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第二部 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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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进，左边有空位子。”

　　丽达从一排排椅子中间穿过去，看见一个空座位，坐了下来。代表会议就要结束了。丽达注意地听着主席的讲话。这个人的声音她听起来很耳熟。

　　“同志们，出席全俄代表大会各代表团首席代表会议的代表，以及出席代表团会议的代表，已经选举完毕。现在离开会还有两个小时。请允许我再次核对一下已经报到的代表名单。”

　　丽达认出这个人是阿基姆，他正匆忙地念着代表名单。

　　每叫一个名字，就有一只手拿着红色或者白色代表证举起来。

　　丽达聚精会神地听着。

　　一个熟悉的名字传进了她的耳朵：“潘克拉托夫。”

　　丽达回头朝举手的地方看去，那里坐着一排排代表，却看不到码头工人那熟悉的面孔。名单念得很快，她又听到一个熟悉的名字——奥库涅夫，接着又是一个——扎尔基。

　　丽达看见了扎尔基。他就坐在附近，在她的斜对面。那不就是他的侧影吗，已经不大能认出来了……是他，是伊万。

　　丽达已经好几年没有见到他了。

　　名单迅速地往下念。突然，她听到一个名字，不由得哆嗦了一下：“柯察金。”

　　前面很远的地方举起一只手。随后又放下了。说来奇怪，丽达竟迫不及待地想看看那个和她的亡友同姓的人。她目不转睛地盯着刚才举手的地方，但是所有的头看上去全都一样。

　　丽达站起来，顺着靠墙的通道向前排走去。这时候，阿基姆已经念完了名单，马上响起一阵挪动椅子的声音，代表们大声说起话来，青年人发出爽朗的笑声，于是阿基姆竭力盖过大厅里的嘈杂声，喊道：“大家不要迟到！……大剧院，七点！……”

　　大厅门口很拥挤。

　　丽达明白，她不可能在拥挤的人流中找到刚才名单中念到的熟人。唯一的办法是盯住阿基姆，再通过他找到其他人。

　　她让最后一批代表从身边走过，自己朝阿基姆走去。

　　突然，她听到身后有人说：“怎么样，柯察金，咱们也走吧，老弟。”

　　接着，一个那么熟悉、那么难忘的声音回答说：“走吧。”

　　丽达急忙回过头来，只见面前站着一个高大而微黑的青年，穿着草绿色军便服和蓝色马裤，腰上系一条高加索窄皮带。

　　丽达睁圆了眼睛看着他，直到一双手热情地抱住她，颤抖的声音轻轻地叫了一声“丽达”，她才明白，这真是保尔·柯察金。

　　“你还活着？”

　　这句问话说明了一切。原来她一直不知道他死去的消息是误传。

　　大厅里的人全走光了。从敞开的窗户里传来了本市的交通要道——特维尔大街的喧闹声。时钟响亮地敲了六下，可是他俩都觉得见面才几分钟。钟声催促他们到大剧院去。当他们沿着宽阔的阶梯向大门走去的时候，她又仔细看了看保尔。他现在比她高出半个头，还是从前的模样，只是更加英武，更加沉着了。

　　“你看，我还没问你在哪儿工作呢。”

　　“我现在是共青团专区委员会书记，或者像杜巴瓦所说的，当‘机关老爷’了。”说着，保尔微微笑了一下。

　　“你见过他吗？”

　　“见过，不过那次见面留下的印象很不愉快。”

　　他们走上了大街。街上，汽车鸣着喇叭疾驰而过，喧嚷的行人来来往往。他俩一直走到大剧院，路上几乎没有说话，心中想着同一件事情。剧院周围人山人海，狂热而固执的人群一次又一次向剧院石砌的大厦涌过去，一心想冲进红军战士把守的入口。但是，铁面无私的卫兵只放代表进去。代表们骄傲地举着证件，从警戒线穿过去。

　　剧院周围的人海里全是共青团员。他们没有列席证，但是都千方百计想参加代表大会的开幕式。有些小伙子挺机灵，混在代表群里朝前挤，手里也拿着红纸片，冒充证件。他们有时竟混到了会场门口，个别人甚至钻进了大门，但是他们马上被引导来宾和代表进入会场的值班中央委员或纠察队长抓住，给赶出门来，这使得那些混不进去的“无证代表”大为高兴。

　　想参加开幕式的人很多，剧院连二十分之一也容纳不下。

　　丽达和保尔费了很大的劲，才挤到会场门口。代表们乘坐电车、汽车陆续来到会场。门口挤得水泄不通。红军战士——他们也是共青团员——渐渐招架不住了，他们被挤得紧紧贴在墙上，门前喊声响成一片：“挤呀！鲍曼学院的小伙子们，挤呀！”

　　“挤呀，老弟，咱们要胜利了！”

　　“把恰普林和萨沙·科萨列夫［恰普林（１９０２—１９３８）和科萨列夫（１９０３—１９３９）当时先后担任共青团中央总书记的职务。——译者］叫来，他们会放我们进去的！”

　　“加——油——啊！”

　　一个戴青年共产国际徽章的小伙子，灵活得像条泥鳅，随着保尔和丽达挤进了大门。他躲过纠察队长，飞速跑进休息室，一转眼就钻进代表群中不见了。

　　“咱们就坐在这儿吧。”他们走进正厅后，丽达指着后排的位子说。

　　他们在角落里坐了下来。丽达看了看手表。

　　“离开会还有四十分钟，你给我讲讲杜巴瓦和安娜的情况吧。”丽达说。保尔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她有点不好意思。

　　“我不久前去参加全乌克兰代表会议，顺便去看望了他们。跟安娜见了几次面，跟杜巴瓦只见了一次，这一次还不如不见的好。”

　　“为什么？”

　　保尔不做声。他右眼的眉梢微微颤动了一下。丽达知道为什么会有这动作，这是他激动的信号。

　　“你说说吧，我什么都不知道。”

　　“丽达，我本不想现在说这件事，可你非要我说，我只好服从了。他们的关系是当着我的面彻底破裂的，依我看，安娜是别无选择。他们积累了那么多矛盾，一刀两断是唯一的出路。感情破裂的根源是他们在党内问题上的分歧。杜巴瓦始终是个反对派。我在哈尔科夫听人说起他在基辅的发言，他是和舒姆斯基一起去基辅的。”

