党非团干部，没有等火车，就沿着铁路离开了工地。

　　１２月２５日

　　托卡列夫和其他伤员都已经送回，被安置在医院里。医生们保证把托卡列夫救活。他仍然昏迷不醒。其他人没有生命危险。

　　省党委和我们都收到了博亚尔卡的来电：为了回答匪徒的袭击，我们，所有参加今天群众大会的轻便铁路建设者，同“保卫苏维埃政权号”装甲列车和骑兵团的全体指战员一起，向你们保证，我们将克服一切困难，在一月一日以前把木柴运到城里。我们决心全力以赴，完成任务。派遣我们的共产党万岁！大会主席柯察金。书记员别尔津。

　　我们以军礼在索洛缅卡安葬了克拉维切克。

　　日夜盼望的木柴已经近在眼前。但是筑路进度十分缓慢。

　　伤寒每天都要夺去几十只有用的手。

　　有一天，保尔两腿发软，像喝醉酒似的，摇摇晃晃地走回车站。他已经发烧好几天了，今天热度比哪天都高。

　　吮吸工程队血液的肠伤寒也悄悄地向保尔进攻了。但是他那健壮的身体在抵抗着，接连五天，他都打起精神，奋力从铺着干草的水泥地上爬起来，和大家一起去上工。他身上穿着暖和的皮大衣，冻坏的双脚穿上了朱赫来送给他的毡靴，可是这些东西对他也无济于事了。

　　他每走一步，都像有什么东西猛刺他的胸部，浑身发冷，上下牙直打架，两眼昏黑，树木像走马灯一样围着他打转。

　　他好容易才走到车站。异常的喧哗声使他吃了一惊。仔细一看，站台旁边停着一列同车站一样长的平板车。上面载的是小火车头、铁轨和枕木，随车来的人正在卸车。他又向前走了几步，终于失去了平衡。他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头碰到地上，积雪冰着他那灼热的面颊，怪舒服的。

　　几小时以后，才有人偶然发现了他，把他抬到板棚里。保尔呼吸困难，已经认不得周围的人了。从装甲车上请来的医生说，他是肠伤寒，并发大叶性肺炎。体温四十一度五。关节炎和脖子上的痈疮，就不值一提了，都算小病。肺炎加伤寒就足以把他送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潘克拉托夫和刚回来的杜巴瓦尽一切可能抢救保尔。

　　他们托保尔的同乡阿廖沙·科汉斯基护送他回家乡去。

　　只是在柯察金小队全体队员的帮助下，更主要是靠霍利亚瓦施加的压力，潘克拉托夫和杜巴瓦才把阿廖沙和不省人事的保尔塞进了挤得满满的车厢。车上的人怕斑疹伤寒传染，怎么也不肯让他们上车，并且威胁说，车开动后，就把病人扔下去。

　　霍利亚瓦用转轮手枪指着那些不让病人上车的人的鼻子，喊道：“这个病人不传染！就是把你们全撵下车，也得让他走！

　　你们这帮自私自利的家伙，记住，我马上通知沿线各站，要是谁敢动他一根毫毛，就把你们全都撵下车，扣起来。阿廖沙，这是保尔的毛瑟枪，给你拿着。谁敢动他，你就照准谁开枪。”霍利亚瓦最后又威胁地加上了这么一句。

　　火车开走了。在空荡荡的站台上，潘克拉托夫走到杜巴瓦身旁，问：“你说，他能活吗？”

　　没有得到回答。

　　“走吧，德米特里，只好听其自然了。现在全部工作都得咱们俩负责了。今天连夜把机车卸下来，明天早上就试车。”

　　霍利亚瓦给沿线各站做肃反工作的朋友们打了电话，恳切地请求他们不要让乘客把柯察金弄下来，直到每个同志都回答“一定办到”之后，他才去睡觉。

　　在一个铁路枢纽站的站台上，从一列客车的车厢里抬出来一个淡黄色头发的青年的尸体。他是谁，怎么死的——谁也不知道。站上的肃反工作人员想起霍利亚瓦的嘱托，赶忙跑到车厢跟前阻止，但是看到这个青年确实已经死了，就叫人把尸体抬到了停尸房。

　　他们立刻打电话到博亚尔卡通知霍利亚瓦，说他让他们关照的那个同志已经去世了。

　　博亚尔卡打了个简短的电报给省委，报告了保尔的死讯。

　　阿廖沙·科汉斯基把重病的柯察金送到了家，接着，他自己也得了伤寒，发高烧，病倒了。

　　丽达在日记上写着：

　　１月９日

　　我为什么这样难过呢？还没有拿起笔来，就哭了一场。谁能想到丽达会失声痛哭，还哭得这样伤心！难道眼泪一定是意志薄弱的表现吗？今天流泪是因为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悲痛。

　　为什么悲痛会突然袭来呢？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可怕的严寒已经被战胜，铁路各站堆满了宝贵的木柴，我又刚从祝捷大会——市苏维埃为祝贺筑路英雄们而召开的扩大会议——回来，为什么悲痛恰恰在这个时刻降临呢？我们是取得了胜利，但是，有两个人为此献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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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生命：克拉维切克和保尔。

　　保尔的死揭示了我内心的真情：对我来说，他比我原先所想的更珍贵。

　　日记就记到这里吧，不知道哪天再提起笔来接着写。明天写信到哈尔科夫去，告诉他们我同意到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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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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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胜利了。伤寒没有能夺走保尔的生命。保尔已经是第四次跨过死亡的门槛，又回到了人间。卧床一个月之后，苍白瘦削的保尔终于站起来，迈着颤巍巍的双腿，扶着墙壁，在房间里试着走动。母亲搀着他走到窗口，他向路上望了很久。

　　积雪融化了，小水洼闪闪发光。外面已经是乍暖还寒的早春天气了。

　　紧靠窗户的樱桃树枝上，神气十足地站着一只灰胸脯的麻雀，它不时用狡猾的小眼睛偷看保尔。

　　“怎么样，冬天咱们总算熬过来了吧？”保尔用指头敲着窗户，低声说。

　　母亲吃惊地看了他一眼。

　　“你在那儿跟谁说话？”

　　“跟麻雀……它飞走了，真狡猾。”他无力地笑了笑。

　　百花盛开的春天到来了。保尔开始考虑回基辅的问题。他已经康复到能够走路了，不过体内还潜伏着别的什么病。有一天，他在园子里散步，突然感到脊椎一阵剧痛，随即摔倒在地上。他费了好大劲，才慢慢挪到屋里。第二天，医生给他做了详细的检查，摸到他脊椎上有一个深坑，惊讶地叫了一声，问：“这儿怎么有个坑？”

　　“大夫，这是公路上的石头给崩的。在罗夫诺城下，一颗三吋炮弹在我背后的公路上炸开了花……”

　　“那你是怎么走路的？没什么影响吗？”

　　“没有。当时我躺了两个来钟头，接着又继续骑马了。这是头一回发作。”

　　医生皱着眉头，仔细地检查了那个坑。

　　“亲爱的，这可是非常讨厌的事情。脊椎是不喜欢这种震动的。但愿它以后别再发作了。穿上衣服吧，柯察金同志。”

　　医生掩饰不住自己的忧虑，同情地看着这个病人。

　　阿尔焦姆住在他老婆斯捷莎的娘家，斯捷莎年纪不大，长得很丑。她家是贫穷的农民。有一天，保尔顺路去看阿尔焦姆。在肮脏的小院子里，有一个邋遢的斜眼小男孩在跑着玩。

　　他一看见保尔，就毫不客气地用小眼睛瞪着他，一面专心致志地抠鼻子，一面问：“你要干什么？是来偷东西的吧？最好快走，我妈妈可厉害啦！”

　　这时，破旧的矮木房的小窗户打开了，阿尔焦姆在叫他：“进来吧，保夫鲁沙！”

　　一个脸黄得像羊皮纸的老太婆，手里拿着火叉子，在灶边忙着。她冷冷地瞧了保尔一眼，让保尔走过去，接着把锅勺敲得丁当乱响。

　　两个留短辫子的大女孩，急忙爬到炉炕上，像没有见过世面的野蛮人，好奇地探头打量着客人。

　　阿尔焦姆坐在桌子旁，有点难为情。他的婚事，母亲和保尔都不赞成。他是个血统工人，不知道为什么竟跟相处了三年的石匠女儿、美丽的被服厂女工加莉娜断绝了关系，同难看的斯捷莎结了婚，入赘到这个没有男劳动力的五口之家。

　　每天从机车库下工以后，他的全部精力都花在犁杖上，重整那份衰败的家业。

　　阿尔焦姆知道，保尔不赞成他，曾说他投入了“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怀抱，因此，他观察着弟弟，看他对这里的一切有什么反应。

　　兄弟俩坐了一会儿，说了一阵见面时常说的那些没有什么意思的寒暄话，保尔就要起身告辞。阿尔焦姆不让他走。

　　“等一等，跟我们一起吃点东西吧，斯捷莎这就拿牛奶来。

　　这么说，你明天就要走？你身体还很弱呢，保尔。”

　　斯捷莎走进房里，同保尔打过招呼，就叫阿尔焦姆到打谷场帮她搬东西。屋子里就剩下保尔和那个不爱答理人的老太婆了。窗外传来了教堂的钟声，老太婆放下火叉子，不满意地嘟哝着：“啊！我主耶稣，我成天忙这些鬼事情，连祷告都没工夫了！”她摘下脖子上的披巾，斜眼看着客人，走到屋子的一个角落，那里挂着年久发黑、面带愁容的圣像。她捏着三个瘦骨嶙峋的手指，在胸前划了一个十字。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她嚅动着干瘪的嘴唇，小声说。

　　院子里，小男孩一下子骑到一只耷拉着大耳朵的黑猪身上。他双手紧紧抓住猪鬃，两只赤脚拼命踢它，高声吆喝着，弄得那只猪团团打转，哼哼乱叫。

　　“驾！驾！走啊，开步走！吁！别胡闹！”

　　猪驮着孩子满院乱跑，想把他甩下来，可是那个斜眼的调皮鬼却骑得很稳当。

　　老太婆停止了祈祷，把头探出窗外，喊道：“我叫你骑，摔不死你！快下来，你怎么不瘟死呢！给我滚开！你这小疯子。”

　　那只猪到底把骑手甩下来了。老太婆满意了，她又回到圣像跟前，做出满脸虔诚的样子，继续祈祷：“愿你的国降临……”

　　男孩哭哭啼啼，满脸泪痕，走到门口，用袖子揩着摔伤的鼻子，疼得哼哼唧唧地喊：“妈妈呀——我要奶渣饺子！”

　　老太婆转过身来，恶狠狠地骂道：“你这个斜眼鬼，连祷告也不让我做。狗崽子，我这就让你吃个够！……”说着，就从凳子上抓起一根皮鞭。男孩立刻跑得无影无踪了。那两个女孩子在炉灶后面扑哧一声，偷偷地笑了。

　　老太婆又第三次去祈祷。

　　保尔没有等哥哥回来，就站起身来走了。他关栅栏门的时候，看见老太婆从靠边的小窗户探出头来。她在监视他。

　　“什么鬼迷住了哥哥的心窍，把他勾引到这儿来了？现在他到死也摆脱不掉了。斯捷莎每年给他生一个孩子，他会像甲虫掉在粪堆里，越陷越深，弄不好连机车库的工作也会丢掉。可我原来还想吸引他参加政治活动呢。”保尔走在小城阒无人迹的街道上，悒悒不乐地想。

　　但是，他想到明天就要离开这里，回到那个大城市去，那里有他的朋友和心爱的人们，他又高兴了。那个大城市的雄伟的景象，蓬勃的生气，川流不息的人群，电车的轰隆声，汽车的喇叭声都使他为之神往。然而最吸引他的，还是那些巨大的石头厂房和熏黑了的车间，机器，还有那滑轮的轻微的沙沙声。他向往那巨轮飞速旋转、空气中散发着机油气味的地方，向往那已经习惯了的一切。可是在这里，在这个僻静的小城里，保尔漫步街头，心里却有一种难言的怅惘。难怪保尔觉得这个小城变得陌生和无聊了。连白天出去散散步，都会惹得人心里不痛快。比如说，当他从那些坐在台阶上闲扯的长舌妇跟前走过的时候，常常听到她们急促地这样议论：“瞧，姐妹们，哪儿来的这么个丑八怪？”

　　“看样子，是个痨病鬼。”

　　“那件皮上衣倒挺阔气，准是偷来的……”