　　“什么，难道舒姆斯基是托洛茨基分子？”

　　“是的，他曾经是，现在离开了他们。我跟扎尔基找他谈了很久。现在他已经站到咱们这边来了。而对杜巴瓦，这话却无论如何不能说。杜巴瓦是越陷越深。咱们还是回过头来先讲安娜吧。她把什么都告诉我了。杜巴瓦搞反党活动是一头扎进去就出不来。安娜没少受他的气，比方说，他奚落她：‘你是党的一匹小灰马，主人指东你走东，主人指西你走西。’还有比这更难听的。几次冲突过后，他们就成了陌路人。安娜提出分手，杜巴瓦显然不愿意失去她，他保证，今后他们之间不会再有磨擦，请她不要离开他，要帮助他渡过难关。安娜同意了。有一段时间她似乎觉得，一切都会好起来。她没有再听到他恶语伤人，她给他讲道理，他也不做声，不再反驳。安娜相信，他在认真检讨过去的立场。

　　“她从扎尔基那里听说，杜巴瓦在共产主义大学也不再捣乱，跟扎尔基的个人关系也能做到和睦相处。不久前安娜在单位感到不大舒服（她已怀孕），回家休息，关上门后，便躺下了。她和杜巴瓦住的是套间，两个房间有门相通，不过两人讲好把门钉死了。

　　“不一会儿杜巴瓦带了一大帮同志到家里来，结果安娜无意中成了一个有组织的托派小组会议的见证人。她听到的那一大堆东西，连做梦都梦不到。而且，为了迎接全乌克兰共青团代表会议，他们还印刷了一份宣言之类的东西，准备藏在衣襟下，偷偷散发给代表们。安娜这才猛然清醒：杜巴瓦原来是在耍手腕。

　　“等大家走后，安娜把杜巴瓦叫到自己房间，要求他解释刚才发生的一切。

　　“我正好那一天到达哈尔科夫，参加代表会议，在中央委员会遇见了基辅的代表。

　　“塔莉亚给了我安娜的地址，她住得很近，我决定午饭前去看望她，因为在她工作的党中央妇女部我们没能找到她，她在那里担任指导员的职务。

　　“塔莉亚和其他几位同志也答应去看她。你瞧，不早不晚，我到的时候，正好赶上这坎儿了。”

　　保尔苦笑了一下。

　　丽达听着，微微皱起眉头，两只胳膊拄在座位的天鹅绒把手上。保尔不再出声。他望着丽达，回想她以前在基辅时的模样，又同眼前的她比较，再次意识到她已长成了一个体态健美的、迷人的青年女性。她身上那件终年不变的军便服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简朴但缝制得很精致的蓝色连衣裙。她的手指抓住他的手，轻轻拽了一下，要他继续说下去。

　　“我听着呢，保尔。”

　　保尔接着往下说，也抓住了她的手指，不再松开。

　　“安娜见到我，掩饰不住心里的喜悦。杜巴瓦则是冷冰冰的。原来他已经知道我同反对派作斗争的情况。

　　“这次见面有点不伦不类。我似乎要充当一个法官之类的角色。安娜不住嘴地讲，杜巴瓦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支接着一支抽烟，显然，他又烦躁，又生气。

　　“‘你瞧，保夫鲁沙，他不单欺骗我，还欺骗党。他组织什么地下小组，还在那儿煽风点火，当着我的面却说洗手不干了。他在共产主义大学公开承认代表会议的决议是正确的。他自称是个“正派人”，可同时又在瞒天过海，耍阴谋。今天的事，我要写信报告省监察委员会。’安娜气愤地说。

　　“杜巴瓦很不满意，嘟嘟哝哝说：“‘有什么了不起？走吧，去汇报吧。这种党，连老婆都当特务，偷听丈夫的谈话，你以为我很乐意当这个党的党员！’“这种话对安娜来说当然太过分了。她喊了起来，叫杜巴瓦走开。他出去以后，我对安娜说，让我找他谈一谈。安娜说这是白费劲。不过我还是去了。我想我和他曾经是好朋友，他还不是不可救药。

　　“我到了他房间。他躺在床上，马上堵我的嘴，说：“‘你别来说服教育，我对这一套腻烦透了。’“可我还是得说。

　　“我想起了过去的事，说：“‘从我们以前犯的错误中。你什么教训也没有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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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翔

？杜巴瓦，你记不记得，小资产阶级意识是怎么把我们推上反对党的道路的？’“你猜他怎么回答我？他说：“‘那个时候，保尔，我和你都是工人，没什么顾虑，心里想什么，嘴上说什么，而我们想的东西并没有什么错。实行新经济政策前是真正的革命。现在呢，是一种半资产阶级革命。发新经济政策财的人个个脑满肠肥，绫罗绸缎身上挂，可国内的失业人员多得不可胜数。我们政府和党的上层人士也在靠新经济政策发迹。还跟那些女资本家勾搭上了，整个政策的目标都是发展资本主义。讲到无产阶级专政那就羞羞答答，对农民则采取自由主义态度，培植富农，用不多久，富农就会在农村当家作主。你等着瞧吧，再过五六年，苏维埃政权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被人埋葬掉，跟法国热月政变之后的情形一样。新经济政策的暴发户们将成为新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部长，而你我这样的人，要是还敢啰嗦，连脑袋也会给他们揪下来。一句话，这么走下去，死路一条。’“看到了吧，丽达，杜巴瓦拿不出任何新鲜货色，还是托洛茨基派的陈词滥调。我跟他谈了很久。

　　“最后我明白了，跟他争辩无异对牛弹琴。依我看，杜巴瓦是拽不回来了。为了跟他谈话，我开会都迟到了。

　　“临别的时候，他大概是要‘抬举’我一下，说：“‘保尔，我知道你还没有僵化，没有成为因为怕丢官才投赞成票的官僚。不过，你是那种眼睛里除了红旗之外什么也看不见的人。’“晚上，基辅的代表都到安娜家来聚会。其中有扎尔基和舒姆斯基。安娜已经去过省监察委员会，我们都认为她做得对。我在哈尔科夫待了八天，同安娜在中央委员会见过几次面。她搬了家。我听塔莉亚说，安娜打算流产。跟杜巴瓦分手的事，看来已无可挽回。塔莉亚在哈尔科夫又留了几天，帮她办这件事。

　　“我们动身去莫斯科那天，扎尔基听人说，党的三人小组给了杜巴瓦严厉申斥加警告的处分。共产主义大学的党委也同意这个决定。离最高处分只差一步，这样，杜巴瓦总算没被清除出党。”

　　会场里渐渐拥挤起来，人群还在不断往里涌，周围是一片谈话声、笑声。巨大的剧场正在接待这世所罕见的、充满活力的人流，这些年轻的布尔什维克是如此热情奔放，如此乐观，如此勇往直前，犹如从山上奔腾而下的急流。

　　嘈杂声越来越大了。保尔似乎觉得，丽达并不在听他说话。他刚一住嘴，丽达随即说：“杜巴瓦的事，我想咱们今天就说这些吧。干吗把余下的时间都花费在这上面呢！这儿这么明亮，生活气息这么浓……”

　　丽达朝他身边挪了挪身子，他们挨得更近了，说起话来都不大方便。为了声音小些，她朝他探过身去。

　　“有一个问题，我想要你回答我。”丽达说。“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但是我想你会告诉我的：当初你为什么要中断咱们的学习和咱们的友谊呢？”

　　虽然保尔刚一跟她见面，就预料到她会提这个问题，现在他还是感到很尴尬。他们的目光相遇了，保尔看出：她是知道原因的。

　　“丽达，我想你是完全清楚的。这是三年前的事了，现在我只能责备当时的保尔。总的说来，保尔一生中犯过不少大大小小的错误，你现在问的就是其中的一个。”

　　丽达微微一笑。

　　“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场白。但是我想听到的是答案。”

　　保尔低声说下去：“这件事不能完全怪我，‘牛虻’和他的革命浪漫主义也有责任。有一些书塑造了革命者的鲜明形象，他们英勇无畏，刚毅坚强，彻底献身于革命事业，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产生了做这样的人的愿望。对你的感情，我就是照‘牛虻’的方式处理的。这样做，我现在感到很可笑，不过更多的是遗憾。”

　　“这么说。现在你对‘牛虻’的评价改变了？”

　　“不，丽达，基本上没有改变！我否定的只是毫无必要地以苦行考验意志的悲剧成分。至于‘牛虻’的主要方面，那我是肯定的，我赞成他的勇敢，他的非凡的毅力，赞成他这种类型的人，能够忍受巨大的痛苦而不在任何人面前流露。我赞成这种革命者的典型，对他来说，个人的一切同集体事业相比较，是微不足道的。”

　　“保尔，这番话三年以前就应该说，可是直到现在才说，只有使人感到遗憾了。”丽达面带笑容，若有所思地说。

　　“丽达，你说使人遗憾，是不是因为我永远只能是你的同志，而不能成为更近的人呢？”

　　“不是，保尔，你本来是可以成为更近的人的。”

　　“那么还来得及补救。”

　　“有点晚了，牛虻同志。”

　　丽达微笑着说了这句笑话，接着她解释说：“我现在已经有了个小女孩。她有个父亲，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三个生活得很和美，现在是三位一体，密不可分。”

　　她用手指轻轻触了一下保尔的手，表示对他的关切。但是她马上就明白了，这个动作是多余的。是的，这三年来，他不只是在体格方面成长了。丽达知道他现在很难过——这从他的眼睛里可以看得出来，但是他毫不做作地、诚挚地说：“不管怎么样，我得到的东西还是要多得多，刚才失去的东西是没法同它相比的。”

　　保尔和丽达站了起来。应该坐到离台近一些的地方去了。

　　他们朝乌克兰代表团座席走去。乐队奏起了乐曲。巨大的横幅标语鲜红似火，闪光的大字似乎在呼喊：“未来是属于我们的”。楼上楼下的几千个座位和包厢已经坐满了人。这几千个人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强大的变压器——这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原动力。宏伟的剧院接待了伟大的工人阶级的青年近卫军的精华。几千双眼睛凝视着沉重的帷幕的上方，每双眼睛都是亮晶晶的，反映出“未来是属于我们的”几个闪光的大字。

　　人们仍在不断涌进会场。再过几分钟，沉重的天鹅绒帷幕就要慢慢拉开，全俄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恰普林在这无比庄严的时刻，也会暂时失去平静，他将激动地宣布：“全俄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六次代表大会现在开幕。”

　　保尔从来没有这样鲜明、这样深刻地感受到革命的伟大和威力，他感到有一种难以言喻的骄傲和前所未有的喜悦。这是生活给他的，是生活把他这个战士和建设者送到这里来，参加这个布尔什维主义青年近卫军的胜利大会的。

　　大会每天从清晨开到深夜，占去了与会者的全部时间。保尔只是在最后一次会议上才又见到了丽达。她正和一群乌克兰代表在一起［作者手稿中此处还有一段文字，描写共青团员在丽达的哥哥家开晚会的情景。丽达在晚会上说：“朋友们，我深深相信，不出几年，共青团会从自己的队伍里推出几位大作家，他们将通过艺术的形象讲述我们英勇的过去，讲述我们同样光荣的现在，谁知道，说不定在座的诸位中就会有人用锋利的笔触，把我们这些人也挖苦一番呢……”——编者］。丽达对他说：“明天大会闭幕以后，我马上就要回去。不知道临别的时候，还能不能再谈一次。所以我今天把过去的两本日记找了出来，还写了一封短信，准备留给你。你看完了，把日记给我寄回来。这些东西会把我没向你说的事情全告诉你。”