　　还有许多诸如此类令人厌恶的事情。

　　他跟这些早就一刀两断，对他来说，那个大城市变得更亲切、更可爱了。那里有朝气蓬勃、意志坚强的阶级弟兄，有劳动。

　　保尔不知不觉走到松林跟前，在岔路口停住了。右边是阴森森的老监狱，有一道高高的尖头木栅栏，把它和松林隔开。监狱后面是医院的白色楼房。

　　就是在这里，在这空旷的广场上，瓦莉亚和她的同志们被绞死了。保尔在原来设置绞架的地方默默地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向陡坡，顺坡下去，到了埋葬烈士的墓地。

　　不知道是哪个有心人，在坟墓周围摆上了用云杉枝编的花圈，像给这块小小的墓地修了一道绿色的围墙。陡坡上挺拔的松树高高矗立，峡谷的斜坡上绿草如茵。

　　这里是小城的边缘，寂静而冷清。松林在低语，春天的大地在复苏，散发着潮湿的泥土气息。同志们就是在这里英勇就义的。他们为那些出生即贫贱、落地便为奴的人能过上美好的生活，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保尔慢慢地摘下了帽子。悲痛，巨大的悲痛，充满了他的心。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卑鄙庸俗而羞愧；临终之际，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要抓紧时间赶快生活，因为一场莫名其妙的疾病，或者一个意外的悲惨事件，都会使生命中断。

　　保尔怀着这样的思想，离开了烈士墓。

　　家里，母亲在给儿子收拾出门的行装，她很难过。保尔看着妈妈，发现她在偷偷地流泪。

　　“保夫鲁沙，你别走啦，行吗？我岁数大了，孤零零的一个人过日子多难受啊。不管养多少孩子，一长大就都飞了。那个城市有什么可留恋的呢？这儿一样可以过日子嘛。是不是看中了哪个短尾巴的小鹌鹑了？唉！你们什么也不跟我这个老太婆说。阿尔焦姆成亲，一句话也没说。你呢，更不用说了。总要等你们生病了，受伤了，我才能见到你们。”妈妈一面低声诉说着，一面把儿子的几件简单衣物装到一个干净的布袋里。

　　保尔抱住母亲的肩膀，把她拉到自己怀里。

　　“好妈妈，那儿没有什么鹌鹑！你老人家不知道吗？只有鹌鹑才找鹌鹑做伴。照你那么说，我不也成鹌鹑了吗？”

　　他的话把母亲逗得笑起来。

　　“妈妈，我发过誓，只要全世界的资产阶级还没消灭光，我就不找姑娘谈情说爱。什么，你说要等很久？不，妈妈，资产阶级的日子长不了啦……一个人民大众的共和国就要建立起来，将来你们这些劳动了一辈子的老头老太太，都送到意大利去养老。那个国家可暖和了，就在海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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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儿根本没有冬天，妈妈。我们把你们安顿在资本家住过的宫殿里，让你们在温暖的阳光底下晒晒老骨头。我们再到美洲去消灭资产阶级。”

　　“孩子，你说的那种好日子，我是活不到了……你爷爷就是这个样子，脾气特别古怪。他是个水兵，可是真像个土匪，愿上帝饶恕我这么说！那年他在塞瓦斯托波尔打仗，回到家里，只剩了一只胳膊一条腿。胸口倒是戴上了两个十字奖章，还有挂在丝带上的两个五十戈比银币，可是到后来老头还是穷死了。他性格可倔强了。有一回他用拐棍敲了一个官老爷的脑袋，为这事蹲了差不多一年大牢。十字奖章也没帮上忙，人家照样把他关了起来。我看你呀，跟你爷爷一模一样……”

　　“怎么啦？妈妈，咱们这回分别，干吗要弄得愁眉苦脸的呢？把手风琴给我，我已经好久没拉了。”

　　他低下头，俯在那排珠母做的琴键上，奏出的新鲜音调使母亲感到惊奇。

　　他的演奏和过去不一样了。不再有那种轻飘大胆的旋律和豪放不羁的花腔，也不再有曾使这个青年手风琴手闻名全城的、令人如醉如痴的奔放情调。现在他奏得更和谐，仍然有力量，比过去深沉多了。

　　保尔独自到了车站。

　　他劝母亲留在家里，免得她在送别的时候又伤心流泪。

　　人们争先恐后地挤进了车厢。保尔占了一个上铺，他坐在上面，看着下面过道上吵嚷的激动的人群。

　　还是和以前一样，人们拖上来很多口袋，拼命往座位底下塞。

　　列车开动之后，大家才静下来，并且照老习惯办事，狼吞虎咽地吃起东西来。

　　保尔很快就睡着了。

　　保尔要去的第一所房子，坐落在市中心，在克列夏季克大街。他慢慢蹬着台阶走上天桥。周围的一切都是熟悉的，一点也没有变。他在天桥上走着，一只手轻轻地抚摩着光滑的栏杆。快要往下走的时候，他停住了脚步——天桥上一个人也没有。在深不可测的高空，展现出宏伟壮观的夜景，令人看得入迷。黑暗给地平线盖上了墨色的天鹅绒，无数星星在燃烧，恰似磷火闪闪发光。下面，在天地隐约相接的地方，是万家灯火，夜色中露出一座城市……

　　有几个人迎着保尔走上桥来。他们激烈地争论着，打破了黑夜的寂静。保尔不再去看城市的灯火，开始走下桥去。

　　保尔到了克列夏季克大街军区特勤部，传达室值班的警卫队长告诉他，朱赫来早就不在本市了。

　　他提出许多问题来盘问保尔，直到弄清楚这个年轻人确实是朱赫来的熟人，才告诉他，朱赫来两个月以前调到塔什干去了，在土耳其斯坦前线工作。保尔非常失望，他甚至没有再详细打听，就默默地转身走了出来。疲倦突然向他袭来，他只好在门口的台阶上坐一会儿。

　　一辆电车开过去，街上充满了轰隆轰隆的声音。人行道上是不尽的人流。多么热闹的城市啊：一会儿是妇女们幸福的欢笑声，一会儿是男人们低沉的交谈声，一会儿是年轻人高亢的说笑声，一会儿是老年人沙哑的咳嗽声。人来人往，川流不息，脚步都是那样匆忙。电车上灯火通明，汽车前灯射出耀眼的光芒，隔壁电影院的广告周围，电灯照耀得如同一片火光。到处是人，整条街上都是不绝的人声。这就是大城市的夜晚。

　　大街上的喧嚷和繁忙多少减轻了他因为朱赫来的离去而产生的惆怅。但是，上哪里去呢？往回走，到索洛缅卡去吗——那里倒有不少朋友，就是太远了。离这里不远是大学环路，那里的一所房子自然而然地浮现在眼前。他现在当然应该到那里去。本来嘛，除了朱赫来之外，他首先想看望的同志不就是丽达吗？到了那里，他还可以在阿基姆房间里过夜。

　　他远远地就看到了楼角窗户上的灯光。他尽力使自己不要激动，拉开了那扇柞木大门。他上了楼梯，在门外站了几秒钟，听到丽达房间里有人谈话，还有人在弹吉他。

　　“嗬！这么说，连吉他也让弹了？规矩放松了。”保尔心里想，一面用拳头轻轻地敲了敲门。他感到心情激动，赶忙咬紧了嘴唇。

　　开门的是一个不认识的青年女子，两鬓垂着鬈发。她上下打量着保尔，问：“您找谁？”

　　她没有关门，保尔扫了一眼房内陌生的陈设，就什么都明白了，不过他还是问了一句：“我找乌斯季诺维奇，她在吗？”

　　“她不在这儿了，一月份就到哈尔科夫去了，听说又从哈尔科夫到了莫斯科。”

　　“那么，阿基姆同志还住在这儿吧？他也搬走了吗？”

　　“阿基姆同志也搬走了。他现在是敖德萨省团委书记。”

　　保尔无可奈何，只好转身走了。回到这个城市的喜悦心情已经暗淡了。

　　现在要认真考虑一下在哪里过夜的问题了。

　　“照这样一家家找下去，走断了腿也找不到一个人。”保尔克制着内心的苦恼，闷闷不乐地咕哝着。不过，他还是决定再碰碰运气——找潘克拉托夫去。他就住在码头附近，找他总比到索洛缅卡近得多。

　　保尔已经走得精疲力竭，总算到了潘克拉托夫家门口。他敲了敲曾经油成红褐色的门，暗暗下了决心：“要是他也不在，我就不再跑了，干脆钻到小船底下睡一宿。”

　　一个老太太开了门，她头上扎着一块朴素的头巾，这是潘克拉托夫的母亲。

　　“大娘，伊格纳特在家吗？”

　　“他刚回来，您找他吗？”

　　她没有认出保尔，回头喊道：“伊格纳特，有人找你！”

　　保尔跟她走进房里，把口袋放在地上。潘克拉托夫一面嚼着面包，一面从桌子旁边转过身来，对客人说：“既然是找我，你就坐下谈吧，我得先把这碗汤灌下去。

　　从大清早到现在，只喝了点白开水。”潘克拉托夫拿起了一把大木勺。

　　保尔在他旁边的一张破椅子上坐下来，摘下帽子，习惯地用帽子揩了揩前额，心想：“难道我变得这么厉害，连伊格纳特都认不出我来了？”

　　潘克拉托夫喝了两勺汤，没有听到客人说话，又转过头来，说：“说吧，你有什么事？”

　　他拿着一块面包，正往嘴里送，突然手在半路上停了下来。他一下愣住了，眨着眼睛说：“啊！……等一等……呸！你真会胡闹！”

　　保尔看见潘克拉托夫紧张得满脸通红，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是你，保尔！我们还以为你死了呢！……等一等，你到底是谁？”

　　潘克拉托夫的母亲和姐姐听到他的喊声，从隔壁房间跑了过来。他们三个人一起，终于认出了站在他们面前的确实是保尔。

　　家里人早都睡了，潘克拉托夫还在给保尔讲四个月来发生的各种事情。

　　“扎尔基、杜巴瓦和什科连科去年冬天就到哈尔科夫去了。这三个家伙不是去干别的，而是上了共产主义大学。扎尔基和杜巴瓦进的是预科，什科连科上一年级。我们一共十五个人参加考试。我是心血来潮，也跟着报了名。心想，肚子里净是稀汤，也得装点干货进去。哪知道，考试委员会却把我推上了沙滩，让我搁浅了。”

　　潘克拉托夫气呼呼地哼了一声，又接着说：“开头事情倒挺顺当。一切条件我都合格，党证有，团龄也够，经历和出身更不成问题，鸡蛋里挑不出骨头来。但是一到政治考试，我就倒霉了。

　　“我让考试委员会的一个同志给卡住了。他问了我这么一个小问题：‘请您说说，潘克拉托夫同志，您对哲学有什么认识？’你知道，我对哲学是一窍不通。可是我马上想起来，我们那儿有过一个装卸工，上过中学，是个流浪汉。他当装卸工是为了做做样子。有一回，他对我们说：从前，天晓得是什么时候，在希腊有那么一些自以为了不起的学者，人们都管他们叫哲学家，其中有那么一个宝贝，名字我记不清了，好像叫伊杰奥根［这里是指第奥根（约公元前４０４—前３２３年），古希腊哲学家。——译者］，他一辈子都住在木桶里，还有一些别的怪毛病……他们当中最有能耐的一个，能够用四十种方法证明黑的就是白的，白的就是黑的。一句话，他们都是些胡说八道的家伙。你瞧，我一下子想起了那个中学生讲的故事，心想：‘这位考试大员竟想从右翼包抄我。’他狡猾地看着我。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放了一炮。我说：‘哲学就是空口说白话，故弄玄虚。同志们，我才不想学这种胡说八道的玩意儿呢。更说党史嘛，我可满心喜欢学。’他们一听，就刨根问底，让我讲讲我的这些新见解是从哪儿来的。我把中学生的话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遍，考试委员们全都哈哈大笑起来。我气坏了。

　　“‘怎么着，你们把我当傻瓜吗？’说完，我抓起帽子就回家了。

　　“后来，我在省委碰到了那位考试委员，他跟我谈了三个多钟头。原来，是那个中学生胡说八道。哲学其实是一门很不简单的大学问。

　　“杜巴瓦和扎尔基都考上了。当然，杜巴瓦念过不少书，可扎尔基并不比我强多少。不用说，这是他的勋章起了作用。一句话，我落了一场空。后来。叫我在码头上抓业务，代理货运主任。我以前总是为了青年的事跟那些头头们发生冲突。现在我自己也管起生产来了。有时候，要是有人偷懒或者马虎大意，我就同时以主任和共青团书记的身份对付他。对不起，他什么也别想瞒过我。好了，我自己的事，以后再谈吧。还有什么新闻没跟你说呢？阿基姆的情况你已经知道了。团省委的老熟人，只有图夫塔还在老地方没动。托卡列夫在索洛缅卡区当党委书记，你们那个公社的社员奥库涅夫在团区委会。塔莉亚主管政治教育部。在铁路工厂里，你原来的工作由茨维塔耶夫担任了；这个人我不太了解，有时候在省委碰到，看样子，小伙子挺机灵，就是有点自负。你也许还记得安娜·博哈特，她也在索洛缅卡，是区党委的妇女部长。其他人的情况，我已经对你说过了。保夫鲁沙，党把许多人送去学习了。原先那些骨干都在省党政干部学校学习。他们答应明年也把我送去。”