　　保尔握了握她的手，目不转睛地看了她一会儿，好像要把她的面容铭记在心里。

　　第二天，他们如约在大门口见面。丽达交给他一个包和一封封好的信。周围人很多，因此他们告别的时候很拘谨，保尔只是在她那湿润的眼睛里看到了深切的温情和淡淡的忧伤。

　　一天以后，列车载着他们朝不同的方向走了。

　　乌克兰代表分坐在几节车厢里。保尔和基辅小组在一起。

　　晚上，大家全睡了，奥库涅夫也在旁边的铺位上发出了轻轻的鼾声。保尔移近灯光，打开那封信：

　　保夫鲁沙，亲爱的！

　　这些话我本来可以当面告诉你，不过还是写下来更好一些。我只有一个希望，就是我和你在大会开幕那天谈的事，不要在你生活里留下痛苦的回忆。我知道你很坚强，所以我相信你说的话。我对生活的看法并不太拘泥于形式。在私人关系上，有的时候，当然非常少见，如果确实出于不平常的、深沉的感情，是可以有例外的。你就可以得到这种例外，不过，我还是打消了偿还我们青春宿债的念头。我觉得，那样做不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愉快。保尔，你对自己不要那样苛刻。我们的生活里不仅有斗争，而且有美好感情带来的欢乐。

　　至于你生活的其他方面，就是说，对你生活的主要内容，我是完全放心的。紧握你的双手。

　　丽达。

　　保尔沉思着，把信撕成碎片，然后两手伸出窗外，任凭风把纸片吹走。

　　第二天早晨，保尔读完两本日记，把它们包起捆好。到了哈尔科夫，奥库涅夫、潘克拉托夫、保尔和另外一些乌克兰代表都下了车。奥库涅夫要把住在安娜那里的塔莉亚接走。

　　潘克拉托夫当选为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有事要办。保尔决定顺便看看扎尔基和安娜，然后同奥库涅夫他们一起到基辅去。他到车站邮局给丽达寄日记本，耽搁了一会儿，出来的时候朋友们已经全走了。

　　他坐电车到了安娜和杜巴瓦的住所。保尔走上二楼，敲了敲左面的门——安娜就住在这里。里面没有人应声。时间还很早，安娜不会这么早就去上班。保尔想：“她也许还没醒。”

　　这时隔壁的门打开了，睡眼矇眬的杜巴瓦走了出来，站在门口。他脸色灰暗，眼圈发青，身上散发着刺鼻的洋葱味，保尔那敏锐的嗅觉还闻到了他嘴里喷出来的隔夜的酒气。从半开的房门里，保尔看见床上躺着一个胖女人，确切些说，是看到这女人的肩膀和一条光着的肥腿。

　　杜巴瓦注意到了他的目光，用脚一踹，把门关上了。

　　“你怎么，是来找安娜·博哈特同志的吗？”他眼睛看着墙角，用沙哑的声音问。“她已经不在这儿了。你难道不知道吗？”

　　保尔沉着脸，仔细地打量着他。

　　“我不知道。她搬到哪儿去了？”

　　杜巴瓦突然大发脾气。

　　“这个我管不着。”他打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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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嗝，又压住火气，不怀好意地说：“你是来安慰她的吧？好啊，来得正是时候。位子已经腾出来了，行动起来吧。你肯定不会碰钉子。她跟我提过好几次，说她挺喜欢你，或者像娘们的另一种说法……抓住机会吧，那你们精神和肉体就都一致起来了。”

　　保尔感到两颊发烧。他竭力克制自己，轻声说：“德米特里，你怎么堕落到这种地步！没想到你会变得这么无赖。过去你是个不错的小伙子嘛。你为什么要堕落下去呢？”

　　杜巴瓦把身子靠在墙上。看样子他光脚站在水泥地上有点冷，所以把身子蜷缩起来。房门打开了。一个睡眼惺忪、两腮浮肿的女人探出头来，说：“我的小猫，进来吧，在那儿站着干什么？……”

　　杜巴瓦没让她说完，猛地把门关上，用身子顶住。

　　“真是个好的开端……”保尔说。“你把什么人领到房里来了！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

　　杜巴瓦显然不愿意再谈下去，他大声喊道：“连我该跟什么人睡觉也要你们下指示吗！这些说教我早就听够了！你从哪儿来的，滚回哪儿去吧！去告诉大家，就说我杜巴瓦现在又喝酒，又嫖女人！”

　　保尔走到他跟前，激动地说：“德米特里，把这个女人撵走，我想最后再跟你谈一次……”

　　杜巴瓦把脸一沉，转身走进了房间。

　　“呸，这个坏蛋！”保尔低声骂了一句，慢慢走下楼去。

　　两年过去了。无情的时光一天天、一月月流逝着，而生活，飞速前进而又丰富多彩的生活，总是给这些表面似乎单调的日子带来新的内容，每天都和前一天不一样。一亿六千万伟大的人民，开天辟地第一次成为自己辽阔土地和无穷宝藏的主人，他们英勇地、紧张地劳动着，重建被战争破坏了的经济。国家在日益巩固，在积聚力量。不久前不少工厂还废置着，没有一点生气，一片荒凉，可是现在烟囱全都冒烟了。

　　保尔觉得，这两年过得飞快，简直是不知不觉地过去的。

　　他不会从容不迫地过日子，早晨不会懒洋洋地打着哈欠迎接黎明，晚上也不会十点钟准时就寝。他总是急急忙忙地生活，不仅自己急急忙忙，而且还催促别人。

　　他舍不得在睡眠上多花时间。深夜还经常可以看到他的窗户亮着灯光，屋子里有几个人在埋头读书。这是他们在学习。两年里他学完了《资本论》第三卷，弄清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精巧结构。

　　有一天，拉兹瓦利欣突然来到保尔工作的那个专区。省委派他来，建议让他担任一个区的共青团区委书记。保尔当时出差在外。在保尔缺席的情况下，常委会把拉兹瓦利欣派到一个区里。保尔回来后，知道了这件事，但是什么也没有说。

　　一个月过去了。保尔到拉兹瓦利欣那个区视察工作。他发现的问题虽然不多，但是其中已经有这样一些情况：拉兹瓦利欣酗酒，拉拢一帮阿谀奉承的人，排挤好同志。保尔把这些事情提到常委会上讨论。当大家一致主张给拉兹瓦利欣严厉申斥处分的时候，保尔出人意料地说：“应该永远开除，不许重新入团。”