　　直到后半夜，他们才睡觉。早晨，保尔醒来的时候，潘克拉托夫已经不在家，上码头去了。他的姐姐杜霞身体健壮，长得很像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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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梦洁

一面招待保尔吃早点，一面兴致勃勃地向他讲着各种琐事。潘克拉托夫的父亲是轮船上的司机，随船出航了。

　　保尔收拾好东西打算上街，杜霞嘱咐他：“别忘了，我们等您吃午饭。”

　　团省委还跟从前一样热闹。大门总也关不上。走廊上，房间里，人来人往，办公室里不断传出啪嗒啪嗒的打字声。

　　保尔在走廊上站了一会儿，看看能不能碰到熟人，结果一个也没有，于是他走进了书记办公室。团省委书记穿着蓝色斜领衬衫，坐在一张大写字台后面。他匆匆瞥了保尔一眼，又埋头写他的东西了。

　　保尔在他对面坐下来，仔细观察这个接替阿基姆的人。

　　“有什么事？”穿斜领蓝衬衫的书记写完一页纸，在下面打了个句号，然后问保尔。

　　保尔把自己的情况说了一遍。

　　“同志，现在我需要恢复组织关系，回铁路工厂去。请指示下面办一办。”

　　书记往椅背上一仰，踌躇地说：“团籍当然要恢复，这是不成问题的。不过再派你回铁路工厂，就不太好办了。那儿的工作已经有茨韦塔耶夫在做，他是这一届的团省委委员。我们派你到别的地方去吧。”

　　保尔皱了皱眉头。

　　“我到铁路工厂去，并不会妨碍茨韦塔耶夫工作。我是要求到车间去干本行，而不是去当共青团书记。请不要派我做别的工作，因为我现在身体还很弱。”

　　书记同意了，他在一张纸上草草写了几个字。

　　“把这个交给图夫塔同志，他会把这件事办妥的。”

　　登记分配部里，图夫塔正在痛骂一个负责团员登记的助手。他们俩吵得难解难分，保尔听了一会儿，看他们一时吵不完，就打断了正喊得起劲的登记分配部部长，说：“图夫塔，你等一会儿再接着跟他吵吧。这是书记给你的条子，先把我的证件办一办。”

　　图夫塔一会儿看看字条，一会儿看看保尔，看了半天才明白过来。

　　“啊，这么说，你没死！现在怎么办呢？你已经被除名了。

　　是我亲自把卡片寄到团中央的。再说，你也错过了全俄团员登记。根据团中央指示，凡是没有重新登记的，一律取消团籍。所以，你只有一条路好走——重新履行入团手续。”图夫塔用一种没有商量余地的腔调说。

　　保尔皱起了眉头。

　　“你还是那个老样子？年轻轻的小伙子，连档案库的老耗子都不如。图夫塔，你什么时候才能有点长进呢？”

　　图夫塔一下子跳了起来，好像被跳蚤咬了一口。

　　“我的工作我负责，用不着你来教训我。上面发指示，是要我照办，不是要我违抗。你骂我是耗子，我要控告你。”

　　图夫塔一面用这样的话威胁保尔，一面示威似的拿过一堆没有拆开的信件，那副神气表示：用不着再谈下去了。

　　保尔不慌不忙地走到门口，他想起了什么事情，又走回桌旁，拿起放在图夫塔面前的字条。登记分配部部长注意地瞧着保尔。这个长着两只大招风耳朵的年轻小老头，气呼呼地坐着，摆出一副一丝不苟的样子，真是又可气又可笑。

　　“好吧！”保尔用一种讥讽的口吻冷冷地说。“当然，你可以给我扣上‘破坏统计工作’的帽子。不过，我倒要请问你，要是有人事前没向你申请，自己一下子就死了，你有什么高招治他呢？这种事谁都会摊上，说病就病了，说死就死了。关于这方面的条文指示，大概没有吧。”

　　“哈！哈！哈！”图夫塔的助手再也无法保持中立，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

　　图夫塔的铅笔尖一下子折断了。他把铅笔摔到地上，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回击保尔，就有几个人说说笑笑地涌进了房间。其中有奥库涅夫。大家见了面，又是惊又是喜，问长问短，简直没有个完。过了几分钟，又进来一群青年，其中有一个是奥莉加·尤列涅娃。她简直有点不知所措了，惊喜地握住保尔的手，久久不放。

　　后来的人又逼着保尔把他的情况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同志们出自内心的喜悦，真挚的友谊和同情，热烈的握手，亲切而有力的拍肩打背，使他一时忘记了图夫塔。

　　说到最后，保尔把他和图夫塔的谈话告诉了同志们。大家都气愤地嚷了起来。奥莉加狠狠地瞪了图夫塔一眼，到书记办公室去了。

　　“走，找涅日达诺夫书记去！他会叫他开窍的。”奥库涅夫说着，一把搂住保尔的肩膀，和大伙一起跟在奥莉加的后面，找书记去了。

　　“应该把图夫塔撤职，送到潘克拉托夫那儿去，在码头上当一年装卸工。他纯粹是个死抠公文的官僚！”奥莉加忿忿地对书记说。

　　团省委书记宽容地微笑着，倾听着奥库涅夫、奥莉加还有其他同志提出的撤换图夫塔的要求。

　　“恢复柯察金团籍的事，没什么问题，马上就发给他团证。”涅日达诺夫安慰他们说，接着又表示：“我也同意你们的看法，图夫塔是个形式主义者。这是他的主要缺点。不过，也得承认，他那摊子工作搞得相当不错。凡是我工作过的团委机关，统计和报表工作都搞得一塌胡涂，没有一个数字是可靠的。可是咱们这个登记分配部门，统计工作一清二楚。你们自己也知道，图夫塔有时在办公室一直干到半夜。我想，撤换他随时都可以。不过，要是换上一个小伙子，人也许挺痛快，就是对统计工作一窍不通，到那时候，官僚主义倒是没有了，可统计工作也没有了。还是让他干吧。我好好克他一顿。这能管一阵子，以后看情况再说。”

　　“好吧，去他的！”奥库涅夫同意了。“走，保夫鲁沙，咱们到索洛缅卡去。今天我们在俱乐部开积极分子大会。还没有人知道你活着，我要突然宣布：‘现在请柯察金同志讲话！’保尔，你真行，没死就对了。真的，要是你死了，对无产阶级还有什么用处呢？”奥库涅夫开玩笑地结束了他的话，接着就搂住保尔，推着他一起到走廊上去了。

　　“奥莉加，你来吗？”

　　“一定来。”

　　潘克拉托夫一家等保尔吃午饭，没有等着，他直到晚上也没有回去。奥库涅夫把保尔带回自己住处去了。他在苏维埃大楼有一间房子。他倾其所有，款待保尔，然后又拿出一堆报纸和两本厚厚的共青团区委会会议记录，放在保尔面前，说：“这些东西你看看吧。你在家养病，耽误了不少时间。翻翻这些东西，了解一下过去和现在的情况。我晚上回来，咱们一起到俱乐部去。累了，你就躺下睡一会儿。”

　　奥库涅夫把一大沓文件、证明、公函分别塞进几个衣袋里——这位团区委书记根本不用公事包，一直把它扔在床底下——最后，又在房里兜了一个圈子，走出去了。

　　傍晚，他回来的时候，屋里满地都是打开的报纸，床底下的一大堆书也拖了出来，有一部分就放在桌子上。保尔坐在床上，读着中央委员会最近的几封指示信。这些信是他在奥库涅夫的枕头底下翻出来的。

　　“你这个强盗，把我房间弄成什么样子了！”奥库涅夫装作生气的样子喊道。“喂，等一等，你怎么偷看机密文件呢？

　　唉，真是开门揖盗啊！”

　　保尔微笑着把信放在一边。

　　“这正好不是什么机密文件，你当灯罩用的那张才是地地道道的密件呢。它的边都烤焦了，看见没有？”

　　奥库涅夫拿过那张烤焦了边的纸，看了看标题，拍了一下前额，惊叫道：“哎呀，这个鬼玩意儿！我一连找了它三天，连个影子也没有。现在我想起来了，是沃伦采夫前天用它做了灯罩，后来他自己也找得满头大汗。”奥库涅夫小心翼翼地把文件叠起来，塞在褥子下面。“过些时候都会收拾好的。”奥库涅夫自我安慰地说。“现在先吃点东西，再到俱乐部去。保夫鲁沙，坐到桌子这边来吧。”

　　奥库涅夫从衣袋里拿出一条用报纸包着的干鳟鱼，又从另一个衣袋里掏出两块面包。他把桌子上的文件往边上推了推，在空出来的地方铺上一张报纸，然后抓住鱼头，在桌子上摔打起来。

　　乐天派的奥库涅夫坐在桌沿上，起劲地嚼着，有说有笑地把最近的新闻告诉了保尔。

　　奥库涅夫从通勤口把保尔领到了后台。在宽敞的大厅里，靠舞台右侧的钢琴旁边，坐着一群铁路上的共青团员，塔莉亚·拉古京娜和安娜·博哈特跟他们挤在一起。安娜对面的椅子上是沃伦采夫。这位机车库团支部书记微微摇晃着身子，一本正经地坐在那里。他脸色红润，好像八月的苹果，头发和眉毛都是麦黄色的，身上穿着一件十分破旧的褪了色的黑皮夹克。

　　他旁边是茨韦塔耶夫，懒洋洋地用胳膊肘拄在钢琴盖上。

　　茨韦塔耶夫是一个长着栗色头发、嘴唇线条分明的漂亮青年。

　　他的衬衫领子敞开着。

　　奥库涅夫走近这群青年的时候，听到安娜说的最后两句话：“有的人总是千方百计把吸收新团员的工作搞得复杂化，茨韦塔耶夫就是这样。”

　　“共青团可不是随便进出的大杂院。”茨韦塔耶夫固执地用粗鲁而轻慢的语气反驳说。

　　“你们瞧，你们瞧！尼古拉今天容光焕发，多神气，活像一个擦亮的铜茶壶。”塔莉亚一见到奥库涅夫，就大声喊了起来。

　　奥库涅夫被拉进人群，大家七嘴八舌地向他提出了问题：“你到哪儿去了？”

　　“快开会吧。”

　　奥库涅夫伸出一只手，要大家安静下来：“弟兄们，别着急，托卡列夫马上就来，他一到咱们就开会。”

　　“瞧，他来了。”安娜说。

　　果然，区委书记正向他们走来。奥库涅夫快步迎了上去。

　　“走，大叔，到后台去，我让你看一个熟人。你一定会大吃一惊。”

　　“又出了什么新鲜事？”老人咕哝了一句，使劲抽了一口烟。奥库涅夫抓住他的手，把他拖走了。

　　奥库涅夫把手里的铃摇得震天响，连那些最爱说话的人也赶紧闭上了嘴。

　　托卡列夫身后挂着《共产党宣言》的伟大作者的画像，看上去像雄狮。画像周围饰着青松扎成的框子。奥库涅夫宣布开会的时候，托卡列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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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汤

一直注视着站在后台过道上的保尔。

　　“同志们，有一位同志要求在讨论当前团的任务以前，先说几句话，我和托卡列夫都同意，认为应该让他发言。”

　　会场里响起了赞成的喊声。于是奥库涅夫立刻宣布：“现在请保尔·柯察金发言，向大家表示问候！”

　　大厅里一百个人当中，至少有八十个认识保尔，所以当大家熟悉的这个面色苍白的高个子青年出现在舞台上，并且开始讲话的时候，会场里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亲爱的同志们！”

　　保尔的声音是平和的，但是却掩盖不住他内心的激动。

　　“朋友们，我又回到你们中间来了，又回到自己的战斗岗位上来了。回到这里，我感到非常幸福。我在这里看到了许多老朋友。奥库涅夫给我看了一些材料，咱们索洛缅卡区增加了三分之一的新团员，铁路工厂和机车库再也没有人做打火机之类的私活了，已经报废的机车，又从废铁堆里拖了出来，进行彻底修理。这些都表明，我们的国家正在复兴，正在强大起来。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大有可为的。你们说，在这样的时候，我怎么能死呢！”说到这里，保尔脸上现出了幸福的笑容，两眼射出了炯炯的光芒。

　　保尔在一片欢迎声中走下舞台，向安娜和塔莉亚坐的地方走去。他很快和几个人握了手。朋友们挤出一个位子，让他坐下。塔莉亚把手放在保尔手上，紧紧地握着。

　　安娜睁圆了眼睛，睫毛微微颤动着，露出惊喜的神情。

　　日子飞一样的过去了，没有一天是平平淡淡的，每天都有新的内容。保尔早上起来，安排一天的工作，总苦于时间不够用，计划要做的事总有一些做不完。

　　保尔跟奥库涅夫住在一起。他在铁路工厂工作，当电工的助手。

　　保尔同奥库涅夫争论了好久，奥库涅夫才同意他暂时不担任领导工作。

　　“咱们现在人手不够，可你倒想躲到车间去图清闲。你别拿病当借口。我也得过伤寒，好了以后，有一个月的时间是拄着棍子到区委会上班的。我知道你，保尔，根本不是为了这个。你跟我讲实话，到底是什么原因？”奥库涅夫追问保尔。

　　“尼古拉，原因就是我想学习。”

　　奥库涅夫得意地喊了起来：“啊，原来是这样！你想学习，那么照你说，我就不想吗？

　　老兄，你这是个人主义。这就是说，让我们大家都忙得团团转，你却坐着读书。这可不行啊，亲爱的，你明天就到组织部上班去吧。”

　　经过好一番争论，奥库涅夫终于让步了。

　　“好吧，给你两个月的时间，算是对你的特殊照顾。不过，你跟茨韦塔耶夫一定合不来，那个人很自高自大。”

　　对于保尔的回厂，茨韦塔耶夫确实是怀有戒心的。他认为保尔一回来，一定会跟他争夺领导权，于是这个自命不凡的人就准备着进行反击。但是没过几天，他就认识到自己估计错了。当保尔听说厂团委打算叫他参加团委工作的时候，他立即跑到书记办公室，摆出他和奥库涅夫达成的“协议”，说服茨韦塔耶夫把这个问题从议事日程上撤销。在车间团支部，保尔也只负责领导一个政治学习小组，并没有想在支委会担任什么工作。尽管他正式表示不参加领导工作，但是他对工厂团组织的全部工作的影响还是能够感觉得出来的。有好几次，他都以同志的态度，不声不响地帮助茨韦塔耶夫摆脱了困境。

　　有一次，茨韦塔耶夫走进车间，不禁吃了一惊。这个支部的全体团员和三十几个非团青年正在擦洗窗户和机器，刮去多年积在上面的污垢，往外清除废物和垃圾。保尔正用一个大拖布使劲擦着满是油污的水泥地面。

　　“干吗这样下工夫大清扫？”茨韦塔耶夫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这样问保尔。

　　“我们不愿意在肮脏的地方工作。这儿已经有二十年没打扫了。我们要在一周之内让车间焕然一新。”保尔简单地回答他说。

　　茨韦塔耶夫耸了耸肩膀，走开了。

　　这些电气工人并不满足于清扫车间，他们又动手收拾院子。这个大院子很久以来就是个堆垃圾的地方，那里什么东西都有。几百个轮轴、堆积如山的废铁、钢轨、连接板、轴箱等等——成千上万吨钢铁就放在露天里生锈、腐烂。但是，他们的行动后来被厂领导制止了，理由是：“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工作，清理院子先不用着急。”

　　于是他们在自己车间门口用砖铺了一小块平地，上面安了一个刮鞋泥用的铁丝网垫，这才住手。但是车间内部的清扫工作并没有停，晚上下班以后一直在干。一星期后，当总工程师斯特里日来到这里的时候，整个车间已经面目一新了。

　　由于擦掉了多年的油垢，阳光透过带铁栏的大玻璃窗，射进了宽敞的机器房，照得柴油机上的铜件闪闪发亮。机器的大部件都刷上了绿油漆，有人还精心地在轮辐上画了几个黄箭头。

　　“嗯……好……”斯特里日惊奇地说。

　　在车间远处的角落里，有几个人就要干完活了。斯特里日朝他们走去。保尔恰好提了满满一罐调好的油漆迎面走来。

　　“等一等，亲爱的。”总工程师叫住了他。“你们这样做，我倒是很赞赏，不过，是谁给你们的油漆？我规定过，不经我批准，是不许动用油漆的。现在这种材料非常缺。油漆机车的部件，比你们现在做的事情要重要得多。”

　　“油漆是我们从扔掉的空油漆筒里刮下来的。我们刮了两天，攒了二十五六磅。这完全不违反规章制度，总工程师同志。”

　　总工程师又嗯了一声，他已经有些难为情了。

　　“既然这样，你们就干吧。嗯……不过这倒很有意思……你们这种……怎么说好呢？这种搞好车间卫生的主动精神该怎么解释呢？这些活你们不是在业余时间干的吗？”

　　保尔从总工程师的语气里觉察出，他确实是不大理解，便回答说：“当然罗。可您是怎么想的呢？”

　　“是呀，我也是这样想的，不过……”

　　“您的问题就在这个‘不过’上，斯特里日同志。谁跟您说过，布尔什维克会放着垃圾不管呢？您等着瞧吧，我们干的范围还要扩大。那时候会有更多的事情叫您吃惊呢。”

　　保尔小心地不让油漆蹭到总工程师身上，从他身旁绕过，朝门口走去。

　　每天晚上，保尔都到公共图书馆去，待到很晚才走。他和图书馆的三个女馆员都混熟了，便向她们展开宣传攻势，终于取得了她们的同意，可以随意翻阅各种书籍。他把梯子靠在高大的书橱上，一连几小时坐在上面，一本一本翻阅着，寻找有意思的和有用的图书。这里大部分都是旧书。只有一个不大的书橱里放着少量新书。其中有偶然收到的国内战争时期的小册子，有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杰克·伦敦的《铁蹄》［美国作家杰克·伦敦（１８７６—１９１６）的长篇小说，描写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压迫。——译者］，还有几本别的书。在旧书里，保尔找到了一本叫《斯巴达克》［意大利作家拉·乔万尼奥里（１８３８—１９１５）的长篇小说。斯巴达克是公元前７４—前７１年意大利最大规模奴隶起义的领袖。——译者］的小说，他花了两个晚上的时间把它读完，放到另一个书橱里，同高尔基的作品摆在一起。他总是把那些最有意思的和内容相近的书放在一起。

　　他这样做，图书馆那三个馆员从来不过问，她们反正无所谓。

　　一件乍看起来无关紧要的事情，突然打破了共青团组织那种单调的平静。中修车间团支部委员科斯季卡·菲金，一个麻脸、翘鼻子、动作迟缓的小伙子，在给铁板钻孔的时候，弄坏了一个贵重的美国钻头。造成事故的原因是他的极端不负责任，甚至可以说是故意破坏。这件事发生在早上。中修车间工长霍多罗夫让菲金在铁板上钻几个孔。起初他不干，后来工长坚持要他干，他才拿起铁板，开始钻孔。霍多罗夫这个人对别人要求过严，有些吹毛求疵，在车间里大家都不喜欢他。他以前还是个孟什维克，现在什么社会活动也不参加，对共青团员总是侧目而视。但是他精通业务，对本职工作认真负责。他发现菲金没有往钻头上注油，在那里“干钻”，就急忙跑到钻床跟前，把它关了。

　　“你瞎了，还是昨天才来干活？！”他大声责问菲金。他知道这样干下去，钻头非坏不可。

　　但是，菲金反倒骂了工长一顿，并且又开动了钻床。霍多罗夫只好到车间主任那里去告状。菲金想在领导到来之前把一切都弄妥帖，他没有停下机床，就赶紧跑去找注油器。可是等他拿了注油器回来，钻头已经坏了。车间主任打了一份报告，要求把菲金开除出厂。团支部公开袒护他，说这是霍多罗夫打击青年积极分子。车间领导还是坚持要开除他，于是这件事就提到了工厂的团委会上讨论。事情就这样闹开了。

　　团委会的五个委员，有三个主张给菲金申斥处分，并调动他的工作。茨韦塔耶夫就是这三个委员中的一个。另外两个委员干脆认为菲金没有错。

　　团委会是在茨韦塔耶夫的房间里举行的。屋里有一张大桌子，上面铺着红布，还有几个长凳和小方凳，是木工车间的青年自己做的。墙上挂着领袖像，还有一面团旗，挂在桌子后边，占了整整一面墙。

　　茨韦塔耶夫是个“脱产干部”。他本来是个锻工，由于最近四个月表现出来的才干，被提拔担任共青团的领导工作，当上了团区委常委和团省委委员。他原先在机械厂工作，新近才调到铁路工厂来。一到职，他就把权紧紧抓在自己手里。他是一个独断专行的人，一下子就把大伙的积极性压下去了，他什么都一手包办，但是又包办不过来，于是就对其他委员大发脾气，责备他们无所事事。

　　就连这个房间也是在他的亲自监督下布置的。

　　茨韦塔耶夫主持会议，他仰靠在唯一的一把从红色文化室搬来的软椅上。这是一次内部会议。当党小组长霍穆托夫要求发言的时候，外面有人敲了敲扣着的门。茨韦塔耶夫不满意地皱了皱眉头。外面又敲了几下。卡秋莎·泽列诺娃站起来开了门。门外站着的是保尔，卡秋莎让他进来。

　　保尔已经在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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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呀

一只空凳子走过去，茨韦塔耶夫把他叫住：“柯察金！我们现在开的是内部会议。”

　　保尔的脸红了，他慢慢朝桌子转过身来。

　　“我知道。我希望了解一下你们对菲金事件的意见。我想提出一个跟这件事有联系的新问题。怎么，你反对我参加会议吗？”

　　“我并不反对，但是你自己也知道，团委内部会议只有团委委员才能参加，人多了不便于讨论。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坐下吧。”

　　保尔第一次受到这样的侮辱。他的两道眉毛中间现出了一条深深的皱纹。

　　“干吗来这套形式主义呢？”霍穆托夫不以为然地说。但是保尔摆摆手不让他说下去，一面在方凳上坐下来。“我要说的是，”霍穆托夫谈到了正题。“大家对霍多罗夫有看法，这是无可非议的，他确实不合群，不过咱们的纪律也够糟的。要是所有的团员都这么随便弄坏钻头，咱们还拿什么干活？这会给团外青年造成很不好的影响。我认为应该给菲金警告处分。”

　　茨韦塔耶夫没容他说完，就开始反驳。保尔听了大约十分钟，已经了解了团委对菲金事件的态度。快要进行表决的时候，他要求发言。茨韦塔耶夫勉强同意了。

　　“同志们，我想就菲金事件跟你们谈谈我的意见。”

　　出乎他自己的意料，保尔的声音竟是那样严厉。

　　“菲金事件仅仅是一个信号，主要的问题并不在他身上。昨天我搜集了一些数字。”保尔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记事本。

　　“这些数字是考勤员给我的。请你们注意听一听：百分之二十三的共青团员每天上班迟到五分钟到十五分钟。这已经成了常规。百分之十七的共青团员每月照例旷工一天到两天，但是团外青年旷工的却只有百分之十四。数字比鞭子还要厉害。我顺便还记了另外一些数字：党员每月旷工一天的有百分之四，迟到的也是百分之四。非党的成年工人每月旷工一天的占百分之十一，迟到的占百分之十三。损坏工具的有百分之九十是青年工人，其中刚参加工作的是百分之七。从这里可以看出，咱们团员干活远远不如党员和成年工人。不过情况并不是各处都一样。锻工车间就很好，电工车间也还可以，其他车间的情况就大同小异了。依我看，关于纪律问题，霍穆托夫同志只讲了四分之一。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缩小差距，赶上先进。我不想在这里高谈阔论，讲空话，我们必须毫不留情地向不负责任和不守纪律的现象发起进攻。老工人说得很直率：从前我们给老板干活，给资本家干活，干得倒要好些，认真些，现在呢，成了主人，却不像个主人的样子。这过错主要不在菲金或是别的什么人身上，而在咱们这些人身上，因为咱们不仅没有同这种不良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相反，却常常寻找各种借口，袒护像菲金那样的人。