　　大家都很吃惊，感到这样处分过重，但是保尔坚持说：“一定要开除这个坏蛋。对这个堕落的少爷学生，我们已经给过他重新做人的机会，他纯粹是混进团里的异己分子。”

　　保尔把在别列兹多夫发生的事讲了一遍。

　　“我对柯察金的指摘提出强烈抗议。他这是报私仇，谁都可以捏造罪名陷害我。让柯察金拿出真凭实据来。我也会给他编几条，说他搞过走私活动——凭这个就把他开除吗？不行，得让他拿出证据来！”拉兹瓦利欣大喊大叫。

　　“你等着吧，会给你证据的。”保尔对他说。

　　拉兹瓦利欣出去了。半小时后保尔说服了大家，常委会通过决议：“将异己分子拉兹瓦利欣开除出团。”

　　入夏以后，朋友们一个个都去休假了。身体不好的都到海滨去。一到这个时候，休养成了大家热切盼望的事，保尔忙着给同志们张罗疗养证，申请补助，打发他们去休息。同志们走的时候，脸色苍白，神情倦怠，但是都很高兴。他们留下的工作全压在保尔肩上，他就全力以赴地工作，像一匹驯顺的马拉着重载爬坡一样。这些同志晒得黑黑的回来了，个个精神饱满，精力充沛。于是，另一批同志又疗养去了。整个夏天总有人外出，可是生活是不会在原地踏步的，生活要前进，保尔也就没有一天能够离开他的岗位。

　　年年夏天都是这样过的。

　　保尔不喜欢秋天和冬天，因为这两个季节给他肉体上造成很多痛苦。

　　今年，他特别焦急地盼望夏天快到。精力一年不如一年了，即使只向自己承认这一点，也使他感到非常难过。现在只有两条出路：要么承认自己经受不了紧张工作带来的种种困难，承认自己是个残废；要么坚守岗位，直到完全不能工作为止。他选择了后一条。

　　有一回，专区党委常委会开会的时候，专区卫生处长巴尔捷利克，一个做过地下工作的老医生，凑到保尔跟前，说：“保尔，你的气色很不好。到医务委员会检查过吗？身体怎么样？大概没去过吧？我记不清了。反正你得检查一下，亲爱的朋友。星期四来吧，下午来。”

　　保尔有事脱不开身，没有到医务委员会去。可是巴尔捷利克并没有忘记他，亲自把他拉到自己那里。医生给保尔仔细检查了身体，巴尔捷利克也以神经病理学家的身份参加了。

　　检查之后，写了如下处理意见：医务委员会认为柯察金同志必须立即停止工作，去克里木长期疗养，并进一步认真治疗，否则难免发生严重后果。

　　处理意见的前面，用拉丁文写了一长串病名。从这些病名中，保尔了解到的只是：他的主要灾难不在腿上，而是中枢神经系统受到严重损伤。

　　巴尔捷利克把医务委员会的决定送交常委会批准，没有一个人反对立即解除保尔的工作，但是保尔自己提议，等共青团专区委员会组织部长斯比特涅夫休假回来之后他再离开。保尔怕丢下专区团委的工作没有人负责。这个要求虽然遭到巴尔捷利克的反对，大家还是同意了。

　　再有三个星期，他就可以去度他一生中的第一次休假了。

　　抽屉里放着到叶夫帕托里亚去的疗养证。

　　保尔这些日子工作抓得更紧了。他召开了专区团委全体会议，为了能够放心离开，他竭力在走之前把工作安排妥当。

　　就在他要去休养，要去看他一生中从未见过的大海的前夕，他遇到了一件十分荒唐而可憎的事，这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的。

　　下班以后，保尔来到党委宣传鼓动部办公室，坐在书架后面敞开窗户的窗台上，等着开宣传工作会议。他进来的时候，办公室里没有人。过了一会儿，进来几个人。保尔在书架后面，看不见他们，但是从说话声音里听出有法伊洛。法伊洛是专区国民经济处处长，高高的个子，一副军人派头，长得很漂亮。保尔不止一次听说他爱喝酒，见到好看点的姑娘就纠缠。

　　法伊洛过去打过游击，一有机会就眉飞色舞地吹嘘，说他每天都砍下十个马赫诺匪帮的脑袋。保尔非常厌恶他。有一回，一个女团员找到保尔，大哭一场，说法伊洛答应同她结婚，可是同居了一个星期以后就抛弃了她，现在见面连招呼都不打。监察委员会调查这件事的时候，那个姑娘拿不出证据，法伊洛蒙混过了关。可是保尔相信她说的是实话。保尔留心听进屋的人说话，他们不知道他在里面，其中一个人说：“喂，法伊洛，你的事情怎么样？又搞了点新名堂没有？”

　　问话的是格里博夫，法伊洛的朋友，跟他是一路货。格里博夫浅薄无知，是个大笨蛋，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也当上了宣传员，而且很爱摆出一副宣传家的架势，不管什么场合，一有机会就显示一番。

　　“你给我道喜吧，昨天我把科罗塔耶娃搞到手了。你还说成不了事呢。不，老弟，要是我盯上了哪个娘们，你就放心吧，我准能……”法伊洛接着说了一句不堪入耳的脏话。

　　保尔感到神经一阵震颤——这是他极端愤怒的征兆。科罗塔耶娃是专区党委的妇女部长。她和保尔是同时调到这里来的。共事期间他们成了好朋友。她是个大家都愿意接近的党员，对每一个妇女，对每一个向她求助或请教的人，她都热情接待，体贴关怀。科罗塔耶娃受到专区委员会工作人员的普遍尊敬。她还没有结婚。法伊洛讲的无疑就是她。

　　“法伊洛，你没撒谎吗？她可不像是那种人。”

　　“我撒谎？你把我当什么人了？比她强的我也搞到过。这得有本事。一个娘们一个样，要用不同手段来对付。有的当天就能弄到手，这样的当然是不值钱的货。有的得追上一个月。要紧的是要会打攻心战。干什么都有一套专门的办法。老弟，这可是一门高深的学问！我在这方面是个专家。哈——哈——哈——哈……”