　　“刚才萨莫欣和布特利亚克发言说，菲金是自己人，像大家常说的，是个‘地地道道的自己人’，因为他是积极分子，又担负着社会工作。至于他弄坏了钻头嘛，那有什么了不起的？谁还不弄坏点东西。况且，小伙子是自己人，而霍多罗夫工长却是外人……虽然，从来也没人对他进行过工作……不错，他爱挑剔，可他已经有了三十年的工龄！我们暂且不说他的政治立场，在这件事上，他现在做得对。他这个外人爱护国家财产，而我们却随便糟蹋进口的贵重工具。这样的怪现象，该怎么解释呢？我认为，咱们现在应该打响第一炮，从这里开始，发起进攻。

　　“我建议把菲金作为懒惰成性、工作不负责任、破坏生产的人从共青团里开除出去。要把他的事情登在墙报上，同时，把上面那些数字写在社论里，公布出去，不要怕任何议论。我们是有力量的，我们是有后盾的。共青团的基本群众是优秀的工人。他们当中有六十个人在博亚尔卡筑路工地经受过锻炼，那是一次最好的考验。有他们参加和帮助，我们一定能够消除落后现象。不过，应当永远抛弃现在这样的工作方法。”

　　保尔一向沉静，不爱讲话，这一席话却说得激烈而尖锐。

　　茨韦塔耶夫初次看到保尔的本色。他意识到保尔是正确的，但是，他对保尔怀有戒心，不肯同意保尔的意见。他认为保尔的发言是针对团组织的全盘工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是在破坏他茨韦塔耶夫的威信，所以，他决定进行反击。他指责保尔，头一条就是偏袒孟什维克霍多罗夫。

　　激烈的辩论持续了三个小时。天已经很晚了，会议才得出结果：大家都转而同意保尔的意见，茨韦塔耶夫被大量无情的事实所击败，失去了多数的支持。这时，他竟采取了压制民主的错误行动，在最后表决之前，要保尔离开会场。

　　“好吧，茨韦塔耶夫同志，我就走，不过这并不能给你增添什么光彩。我还是要提醒你，如果你仍然坚持己见，明天我就把这件事提交全体大会讨论。我相信，多数人是不会支持你的。茨韦塔耶夫，你错了。霍穆托夫同志，我认为，你有责任在全体大会召开之前，把这个问题先提到党的会议上去讨论。”

　　茨韦塔耶夫气势汹汹地喊道：“你有什么可吓唬人的？不用你说，我也知道该怎么办，我们还要讨论一下你的所作所为呢。要是你自己不工作，就别妨碍别人。”

　　保尔带上门，用手擦了擦发热的前额，穿过空无一人的办公室，向门口走去。到了外面，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点着烟，朝拔都山上托卡列夫住的那座小房子走去。

　　保尔到托卡列夫家的时候，正赶上他在吃晚饭。

　　“你们那儿有什么新闻？讲给我们听听。达丽亚，给他盛碗饭来。”托卡列夫一面让保尔坐下，一面说。

　　托卡列夫的妻子达丽亚·福米尼什娜和她的丈夫正相反，又高又胖。她把一盘黄米饭放在保尔面前，然后用白围裙揩揩湿润的嘴唇，温厚地说：“吃吧，亲爱的。”

　　以前，当托卡列夫在铁路工厂工作的时候，保尔经常到他家串门，坐到很晚才走。这次回城以后，他还是第一次来看老人。

　　老钳工用心地听着保尔讲的情况。他自己什么也没有说，只是一边忙着用勺吃饭，一边嗯、嗯地答应着。吃完饭，他用手帕擦了擦胡子，又清了清喉咙。

　　“你当然是对的。我们早就该把这件事认真地抓一抓了。

　　铁路工厂是这个区的重点单位，应该从这个厂下手。这么说，你跟茨韦塔耶夫闹翻了？这不好。那个小伙子是很自傲，不过你不是挺会做青年人的工作吗？正好，我要问你，你在铁路工厂干什么工作？”

　　“我在车间。没什么特别的，反正什么都干点。在团支部里领导一个政治学习小组。”

　　“在团委担任什么工作呢？”

　　保尔有点不好开口了。

　　“我身体不太好，还想多学习点东西，这一段没正式担任领导工作。”

　　“你看，问题就出在这儿！”托卡列夫带点责备的口气大声说。“孩子，只有身体不好这一条，还算个理由，要不然真得说你一顿。现在身体怎么样，好点了吗？”

　　“好点了。”

　　“那么这样吧，你马上把工作好好抓起来。别再拖了。站在一边，不伸手就能把事情办好，哪有这样的事！再说，谁都会批评你是逃避责任，你根本就没法辩解。明天你就要纠正过来，至于奥库涅夫，我也得狠狠训他一顿。”托卡列夫结束了他的话，语气里有点不满意。

　　“大叔，你可别怪他，是我自己要求他别给我安排工作的。”保尔这样替奥库涅夫说情。

　　托卡列夫嘲笑地嘘了一声，说：“你要求他，他就答应你，是这样吗？好吧，好吧，对你们这帮共青团员简直没办法……来吧，孩子，你还是照老规矩给我念段报纸吧……我这两只眼睛越来越不中用了。”

　　党委同意了团委大多数人的意见，向党团员提出了重要而艰巨的任务——人人以身作则，模范地遵守劳动纪律。会上，茨韦塔耶夫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开头他还挺着脖子，不肯认错，后来党委书记洛帕欣发了言，这位因为患肺结核而面色苍白的老同志把他问得哑口无言，他才软下来，承认了一半错误。

　　第二天，铁路工厂的墙报上登出几篇文章，吸引了工人们的注意。他们大声地朗读着，热烈地讨论着。晚上，召开了团员大会，出席的人特别多。这些文章成了大家议论的中心。

　　菲金被开除了，团委会增加了一名新委员，由他负责政治教育工作。这个人就是保尔·柯察金。

　　在会上，人们异常肃静，认真地听着省团委书记涅日达诺夫的讲话。他谈到目前的任务，谈到工厂现在进入了新阶段。

　　散会之后，保尔在外面等着茨韦塔耶夫。

　　“咱们一道走吧，有些事要跟你谈谈。”他走到茨韦塔耶夫跟前说。

　　“谈什么？”茨韦塔耶夫闷声闷气地问。

　　保尔挽住他的胳膊，跟他并排走了几步，到一条长凳子跟前站住了。

　　“咱们坐一会儿吧。”保尔首先坐了下来。

　　茨韦塔耶夫的香烟一会儿亮一会儿暗。

　　“茨韦塔耶夫，你说说，干吗你总把我看作眼中钉呢？”

　　他们沉默了好几分钟。

　　“你要谈的原来是这个呀，我还以为是谈工作呢！”茨韦塔耶夫故作惊诧，不自然地说。

　　保尔坚定地把手放在茨韦塔耶夫的膝盖上。

　　“别装糊涂了。只有外交家才来这一套呢。你干脆回答我，为什么我总不合你的心意？”

　　茨韦塔耶夫不耐烦地动了一下身子。

　　“你干吗缠着我？哪有什么眼中钉！是我亲自建议让你担任工作的嘛。你当时拒绝了，现在倒成了我在排挤你。”

　　保尔听出他的话里没有一点诚意，仍然把手放在他的膝盖上，激动地说：“既然你不想说，那我就说。你认为我在挡你的道，认为我想抢你的书记当，是不是？如果你不是这样想的，就不会因为菲金的事吵起来。这种不正常的关系会使咱们的整个工作受到损失。如果只对你我两个人有影响，那就算不了什么，管它呢！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好了。可是明天咱们还要在一起工作，这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你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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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哥哥

我说，咱们之间没有什么根本的利害冲突。你我都是工人。如果你认为咱们的事业高于一切，那就请你把手伸给我，从明天起，咱们做个好朋友。要是你不把那些乌七八糟的念头扔掉，还是一味地闹无原则的纠纷，给事业造成损失，那么，我就要为每一个损失向你展开无情的斗争。这里是我的手，握住它吧，现在这还是你的同志的手。”

　　保尔非常满意地感觉到，茨韦塔耶夫那只骨节粗大的手，放在他的手掌里了。

　　一个星期过去了。正是下班的时间，区党委各个办公室逐渐静下来了。托卡列夫还没打算走，他坐在靠椅上，聚精会神地看着新收到的材料。外面有人敲门。

　　“进来！”托卡列夫应了一声。

　　保尔走了进来，把两张填好的表格放在书记面前。

　　“这是什么？”

　　“大叔，这是我要消灭不负责任的现象。我认为是时候了。如果你同意的话，请你给我支持。”

　　托卡列夫看了看表格的名称，又凝视了这个青年几秒钟，然后默默地拿起钢笔。表格里有一栏要填写保尔·安德列耶维奇·柯察金加入俄国共产党（布）的介绍人的党龄。他用刚劲的笔迹在这一栏里填上了“一九○三年”几个字，又在旁边一丝不苟地签了名。

　　“写好了，孩子。我相信你是永远不会叫我这个满头白发的老头子丢脸的。”

　　屋子里又闷又热，大家只有一个念头：赶快离开这里，到火车站那里的索洛缅卡区林荫路去，在栗子树底下乘凉。

　　“别学了，保尔，我再也受不了啦。”茨韦塔耶夫热得汗流浃背，央求保尔说。卡秋莎和其他人也都附和他。

　　保尔合上书，小组的学习就结束了。

　　正当大家起身要走的时候，墙上那架老式的埃里克松电话机焦躁地响起来。茨韦塔耶夫提高嗓门，竭力压过屋子里的谈话声，同对方交谈着。

　　他挂上听筒，转过身来对保尔说：“车站上有两节专车，是波兰领事馆外交人员的，他们的电灯坏了。列车过一小时开，得把电灯修理好。保尔，你带上工具箱，去一趟吧。任务挺紧急。”

　　两节漆得亮光光的国际客车停在车站的第一站台上。有一节作客厅用的车厢，窗户很大，里面灯火通明，另一节车厢里却是黑洞洞的。

　　保尔走到豪华的客车跟前，抓住扶手，正想走进车厢。

　　突然，有一个人从站房那边快步跑了过来，一把抓住他的肩膀：“公民，您到哪儿去？”

　　这声音挺熟悉。保尔回头一看，来人穿着皮夹克，戴一顶大檐制帽，细长的鼻子，高鼻梁，一副戒备的神态。

　　来人是阿尔秋欣，他这时候认出了保尔，于是，他的手从保尔的肩膀上滑了下来，严厉的神情也消失了，不过目光仍然疑惑地盯着工具箱。

　　“你要上哪儿去？”

　　保尔简短地说明了一下。这时，车厢后面又走出一个人来。

　　“我马上把他们的列车员找来。”

　　保尔跟着列车员走进了作客厅用的车厢，那里坐着几个人，都穿着非常考究的旅行服装。一个女人背朝着门坐在桌子旁，桌上铺着玫瑰花图案的绸台布。保尔进来的时候，她正和站在她对面的高个子军官谈话。保尔一进来，谈话马上就停止了。

　　保尔迅速检查了通到走廊的电线，没有发现什么毛病，就走出车厢，继续检查。那个列车员尾随着保尔，寸步不离。他又肥又壮，脖子粗得像拳击师一样，制服上钉着许多带独头鹰的大铜钮扣。

　　“这儿没毛病，电池也没坏，咱们到那节车厢去吧。毛病大概出在那儿。”

　　列车员拧了一下钥匙，打开了门，他们便走进了黑暗的走廊。保尔用手电筒照着电线，很快就找到了短路的地方。几分钟后，走廊上的第一盏灯亮了，暗淡的灯光照在走廊上。

　　“这间包厢得打开，里面的灯泡烧坏了，要换一换。”保尔对跟着他的人说。

　　“那得把夫人请来，钥匙在她那儿。”列车员不愿意让保尔单独留在这里，就带他一起去了。

　　那女人第一个走进包厢，保尔跟在她后面。列车员站在门口，身子堵住了门。保尔首先看到的是壁网里的两只精致皮箱，一件胡乱扔在沙发上的绸袍，窗旁小桌上的一瓶香水和一个翡翠色的小粉盒。女人在沙发的一角坐下来，一面整理她那淡黄色的头发，一面看着保尔干活。

　　“请夫人准许我离开一会儿，少校老爷要喝冰镇啤酒。”列车员费劲地弯下他那牛脖子，鞠着躬，谄媚地说。

　　女人像唱歌似的拖着长腔，娇声说：“您去吧。”

　　他们说的是波兰话。

　　走廊里的灯光射进来，落在女人的肩上。她穿着巴黎第一流裁缝用最薄的里昂绸精心裁制的连衣裙，肩膀和胳膊都裸露着。耳垂上戴着一颗闪闪发亮的圆钻石。她的脸背着光，保尔只能看见她的肩膀和胳膊，仿佛都是用象牙雕刻出来的。