　　法伊洛自鸣得意，兴奋得连气都喘不过来了。一小群听众怂恿他往下讲，他们迫不及待地想知道细节。

　　保尔站起身来，攥紧了拳头，他觉得心在急剧地跳动。

　　“像科罗塔耶娃这样的女人，你想碰运气，轻而易举就搞到手，那是白日做梦，可是把她放过去，我又不甘心，何况我跟格里博夫还打了一箱葡萄酒的赌。于是我就开始运用战术。假装顺便走进她屋里，去了一回，又一回。一看，不行，她尽给我白眼。外面对我有不少流言蜚语，说不定已经传到她耳朵里去了……一句话，侧击是失败了。于是我就迂回，迂回。哈——哈！……你明白吗，我跟她说，我打过仗，杀过不少人，到处流浪，吃足了苦头，可是连个可心的女人都没给自己找到。现在我的日子就像一只孤苦伶仃的狗，没人体贴我，没人问寒问暖……我就这么胡诌瞎编，一个劲地诉苦。

　　一句话，抓住她的弱点进攻。我在她身上可下了不少功夫。有一阵子我想，见他妈的鬼去吧，演这种滑稽戏，不干了！但是事关原则呀，为了原则，我不能放过她……最后总算弄到手了。老天不负苦心人——没想到我碰上的不是个婆娘，竟是个黄花闺女。哈——哈！……嘿，太有意思了！”

　　法伊洛还在把他的下流故事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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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山游客

下去。

　　保尔不记得是怎么一下子冲到法伊洛跟前的。

　　“畜生！”他大喝一声。

　　“你骂谁？偷听别人的谈话，你才是畜生！”

　　保尔大概又说了句什么，法伊洛伸手揪住他的前襟：“你竟敢这样侮辱我？！”

　　说着，他就给了保尔一拳。他是喝醉了的。

　　保尔操起一张柞木凳子，一下就把法伊洛打倒在地。保尔衣袋里没有带枪，法伊洛才算拣了一条命。

　　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荒唐事：在预定动身去克里木的那天，保尔不得不出席党的法庭。

　　党组织的全体成员都到市剧院来了。宣传鼓动部里发生的事件使与会者很愤慨，审判发展成为一场关于生活道德问题的激烈辩论。日常生活准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党的伦理道德等问题成了辩论的中心，审理的案件反而退居次要的地位。这个案件只是一个信号。法伊洛在法庭上非常放肆，他厚颜无耻地摆出一副笑脸，说什么这个案件人民法院会审理清楚的，柯察金打破他的头，应该判处强制劳动。向他提出的问题，他一概拒绝回答。

　　“怎么，你们想拿我这件事当做谈笑的资料吗？对不起。你们愿意给我加什么罪名就加吧。至于那帮娘们对我有那么大的火，道理很简单，那是因为平时我根本不答理她们。那件事不过是小事一桩，连个鸡蛋壳都不值。要是在一九一八年，我会按自己的办法跟柯察金这个疯子算帐的。现在没有我，你们也可以处理。”法伊洛说罢，扬长而去。

　　当主席要保尔谈谈冲突经过的时候，他讲得很平静，但是可以感觉得出来，他是在竭力克制自己。

　　“大家在这里议论的这件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我没能控制住自己。以前我做工作，用拳头用得多，动脑子动得少，不过这样的时候早就过去了。这次又出了岔子，在我清醒过来之前，法伊洛的脑袋已经挨了一下子。最近几年，这是我仅有的一次暴露出游击作风。说实在的，虽然他挨打是罪有应得，但我谴责自己的这种举动。法伊洛这种人是我们共产党的生活中的一个丑恶现象。我不明白，一个革命者、共产党员，怎么可以同时又是一个下流的畜生和恶棍，我永远也不能同这种现象妥协。这次事件迫使我们讨论生活道德问题，这是整个事件中唯一的积极方面。”

　　参加会议的党员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把法伊洛开除出党。格里博夫由于提供假证词，受到警告和严厉申斥处分。其余参加那次谈话的人都承认了错误，受到了批评。

　　卫生处长巴尔捷利克介绍了保尔的神经状况。党的检察员建议给保尔申斥处分，由于大会的强烈反对，他撤回了这个建议。保尔被宣布无罪。

　　几天以后，列车把保尔载往哈尔科夫。经他再三请求，专区党委同意把他的组织关系转到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由那里分配工作。他拿到一个不坏的鉴定，就动身了。阿基姆是中央委员会书记之一。保尔去见他，把全部情况向他做了汇报。

　　阿基姆看了鉴定，见到在“对党无限忠诚”后面写着：“具有党员应有的毅力，只是在极少的情况下表现暴躁，不能自持，其原因是神经系统受过严重损伤”。

　　“保夫鲁沙，在这份很好的鉴定上，到底还是给你写上了这么一条。你别放在心上，神经很健全的人，有时也难免发生这类事情。到南方去吧，恢复恢复精力。等你回来的时候，咱们再研究你到什么地方去工作。”

　　阿基姆紧紧握住了保尔的手。

　　保尔到了中央委员会的“公社战士”疗养院。花园里有玫瑰花坛，银光闪耀的喷水池，爬满葡萄藤的建筑物。疗养员穿着白色疗养服或者游泳衣。一个年轻的女医生登记了他的姓名，把他领到拐角上的一座房子里。房间很宽敞，床上铺着洁白耀眼的床单，到处一尘不染，寂静异常。保尔到浴室洗去旅途的劳顿，换了衣服，径直朝海滨跑去。

　　眼前是深蓝色的大海，它庄严而宁静，像光滑的大理石一样，伸向目力所及的远方，消失在一片淡蓝色的轻烟之中；熔化了的太阳照在海面上，反射出一片火焰般的金光。远处，透过晨雾，隐约显现出群山的轮廓。他深深地吸着爽心清肺的海风，眼睛凝视着伟大而安宁的沧海，久久不愿移开。

　　懒洋洋的波浪亲昵地爬到脚下，舐着海岸金色的沙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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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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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委员会“公社战士”疗养院的旁边，是中心医院的大花园。疗养院的人从海滨回来，都从这座花园经过。花园的一堵灰色石头砌的高墙附近，长着枝叶茂盛的法国梧桐，保尔喜欢在这里的树荫下休息。这个地方很少有人来。从这里可以观看花园林荫道和小径上络绎不绝的行人；晚上，又可以远远避开大疗养区恼人的喧闹，在这里静听音乐。

　　今天，保尔又躲到这个角落里来了。他舒适地在一张藤摇椅上躺下，海水浴和日光浴使他疲乏了，他打起瞌睡来。一条厚毛巾和一本没有看完的富尔曼诺夫的小说《叛乱》，放在旁边的摇椅上。到疗养院的最初几天，他仍然处在神经过敏的紧张状态中，头疼的症状始终没有消失。教授们一直在研究他那复杂而罕见的病情。一次又一次的叩诊、听诊，使他感到又腻烦，又疲劳。责任医生是一个大家都愿意接近的女党员，姓耶路撒冷奇克，这个姓很怪。她总要费很大劲，才能找到她的这个病人，然后又耐着性子劝他一起去找这位专家或者那位专家。

　　“说实在的，这一套真叫我烦透了。”保尔说。“同样的问题，一天得回答他们五遍。什么您的祖母是不是疯子啊，什么您的曾祖父得没得过风湿病啊，鬼才知道他得过什么病，我压根儿就没见过他。而且，他们每个人都想叫我承认得过淋病，或者别的什么更糟糕的病。老实说，为了这个我真想敲敲他们的秃脑袋。还是让我休息一会儿吧！要是这一个半月老这么把我研究来研究去，我就要变成一个社会危害分子了。”

　　耶路撒冷奇克总是笑着，用玩笑回答他，过不了几分钟，她已经挽着他的胳膊，一路上说着有趣的事，把他领到外科医生那里去了。

　　今天看样子不会检查了。离吃午饭还有一个小时。保尔在矇眬的睡意中听到了脚步声。他没有睁开眼睛，心想：“也许以为我睡着了，就会走开的。”但是，希望落空了，摇椅嘎吱响了一声，有人坐了下来。飘过来一股清淡的香气，说明坐在旁边的是个女人。保尔睁开眼睛。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耀眼的白色连衣裙，两条晒得黝黑的腿和两只穿着羊皮便鞋的脚，然后是留着男孩发式的头，两只大眼睛，一排细小的牙齿。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对不起，我大概打搅您了吧？”

　　保尔没有做声。这可有点不礼貌，不过他还是希望这个女人会走开。

　　“这是您的书吗？”

　　她翻弄着《叛乱》。

　　“是我的……”

　　又是一阵沉默。

　　“同志，请问您是‘公社战士’疗养院的吗？”

　　保尔不耐烦地扭了一下。“打哪儿冒出来这么个人？这算什么休息？说不定马上还要问我得的是什么病呢。算了，我还是走吧。”于是他生硬地回答：“不是。”

　　“可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您。”

　　保尔已经抬起身子，背后忽然传来一个女人的响亮的声音。

　　“你怎么钻到这儿来了，朵拉？”

　　一个晒得黝黑、体态丰满的金发女人，穿着疗养院的浴衣，在摇椅边上坐了下来。她瞥了保尔一眼。

　　“同志，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您。您是不是在哈尔科夫工作？”

　　“是的，是在哈尔科夫。”

　　“做什么工作？”

　　保尔决心结束这场没完没了的谈话，便回答说：“掏茅房的！”

　　她们听了哈哈大笑，保尔不由得哆嗦了一下。

　　“同志，您这种态度，恐怕不能说很有礼貌吧。”

　　他们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哈尔科夫市党委常委朵拉·罗德金娜后来不止一次回忆起他们结识时的可笑情景。

　　一天午饭后，保尔到海洋疗养院的花园去看歌舞演出，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了扎尔基。说来也怪，使他们相逢的竟是一场狐步舞。

　　一个肥胖的歌女，狂荡地打着手势，唱完了一支《良夜销魂曲》。随后，一男一女跳上了舞台。男的头上戴一顶红色圆筒高帽，半裸着身体，胯骨周围系着五颜六色的扣带，上身却穿着白得刺眼的胸衣，还扎着领带。一句话，装的是野蛮人，看起来却不伦不类。那女的长相倒不错，身上挂着许多布条。他们刚出场，一群站在疗养员的安乐椅和躺床后面的新经济政策暴发户，就伸出他们的牛脖子，齐声喝彩。这一对宝贝在他们的喝彩声中，扭动屁股，踏着碎步，在舞台上跳起了狐步舞。简直难以想象还有比这更加令人作呕的场面了。戴着傻瓜圆筒帽的胖汉子和那个女人，紧紧贴在一起，扭来扭去，做出各种下流猥亵的姿势。保尔身后，一个肥猪似的大胖子乐得呼哧呼哧直喘气。保尔刚要转身走开，紧靠舞台的前排有一个人站了起来，愤怒地喊道：“够了，别卖淫了！见鬼去吧！”

　　保尔认出这个人是扎尔基。

　　钢琴伴奏中断了，小提琴尖叫了一声，不再响了。台上的一对男女停止了扭摆。暴发户们从椅子后面发出一片嘘声，气势汹汹地指责方才喊叫的人：“把一出好戏给搅黄了，真他妈的不像话！”

　　“整个欧洲都在跳啊！”

　　“简直岂有此理！”

　　这时候，在“公社战士”疗养院来的一群观众里，共青团切列波韦茨县委书记谢廖沙·日巴诺夫把四个手指夹进嘴里，打了一个绿林好汉式的唿哨，别的人也群起响应。于是，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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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那一对宝贝像被风刮走似的不见了。报幕的小丑像一个机灵的堂倌，跑出来向观众宣布，他们的歌舞班子马上就走。

　　“一条大道朝天，夹起尾巴滚蛋，要是爷爷问你，就说到莫斯科看看！”一个穿疗养衣的小伙子，在一片哄笑声中这样喊着，把报幕人送下了舞台。

　　保尔跑到前排，找到了扎尔基。他们在保尔房间里坐了很久。扎尔基在一个专区的党委会负责宣传鼓动工作。

　　“告诉你，我已经结婚了。很快就要抱孩子了。”扎尔基说。

　　“是吗，你爱人是谁？”保尔惊奇地问。

　　扎尔基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相片给保尔看。

　　“还认得出来吗？”