　　保尔用螺丝刀迅速换好了车顶上的灯头座，不一会儿，包厢里的灯亮了。还需要检查一下另一盏灯，那盏灯正好在那女人坐的沙发上方。保尔走到她跟前，说：“我要检查一下这盏灯。”

　　“啊，真的，我妨碍您工作了。”她讲的是地道的俄语，说着便轻盈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几乎是和保尔并肩站着。现在可以完全看清她了。那熟悉的尖尖的眉毛，那傲慢的紧闭的双唇，一点不错，站在他面前的是涅莉·列辛斯卡娅。这律师的女儿不能不注意到他那惊愕的目光。尽管保尔认出了她，她却没有发觉这个电工就是她那不安生的邻居，四年来，他已经长大了。

　　她轻蔑地皱了皱眉头，作为对他那惊讶表情的回答，然后走到包厢门口，站在那里，不耐烦地用漆皮便鞋的鞋尖敲着地板。保尔动手检查第二盏电灯。他拧下灯泡，对着亮看了看，突然，出乎自己的意料，当然更出乎列辛斯卡娅的意料，脱口用波兰话问她：“维克托也在这儿吗？”

　　保尔讲这话的时候并没有转过身来，他看不见涅莉的脸，不过长时间的沉默说明，她完全不知所措了。

　　“难道您认识他？”

　　“不但认识，而且很熟。我们过去还是邻居呢。”保尔朝她转过身来。

　　“您是保尔，您母亲是……”涅莉突然停住不说了。

　　“是老妈子。”保尔替她把话说完。

　　“您长得多快呀！记得您那时候还是个野孩子。”

　　涅莉放肆地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

　　“您为什么对维克托这么感兴趣呢？我记得，您和他并没有什么交情。”涅莉用她那唱歌似的女高音说，希望这场巧遇能够给她解解闷。

　　螺丝刀迅速地把小螺丝钉拧进墙壁。

　　“维克托有一笔债还没还，您见到他的时候告诉他，我还指望讨回这笔债呢。”

　　“请问，他欠您多少钱，我来代他还。”

　　她十分清楚保尔要讨的是什么“债”。佩特留拉匪兵抓保尔的前后经过，她全知道，但是她想逗弄这个“下人”一番，才这样嘲讽他。

　　保尔故意不理睬她。

　　“告诉我，听说我家的房子给抢得精光，已经快坍了，是真的吗？凉亭和花坛大概也全糟蹋得不像样了吧？”涅莉忧郁地问。

　　“房子现在是我们的，不是你们的了，我们根本不打算毁坏它。”

　　涅莉尖酸地冷笑了一声。

　　“嗬，看来您也受过训啦！不过，这儿是波兰代表团的专车，在这个包厢里我是主人，而您还和从前一样，是个奴才。就连您现在干活，也还是为了我这儿能有灯光，好让我舒舒服服地靠在这张沙发上看小说。过去您母亲给我们洗衣服，您给我们挑水。现在见面的时候，您我的地位仍然和从前一样。”

　　她得意洋洋，满怀恶意地这样说。保尔一面用小刀削电线头，一面带着毫不掩饰的轻蔑神情看着这个波兰女人。

　　“公民女士，单是为了您，我连一颗锈钉子也不会来钉的，不过，既然资产阶级发明了外交官，那我们也就保持着应有的礼仪，我们是不会砍下他们的脑袋的，甚至连粗野一点的话也不说，绝不会像您这样。”

　　涅莉脸红了。

　　“要是你们夺取了华沙，你们会怎样对待我呢？把我剁成肉泥，还是拿我去当你们的小老婆呢？”

　　她站在门口，歪扭着身子，作出妩媚的姿势；她那吸惯了可卡因麻醉剂的鼻子轻佻地翕动着。沙发上方的灯亮了。保尔挺直了身子。

　　“谁要你们？用不着我们的军刀，可卡因就会要你们的命。就你这样的，白给我当老婆，我还不要呢！”

　　他拿起工具箱，两步就迈到了门口。涅莉赶紧闪开，保尔到了走廊尽头，才听见她咬牙切齿地用波兰话骂了一声：“该死的布尔什维克！”

　　第二天晚上，保尔到图书馆去，路上遇见了卡秋莎·泽列诺娃。她紧紧抓住保尔工作服的袖口，挡住他的路，开玩笑地说：“你往哪儿跑，大政治家兼教育家？”

　　“到图书馆去，老大娘，给让条路吧。”保尔也学着她的腔调回答，一面轻轻抓住她的肩膀，小心地把她推到一旁。卡秋莎推开他的手，和他一起并肩走着。

　　“我说，保夫鲁沙！你也不能老是学习呀！……咱们今天参加晚会去吧，你看行不行？大伙今天在济娜·格拉德什家里聚会。姑娘们早就要我把你带去，可你光顾搞政治。你就不兴去玩玩，高兴高兴？要是你今天不看书，脑袋准能轻松点。”卡秋莎一个劲地劝他。

　　“开什么晚会？都干些什么？”

　　卡秋莎学着他的口吻，嘲笑他说：“都干些什么？反正不是祷告上帝，快快乐乐度时光——就干这个呗。你不是会拉手风琴吗？我还没听你拉过呢。你就让我高兴一回吧。济娜的叔叔有架手风琴，可是他拉得不好。姑娘们都愿意跟你接近，可你光知道啃书本，命都不要。

　　我问你，哪本书上写着，说共青团员不应该有一点娱乐？走吧，趁我劝你还没劝腻烦，要不，我就一个月不跟你说话。”

　　卡秋莎这个大眼睛的油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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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翔

是个好同志，挺不错的共青团员，保尔不愿意让她扫兴，因此，虽然感到别扭，还是答应了她的要求。

　　火车司机格拉德什家里热热闹闹地挤满了人。大人为了不妨碍青年人，都到另一个房间里去了。大房间里和通向小花园的走廊上，聚集了十五六个姑娘和小伙子。卡秋莎领着保尔穿过花园踏上走廊的时候，那里已经在玩一种叫做“喂鸽子”的游戏了。走廊正中间，背对背地放着两把椅子。由一个女孩子发令，她喊两个名字，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就出来坐在椅子上。接着她又喊：“喂鸽子！”背对背坐着的年轻人便向后扭过头，嘴唇碰到一起，当众接起吻来。后来又玩“丢戒指”、“邮差送信”，每一种游戏都少不了要接吻。尤其是“邮差送信”，为了避开大家的监视，接吻的地点从明亮的走廊移到临时熄了灯的房间里。要是有谁对这些游戏还不满足，在角落里的一张小圆桌上给他们准备了一套“花弄情”纸牌。保尔旁边的一个名叫穆拉的女孩子，大约有十六岁，用那双蓝眼睛脉脉含情地觑着他，递给他一张纸牌，轻声说：“紫罗兰。”

　　几年以前，保尔见到过这样的晚会，尽管他自己没有玩，可是他并不认为这是什么不正当的娱乐。可是现在，他同小城市的小市民生活永远断绝了关系，在他看来，这种晚会就未免荒唐可笑了。

　　不管怎么说，一张“弄情”牌已经到了他的手里。

　　他看见“紫罗兰”的背后写着：“我很喜欢您。”

　　保尔看了看姑娘。她迎着他的目光，并不感到难为情。

　　“为什么？”

　　问题提得有点不好回答，不过穆拉早就准备好了答案。

　　“蔷薇。”她递给他第二张纸牌。

　　“蔷薇”的背面写着：“您是我的意中人。”保尔面对那个姑娘，尽量使语气温和些，问她：“你为什么要玩这种无聊的玩意儿呢？”

　　穆拉难为情了，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难道您不高兴我的坦率吗？”她撒娇地噘起了嘴唇。

　　保尔没有回答她的问题。不过他很想知道这个同他谈话的姑娘究竟是什么人。于是他提了几个问题，姑娘都很乐意地回答了。几分钟后，他已经了解到一些情况。她在七年制中学上学，父亲是车辆检查员。她早就认得保尔，并且想跟他做朋友。

　　“你姓什么？”保尔又问。

　　“姓沃伦采娃，名字叫穆拉。”

　　“你哥哥是不是机车库的团支部书记？”

　　“是的。”

　　现在保尔弄清楚了他在跟谁打交道。沃伦采夫是区里最积极的共青团员之一，他显然没有关心妹妹的成长，她渐渐变成了一个庸俗的小市民。最近一年来，她像着了迷似的参加女友们家里举行的这类接吻晚会。她在哥哥那里见到过保尔几次。

　　现在，穆拉已经感到她旁边的这个人不赞成她的行为，所以当别人招呼她去“喂鸽子”的时候，她一看到保尔的嘲笑的表情，就坚决拒绝了。他们又坐了一会儿。穆拉把自己的事情讲给他听。这时，卡秋莎走到了他们跟前。

　　“拿来手风琴，你一定拉吗？”她调皮地眯起眼睛，看着穆拉：“怎么，你们已经认识了吧？”

　　保尔叫卡秋莎在身旁坐下，在周围的一片喊声和笑声中对她说：“我不拉了，我跟穆拉马上就离开这儿。”

　　“哎哟！这么说是玩腻了？”卡秋莎意味深长地拉长了声音说。

　　“对，腻了。告诉我，除了你和我，这儿还有别的团员吗？

　　也许只有咱们两个加入了这个鸽子迷的行列吧？”

　　卡秋莎和解地说：“那些无聊的游戏已经停止了。马上就开始跳舞。”

　　保尔站了起来。

　　“好吧，老太婆，你跳吧，我和沃伦采娃还是得走。”

　　一天晚上，安娜·博哈特来找奥库涅夫。屋里只有保尔一个人。

　　“保尔，你挺忙吗？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参加市苏维埃全体会议去？两个人做伴走有意思些，要很晚才能回来呢。”

　　保尔很快就收拾停当了。床头上挂着他的毛瑟枪，这支枪太重了。他从桌子里取出奥库涅夫的勃朗宁手枪，放进口袋里。他给奥库涅夫留了一个字条，把钥匙藏在约定的地方。

　　在会场上他们遇见了潘克拉托夫和奥莉加。大家都坐在一起，会间休息的时候一起在广场上散了一会儿步。不出安娜所料，会议直到深夜才散。

　　“到我那儿去住吧，怎么样？已经很晚了，还要走那么远的路。”奥莉加向安娜建议说。

　　“不，我跟保尔已经约好一起步了。”安娜谢绝了。

　　潘克拉托夫和奥莉加沿着大街向下面走了，保尔他们俩则走上坡路，回索洛缅卡。

　　漆黑的夜，又闷又热。城市已经入睡。参加会议的人们穿过寂静的街道，四散走开，他们的脚步声和谈话声逐渐消失了。保尔和安娜很快走过了市中心的街道。在空旷无人的市场上，巡逻队拦住了他们。验过证件之后，他们继续前行。

　　他们穿过林荫道，走上了一条通过旷场的街道，这条街上没有灯火，也没有行人。往左一拐，就走上了和铁路中心仓库平行的公路。中心仓库是一长排水泥建筑物，阴森森的，让人害怕。安娜不由得胆怯起来。她紧盯着暗处，断断续续地跟保尔谈着话，答非所问。直到弄清楚一个可疑的阴影只不过是根电线杆子的时候，她才笑了起来，并且把刚才的心情告诉了保尔。她挽住他的手臂，肩膀紧靠着他的肩膀，这才安下心来。

　　“我还不到二十三岁，可是神经衰弱得像个老太婆。你也许会把我当成胆小鬼，那可就错了。不过我今天精神特别紧张。现在有你在身边，我就不觉得害怕了，老是这么提心吊胆的，真有点不好意思。”

　　黑夜、荒凉的旷场、会上听到的波多拉区昨天发生的凶杀案，都使她感到恐惧；但是保尔的镇定、他的烟卷头上的火光、被火光照亮的脸庞和他眉宇间刚毅的神情——这一切又把她的恐怖全都驱散了。

　　仓库已经落在身后了。他们走过河上的小桥，沿着车站前的公路向拱道走去；这拱道在铁路的下面，是市区和铁路工厂区交界的地方。

　　车站已经落在右面很远了。一列火车正向机车库后面的死岔线开去。到了这里，差不多就算到家了。拱道上面，在铁路线上，亮着各种颜色的指示灯和信号灯，机车库旁边，一辆调度机车疲倦地喘着气，夜间开回去休息了。

　　拱道入口的上方，有一盏路灯，挂在生锈的铁钩子上。风吹得它轻轻地来回摇晃，昏暗的灯光不时从拱道的这面墙上移到那面墙上。

　　离拱道入口大约十步的地方，紧靠公路，有一所孤零零的小房子。两年以前，一颗重炮弹击中了它，内部全都炸坏了，正面的墙也坍了。现在，它露着巨大的窟窿，好像乞丐站在路边，向行人亮出一副穷相。这时可以看到拱道上面有一列火车开了过去。

　　“咱们总算快到家了。”安娜松了一口气说。

　　保尔想悄悄地抽回他的手，但是安娜不肯放。他们从小破房子旁边走了过去。

　　突然，后面有什么东西冲了过来。传来急速的脚步声，吁吁的喘气声，是有人在追赶他们。

　　保尔急忙往回抽手，但是安娜吓慌了，紧紧抓住不放。等到他终于使劲把手抽出来的时候，已经晚了：他的脖子被铁钳似的手掐住了。接着又被人猛然往旁一搡，他的脸就扭了过来，对着袭击他的人。那人用一只手狠劲扭住他的衣领，勒紧他的咽喉，另一只手拿手枪慢慢画了半个圆圈，对准了他的鼻子。

　　保尔的眼睛像中了魔法一样，极度紧张地跟着手枪转了半个圆圈。现在，死神就从枪口里逼视着他，他没有力量，也没有勇气把眼睛从枪口移开哪怕百分之一秒钟。他等着开枪，但是枪没有响，于是保尔那睁得溜圆的眼睛看见了歹徒的面孔：大脑袋，方下巴，满脸黑胡子，眼睛藏在大帽檐下面，看不清楚。

　　保尔用眼角一扫，看见了安娜惨白的脸。就在这时，一个歹徒正把她往破房子里拽。歹徒扭着她的双手，把她摔倒在地上。保尔看见拱道墙壁上又有一条黑影朝这边奔来。身后的破房子里，正在搏斗。安娜拼命地挣扎着，一顶帽子堵住了她的嘴，从被掐住的脖子里发出的喊叫声中止了。监视着保尔的那个大脑袋歹徒，显然不甘心只做这种兽行的旁观者，他像野兽一样，迫不及待地要把猎物弄到手。他大概是个头子，现在这样的“分工”，他是不能满意的。眼前，他抓在手里的这个少年太嫩了，看样子不过是个机车座的小徒工。

　　这么个毛孩子对他不会有什么危险的。“只消用枪在他脑门上戳几下，让他到旷场那边去——他准会撒腿就跑，一直跑到城里，连头也不敢回。”大脑袋想到这里，松开了手。

　　“赶快滚蛋……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你敢吱一声，就一枪要你的命。”大脑袋用枪筒戳了戳保尔的前额。“快滚！”他嘶哑地低喝了一声，同时把枪口朝下，免得保尔害怕他从背后开枪。

　　保尔连忙往后退，头两步是侧着身子走的，眼睛还盯着大脑袋。歹徒以为他是怕吃子弹，便回身朝那座房子走去。

　　保尔马上把手伸进口袋，心想：“千万慢不得，千万慢不得！”他一个急转身，平举左臂，枪口刚一对准大脑袋歹徒，啪的就是一枪。

　　歹徒懊悔已经来不及了。没等他抬起手来，一颗子弹已经打进了他的腰部。

　　他挨了这一枪，喑哑地叫了一声，身子撞在拱道的墙壁上，他用手抓着墙，慢慢地瘫倒在地上。这时，一条黑影从小房的墙洞里钻出来，溜进了深沟。保尔朝这条黑影放了第二枪。接着，又有一条黑影弯着腰，连跑带跳地向拱道的暗处逃去。保尔又开了一枪。子弹打在水泥墙上，灰土撒落到歹徒身上，他往旁边一闪，在黑暗中消失了。保尔朝黑影逃走的方向又打了三枪，枪声惊动了宁静的黑夜。墙根底下，那个大脑袋歹徒像蛆虫一样，身体一屈一伸，在作垂死的挣扎。

　　安娜吓呆了，她被保尔从地上搀起来，看着躺在那里抽搐的歹徒，不相信自己已经得救了。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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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exun

尔用力把她从明亮的地方拉向暗处，他们转身往城里走，奔向车站。这时候，在拱道旁边，在路基上，已经有了灯光，铁路线上响起了报警的枪声。

　　当他们好不容易走到安娜的住所的时候，拔都山上的雄鸡已经报晓了。安娜斜靠在床上。保尔坐在桌子旁。他抽着烟，聚精会神地凝视着灰色的烟圈袅袅上升……刚才他杀死了一个人，在他一生中，这是第四个了。

　　到底有没有总是表现得完美无缺的勇敢呢？他回想着自己刚才的经历和感受，不得不承认，面对黑色的枪口，在最初几秒钟，他的心确实是凉了。再说，让两个歹徒白白逃走了，难道只是因为他一只眼睛失明和不得不用左手射击吗？

　　不。只有几步远的距离，本来可以打得更准些，但是由于紧张和匆忙才没有命中，而紧张和匆忙无疑是惊慌失措的表现。

　　台灯的光照着他的头，安娜正注视着他，不放过他面部肌肉的每一个动作。不过，他的眼睛是安详的，只有额上那条深深的皱纹说明他在紧张地思索。

　　“你想什么呢，保尔？”

　　他一怔，思绪中断了，像一缕烟从半圆形的灯影里飘了出去。他把临时产生的一个念头说了出来：“我应该到卫戍司令部去一趟，报告事情的经过。”

　　他不顾疲劳，勉强站了起来。

　　安娜真不愿意一个人待在屋里。她拉着保尔的手，好一会儿才放开。她把他送到门口，直到这个现在对她是这样可贵可亲的人在夜色中走出很远，才关上了门。

　　保尔到了卫戍司令部，他们才弄清了铁路警卫队刚才报来的无头案。死尸马上就认出来了：这是警察局里早就挂了号的一个强盗和杀人惯犯——大脑袋菲姆卡。

　　第二天大家都知道了拱道附近发生的事件。这件事使保尔和茨韦塔耶夫之间发生了一场意外的冲突。

　　工作正紧张的时候，茨韦塔耶夫走进车间，把保尔叫到跟前，接着又把他带到走廊上，在僻静的角落里站住了。他很激动，一时不知道话从哪里讲起，最后，才说了这么一句：“你谈谈昨天是怎么回事。”

　　“你不是都知道了吗？”

　　茨韦塔耶夫心神不安地耸了耸肩膀。保尔不知道，昨天夜里的事对茨韦塔耶夫的震动比对别人强烈得多。他也不知道，这个锻工虽然表面上淡漠，实际上对安娜·博哈特却颇为钟情。对安娜有好感的不止茨韦塔耶夫一个，但是他的感情要复杂得多。他刚才从拉古京娜那里听到了拱道附近的事，思想上产生了一个恼人的、无法解决的问题。他不能把这个问题直接向保尔提出来，可是又很想知道答案。他多少也意识到，他的担心是出自一种卑鄙的自私心理，但是，内心矛盾斗争的结果，这次还是一种原始的、兽性的东西占了上风。

　　“保尔，你听我说，”他压低声音说。“咱们俩这次谈话，过后别告诉任何人。我明白，为了不让安娜感到痛苦，你是不会说的，不过，你可以相信我。告诉我，那个歹徒掐住你的时候，另外两个是不是强奸了安娜？”说到这里，茨韦塔耶夫再也不敢正视保尔，忙把目光移向一旁。

　　保尔这才开始模模糊糊地明白了他的意思。“如果茨韦塔耶夫对安娜只是一般的感情，他就不会这么激动。可是，如果他真的爱安娜，那么……”保尔替安娜感到受了侮辱。

　　“你干吗要问这个？”

　　茨韦塔耶夫前言不搭后语地说了些什么，当他觉得人家已经看透了他的心思，就恼羞成怒地说：“你耍什么滑头？我要你回答，可你倒盘问起我来了。”

　　“你爱安娜吗？”

　　一阵沉默。然后茨韦塔耶夫挺费劲地说：“是的。”

　　保尔勉强压住怒火，一转身，头也不回地沿走廊走了。

　　一天晚上，奥库涅夫不好意思地在朋友的床旁边来回踱了一会儿，后来在床沿上坐下来，用手捂住保尔正在读的一本书。

　　“保尔，有件事得跟你说一下。从一方面说，好像是小事一桩，从另一方面说呢，又完全相反。我跟塔莉亚·拉古京娜之间弄得怪不好意思的。你看，一开始，我挺喜欢她，”奥库涅夫抱歉地搔了搔头，但是看到保尔并没有笑他，就鼓起了勇气：“后来塔莉亚对我……也有点那个了。总而言之，我用不着把全盘经过都告诉你，一切都明摆着，不点灯也看得见。昨天我们俩决定尝试一下建立共同生活的幸福。我二十二岁了，我们俩都成年了。我想在平等的基础上跟塔莉亚建立共同生活，你看怎么样？”

　　保尔沉思了一下，说：“尼古拉，我能说什么呢？你们俩都是我的朋友，出身都一样。其他方面也都相同，塔莉亚又是一个再好不过的姑娘……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

　　第二天，保尔把自己的东西搬到机车库的集体宿舍里去了。几天之后，在安娜那里合伙举行了一次不备食物的晚会——庆祝塔莉亚和尼古拉结合的共产主义式的晚会。晚会上大家追述往事，朗诵最动人的作品，一起唱了许多歌曲，而且唱得非常好。战斗的歌声一直传到很远的地方。后来，卡秋莎和穆拉拿来了手风琴，于是整个房间响彻了手风琴奏出的银铃般的乐曲声和浑厚深沉的男低音和声。这天晚上，保尔演奏得十分出色，当大个子潘克拉托夫出人意外地跳起舞来的时候，保尔就更是忘怀一切了。手风琴一改时兴的格调，像燃起一把火一样奏了起来：

　　喂，街坊们，老乡们！

　　坏蛋邓尼金伤心啦，

　　西伯利亚的肃反人员，

　　把高尔察克枪毙啦……

　　手风琴的曲调追忆着往事，把人们带回那战火纷飞的年代，也歌唱今天的友谊、斗争和欢乐。可是，当手风琴转到沃伦采夫手里的时候，这个钳工马上使劲奏出了热烈的“小苹果”舞曲，跟着就有一个人旋风似的跳起舞来，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保尔。他跺着脚，疯狂地跳着，这是他一生中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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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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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境线——就是两根柱子。它们面对面地竖在那里，默默地互相敌视，象征着两个世界。一根柱子刨得很光滑，像警察岗亭那样漆着黑白相间的线条。柱顶上面牢牢地钉着一只独头鹰。这只嗜食兽尸的恶鸟展开双翼，似乎正用利爪抓住这根漆着线条的界桩；同时，它又伸出贪婪的钩嘴，不怀好意地瞪着对面的铁牌。对面六步以外竖着另一根柱子。这是一根削去了皮的粗大圆形柞木柱，深深埋在地里。柱顶上是一块铸着锤子和镰刀的铁牌。虽然这两根界桩都竖在一块平地上，但是两个世界之间却隔着一道万丈深渊，不冒生命危险就想越过这六步的距离是不可能的。

　　这里就是边界线。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这些无声的哨兵，顶着铸有伟大的劳动标志的铁牌，排列成屹立不动的散兵线，从黑海起，经过数千公里，一直伸展到极北地区，伸向北冰洋。苏维埃乌克兰和地主波兰的国界，就从这根钉着一只老鹰的柱子开始。密林深处有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小镇，叫别列兹多夫。小镇离国境线十公里，过国境线便是波兰的科列茨镇。从斯拉武塔镇到阿纳波利镇是边防军某营的防区。

　　这些界桩跨过积雪覆盖的田野，穿越森林中的通道，下到峡谷，又爬上山岗，然后伸向河边，站在高高的河岸上，注视着冰天雪地的异国原野。

　　天非常寒冷。雪在毡靴下面咯吱咯吱作响。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戴着英武的盔形帽，从那个有锤子和镰刀的界桩走起，迈着有力的步伐，在他负责的地段内巡逻。这个魁梧的红军战士穿着灰色的军大衣，戴着绿色领章，脚上穿的是毡靴。大衣外面还披着一件又肥又大的宽领羊皮外套，脑袋包在呢子的盔形帽里，很暖和。手上戴的是羊皮手套。那羊皮外套很长，一直拖到脚跟，即使在严寒的暴风雪天也冻不透。

　　这个红军战士肩膀上背着一支步枪，在巡逻线上走着，皮外套下摆擦着地上的积雪。他津津有味地抽着自己卷的马合烟。

　　在这开阔的平原上，苏维埃边境线上的两个哨兵之间的距离是一公里，彼此可以看见，而在波兰那边是一公里到两公里。

　　一个波兰哨兵正沿着他自己的巡逻线向红军战士迎面走来。他穿着质量低劣的高统军鞋、灰绿色的军服，外面是一件有两排亮纽扣的黑大衣，头上戴着四角军帽，军帽上缀着一只白鹰。呢子肩章上也是鹰，领章上还是鹰，可是这么多鹰并没有使他稍微暖和一些。凛冽的寒气一直钻到了他骨头里面。他搓着麻木的耳朵，一边走，一边用一只脚后跟踢着另一只脚后跟，手上只戴着一双薄薄的手套，手早就冻僵了。

　　这个波兰兵一分钟也不敢站下，一停下，他全身的关节马上就会冻僵。他一刻不停地来回走动，有时还要跑几步。现在，这两个哨兵隔着边界相遇了，波兰兵转过身来，跟红军战士并排走着。

　　边界上是禁止交谈的，但是，四周是一片荒野，只在前面一公里以外才有人影，谁知道这两个人是默默地走着，还是违反了国际法呢？

　　波兰人想抽烟，可是火柴忘在兵营里了。微风故意把马合烟的诱人香味从苏维埃那边吹过来。波兰人不再搓他那冻坏了的耳朵，他回头看了看——说不定班长或者中尉老爷会带领骑兵巡逻队到边境线上来，他们会出人意外地从山岗后面钻出来查岗的。但是现在四周空荡荡的。白雪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芒。空中没有一片雪花。

　　“同志，火柴借我用一用。”波兰兵首先开了口，破坏了公法的神圣性，他讲的是波兰话。他把那支插着刺刀的法国连射步枪往背后一甩，用冻僵了的手指从大衣口袋里吃力地掏出一包廉价烟卷来。

　　红军战士听见了波兰人的请求，但是边防军条令禁止战士跟境外的任何人交谈，而且他又没有完全听懂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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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哥

波兰兵说的话，因此，他继续迈着坚定的步子，走自己的路，他那两只暖和而柔软的毡靴踩着积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布尔什维克同志，借个火点烟，请扔盒火柴过来。”波兰哨兵这一次说的是俄语。

　　红军战士仔细地看了看身旁的这个人，心里想：“看来这位‘先生’连五脏六腑都冻透了。虽说是给资产阶级当兵，他的生活也真够惨的。这么冷的天，穿件又薄又破的外套就给赶出来放哨，看他冻得像兔子一样蹦蹦跳跳，不抽口烟可真不行了。”于是，红军战士连头也没有扭，扔过去一盒火柴。

　　波兰兵接住飞过来的火柴，划了一根又一根，最后总算把烟点着了。那盒火些又以同样的方法飞过了边界，这时，红军战士无意中也破坏了公法：“你留着用吧，我还有。”

　　从边界那边传来了回话：“不，谢谢，为这一小盒火柴，我得蹲两年监狱。”

　　红军战士看了看火柴盒。上面印着一架飞机。飞机头上不是螺旋桨，而是一只强有力的拳头，盒上还写着：“最后通牒”。他想：“是啊，真不假，把这个东西给他可真不行。”

　　波兰士兵继续和红军战士朝一个方向走着。在这空旷无人的原野上，他一个人感到太寂寞了。

　　马鞍有节奏地咯吱咯吱响着，马的脚步又轻快又平稳。黑公马的鼻孔周围挂上了一层白霜。马呼出的白雾消失在空气里。营长骑的那匹花骒马神气地迈着步子，不时把纤细的脖子弯成弧形，玩着辔头。两个骑马的人都穿着灰色军大衣，扎着武装带，袖子上都有三个方形的红色军衔标志。只是营长加夫里洛夫的领章是绿色的，而另一个人的领章是红色的。加夫里洛夫是边防军人。他是这里的“当家人”，他的一营人就在这七十公里的防区内站岗放哨。和他同行的是从别列兹多夫来的客人——普及军训营政委柯察金。

　　夜里下过雪。松软的雪地上，没有蹄印，也没有人迹。这两个骑马的人走出一片小树林，在原野上策马小跑。侧面四十步以外，又是一对界桩。

　　“吁！——”

　　加夫里洛夫勒紧了马缰绳。保尔也拨转马头，看营长为什么停马不前。加夫里洛夫从马鞍上俯下身子，仔细地察看雪地上一排古怪的迹印，好像有人用带齿的轮子在上面滚过似的。这是一只狡猾的小兽留下的，它走的时候后脚踏在前脚的脚印上，还故意绕了许多圈子来弄乱来去的踪迹。这只小兽从什么地方走来的，很难弄明白，但是营长勒住马要察看的并不是野兽的脚印。离这些兽迹两步远的地方，另有一些脚印，已经薄薄地盖上了一层雪。这里有人走过。这个人没有故布疑阵，他是径直朝树林里走去的，脚印清楚地说明他是从波兰过来的。营长又策马前进，循着脚印走到了哨兵巡逻线。在波兰境内十步远的地方，还可以看见这些脚印。

　　“夜里有人越境了。”营长嘴里咕哝着。“这回又是穿过三排的防区，可是他们早晨的报告什么也没讲。他妈的！”加夫里洛夫的小胡子本来就有些花白，再加上他呼气凝成的白霜，现在像镀了银一样，威严地挂在嘴唇上。

　　有两个人正朝骑马的人走来。一个身材矮小，穿着黑色衣服，那把法国刺刀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另一个身材高大，穿着黄色的羊皮外套。花骒马感到主人两腿用力夹它，就跑了起来，很快到了那个人跟前。红军战士整了整肩上的枪带，把烟头吐到雪地上。

　　“同志，您好！您这儿有什么情况吗？”营长一边问，一边把手伸给红军战士。因为这个战士个子很高，营长在马上几乎用不着弯腰。大个子战士急忙从手上扯下手套。营长和哨兵握手问好。

　　波兰哨兵在一旁注视着。两个红军军官（在布尔什维克的军队里袖章上三个小方块可就是少校军衔）同一个普通士兵握手，彼此像亲密的朋友一样。刹那间，他仿佛觉得是他自己在同他的扎克尔热夫斯基少校握手，可是这种想法太荒唐了，他不由自主地回头看了一下。

　　“我刚刚接班，营长同志。”红军战士报告说。

　　“那边的脚印您看见了吗？”

　　“没有，还没看见。”

　　“夜里两点到六点是谁值班？”

　　“苏罗坚科，营长同志。”

　　“好吧，要特别留神。”

　　临走时，他又严肃地提醒战士：“您尽量少跟他们并排走。”

　　当两匹马在边界和别列兹多夫镇之间的大路上小跑的时候，营长说：“在边境上随时都得瞪大眼睛。稍一疏忽，就要后悔。干我们这一行不能睡大觉。白天越境不那么容易，一到夜里，就要十分警惕。柯察金同志，您想想看，我负责的地段有四个村子是跨界的。这儿的工作更困难。无论你布上多少哨兵，一到谁家办喜事或者逢年过节，所有的亲戚就都越过边界，聚在一起。这有什么难的——两边的房子才隔二十步远，那条小河沟连母鸡也能蹚过去。走私的事也是免不了的。当然，这都是小事情。也就是一个老太婆偷偷带过来两瓶四十度波兰香露酒这一类的事，但是也有不少大走私犯，他们的资本和规模是很大的。你知道波兰人都干些什么吗？他们在靠近边界的所有村子里都开设了百货商店：你要买什么，应有尽有。

　　显然，这些商店决不是给他们那些贫苦农民开的。”

　　保尔蛮有兴趣地听营长讲着。边防线上的生活很像是不间断的侦察工作。

　　“加夫里洛夫同志，事情只限于走私吗？”

　　营长闷闷不乐地回答说：“你这可问到点子上了！……”

　　别列兹多夫是一座小镇。这个偏僻的角落从前是指定准许犹太人居住的。二三百座小破房子乱七八糟地挤在一起。有一个挺大的集市广场，市场中心是二十来家小店铺。广场上到处是污泥和粪便。小镇周围是农民的住宅。在犹太人聚居的地区，有一座古老的犹太教堂，坐落在通往屠宰场的路旁。

　　这座破旧的建筑物，如今已呈现出一片凄凉景象。每到礼拜六，虽然还不至于冷落到门可罗雀的地步，但是光景毕竟不如从前，祭司的生活也完全不像他所希望的那样了。看来一九一七年发生的事情的确非常不妙，因为甚至在这个穷乡僻壤，青年人对祭司也没有起码的尊敬了。不错，那些老年人还没有“破戒”，可是有那么多小孩已经吃起亵渎神明的猪肉香肠来了！呸，连想一想都怪恶心的！一头猪正起劲地拱着粪堆找吃的，气得祭司博鲁赫走上去踹了它一脚。还有，别列兹多夫成了区的中心，这也叫祭司老大不高兴。鬼知道从哪儿跑来这么多共产党员，他们越闹越凶，一天比一天让人不痛快。昨天，他看见神甫家的大门上又挂出了一块新牌子：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别列兹多夫区委员会这块牌子决不是什么好兆头。祭司边走边想心事，不知不觉到了他的教堂跟前，没想到教堂门上竟贴出了一张小小的布告，上面写着：今日在俱乐部召开劳动青年群众大会。苏维埃执委会主席利西岑和区团委代理书记柯察金同志做报告。会后由九年制学校学生演出歌舞。

　　祭司发疯似的把布告从门上撕下来。

　　“哼，真的干起来啦！”

　　神甫家的大花园从两面合抱着镇上的正教小教堂，花园里有一座宽敞的老式房子。空荡荡的房间里散发着霉味，从前神甫和他的妻子就住在这里，他们像这房子一样老朽而且空虚，彼此早就嫌弃了。新主人一搬进这所房子，空虚寂寞就一扫而光。那间大客厅，虔诚的主人过去只是在宗教节日里才用来接待客人，现在却经常挤得满满的。神甫的府第成了别列兹多夫区党委会的所在地。进前门往右拐有一个小房间，门上写着几个粉笔字：“共青团区委会”。保尔每天在这里花去他的一部分时间，他除了担任第二军训营的政委以外，还兼任刚成立的共青团区委会的代理书记。

　　自从他们在安娜那里为奥库涅夫结婚举行庆祝晚会以来，到现在已经过去八个月了，但是想起来就好像是不久以前的事。保尔把一大堆公文推到一旁，靠在椅背上沉思起来……

　　房子里静悄悄的。夜深了，党委会的人都走了。区党委书记特罗菲莫夫刚才也走了，他是最后一个离开的。现在房子里只剩下保尔一个人。窗户上满是寒气凝成的奇异的霜花。

　　桌上摆着一盏煤油灯，炉子烧得很旺。保尔回想起不久以前的事情。八月间，铁路工厂团委委派他为团组织的负责人，随同抢修列车到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去。直到深秋，这一百五十人的抢修队从一个车站到另一个车站，医治战争造成的创伤，清除毁坏的车辆。他们还经过锡涅利尼科沃到波洛吉这一段路线。这一带从前是马赫诺匪帮猖獗的地方，到处都有破坏和劫掠的痕迹。在古利亚伊——波列，他们花费一个星期的时间修复了石头筑成的水塔，用铁皮修补好炸坏的贮水箱。保尔是个电工，并不懂钳工技术，也没有干过这种活，但是他亲手用扳手拧紧的锈螺丝帽就不止上千个。

　　秋末冬初，列车把他们送回了工厂，大家欢迎这一百五十人返回车间……

　　在安娜房间里又常常可以看到保尔了。他额上的那条皱纹舒展开了，还时常可以听到他那富有感染力的笑声。

　　满身油污的弟兄们又可以在小组会上听到他讲过去的斗争故事了。他讲敢于造反的、被奴役的、衣衫褴褛的俄罗斯农民怎样试图推翻沙皇的宝座，讲斯捷潘·拉辛［拉辛（１６７１年卒），１６６７—１６７１年俄国农民起义领袖。——译者］和布加乔夫［布加乔夫（约１７４２—１７７５），１７７３—１７７５年俄国最大一次农民起义领袖。——译者］的起义。

　　有一天晚上，安娜那里又聚集了许多年轻人，保尔出人意外地戒掉了一种多年养成的不良嗜好。他几乎从小就抽烟，那天他却斩钉截铁地宣布：“我决不再抽烟了。”

　　这件事发生得很突然。开头有人说，习惯比人厉害，养成了就改不掉，抽烟就是个例子。这话引起了争论。保尔并没有参加争论，可是塔莉亚硬把他卷进来，要他谈谈自己的看法。他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了：“人应该支配习惯，而决不能让习惯支配人。不然的话，岂不要得出十分荒唐的结论吗？”

　　茨韦塔耶夫在角落里喊了起来：“话倒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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