　　这是他和安娜·博哈特的合影。

　　“那杜巴瓦哪儿去了呢？”保尔更加惊讶了，又问。

　　“上莫斯科了。被开除出党以后，他就离开了共产主义大学，现在在莫斯科高等技校学习。听说他恢复了党籍。白搭！这个人是不可救药了……你知道潘克拉托夫在哪儿吗？他现在当了造船厂副厂长。其他人的情况我就不太清楚了，大家都不通音信。咱们分散在各地，能够碰到一起，谈谈过去的事，真叫人高兴。”扎尔基说。

　　朵拉走进保尔的房间，同她一起进来的还有几个人。一个高个子的坦波夫人关上了门。朵拉看了看扎尔基胸前的勋章，问保尔：“你的这位同志是党员吗？他在哪儿工作？”

　　保尔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把扎尔基的情况简单地介绍了一下。

　　“那就让他留下吧。刚才从莫斯科来了几位同志。他们要给咱们讲一讲党内最近的一些情况。我们决定在你屋里开个会，算是个内部会议吧。”朵拉解释说。

　　在场的人，除了保尔和扎尔基之外，几乎全是老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市监委委员巴尔塔绍夫，矮墩墩的个子，五十上下年纪，过去在乌拉尔地区当翻砂工人，他先发言，声音不大：“是的，有事实为证，出了新的反对派，我们原先就有预感，果然发生了。新反对派的领袖人物，除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有一个，不是别人，正是托洛茨基。他们狼狈为奸，相互打气。如今这个各色反对派拼凑起来的大杂烩开始行动了。”

　　坦波夫来的检察员插进来说：“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我就对同志们说过：‘你们记住我的话吧，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早晚要同托洛茨基结亲。’当时，季诺维也夫带着一帮列宁格勒代表一个劲儿反对代表大会，托洛茨基一声不吭，净在一边看热闹，心里则在寻思：‘你们这帮狗崽子，因为‘十月革命的教训’一直在攻击我，要把我置之死地，如今自己滑进了同一个泥坑。’有人不同意我的看法，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多年来都在跟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在各个转折关头都谴责托洛茨基主义是党内异己派别，他们决不会背叛布尔什维主义，决不会听命于他们长期激烈批判过的人。

　　“结果怎么样呢？昨天的敌人、思想上的对头今天成了朋友，因为他们都在不择手段地反对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同谁联合都行，牺牲自己的全部原则、放弃原先的立场也行。这些原则和立场如今在他们眼里粪土不如。同托洛茨基结盟会使他们过去布尔什维克的称号蒙上耻辱，可这算得了什么呢？

　　这个无原则的联盟很像一九一二年的八月联盟。不论是现在还是那个时候，挥舞指挥棒的都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次的表演，其卑鄙程度不亚于他们在十月武装起义前的畏缩。这号人，”坦波夫人瞥了一眼在座的女同胞朵拉，咽回去一句骂娘话。“呸，差点没说出脏话来！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我还真没见过。”坦波夫人结束了他的发言。

　　“一切迹象表明，最近期间这个联合的反对派就会向党发动进攻。这些不断冒出来的小集团干的就是一件事——制造混乱，破坏党的统一。我不明白，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把它们彻底了结。我们太放任太宽容他们了。依我看，应该把这些职业的捣乱分子和反对派一个一个通通清除出党。我们在跟这些反党分子的斗争上浪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朵拉激烈地说。

　　老人梅伊兹然默默地听完大家的发言，接着说：“朋友们，我们不能再耽搁，要赶紧回去。疗养院多住两天少住两天无所谓，在这样紧要的关头，我们必须坚守各自的岗位。我明天就动身。”

　　在保尔房间集会之后三天，疗养员都走光了。保尔也提前出了院。

　　保尔在团中央没有耽搁很久。他被派到一个工业专区去，担任共青团专区委员会书记。一个星期后，城里的共青团积极分子就听到了他的第一次讲话。

　　深秋的一天，保尔和两名工作人员乘专区党委会的汽车到离城很远的一个区去，汽车掉进路边的壕沟里，翻了车。

　　车上的人都受了重伤。保尔的右膝盖压坏了。几天以后，他被送到哈尔科夫外科学院。几个医生会诊，检查了他红肿的膝盖，看了爱克斯光片，主张立即动手术。

　　保尔同意了。

　　“那么就明天早晨做吧。”主持会诊的胖教授最后这样说，接着就起身走了。其他医生也都跟着走了出去。

　　一间明亮的单人小病室，一尘不染，散发着保尔久已淡忘的那种医院特有的气味。他向四周看了看。一只铺着白台布的床头柜，一张白凳子，这就是全部家具。

　　护理员送来了晚饭。

　　保尔谢绝了。他半躺在床上写信。伤腿疼得很厉害，影响思考，也不想吃东西。

　　写完第四封信的时候，病室的门轻轻地打开了。保尔看见一个穿白大褂、戴白帽的年轻女人走到他床前。

　　在薄暮中，保尔依稀看到她那两道描得细细的眉毛和一对似乎是黑色的大眼睛。她一手提着皮包，一手拿着纸和铅笔。

　　“我是您这个病室的责任医生，”她说。“今天我值班。现在我向您提一些问题，您呢，不管愿意不愿意，要把您的全部情况都告诉我。”

　　女医生亲切地笑了笑。这一笑，减轻了“审问”的不快。

　　保尔整整讲了一个小时，不仅讲了自己的情况，而且连祖宗三代都讲到了。

　　手术室里，几个人戴着大口罩。

　　镀镍的手术器械闪着银光，狭长的手术台下面放着一个大盆。保尔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教授已经快洗完手了。手术前的准备工作正在保尔身后紧张地进行着。保尔回头看了一下，护士在安放手术刀、镊子。责任医生巴扎诺娃给他解开腿上的绷带，轻声对他说：“柯察金同志，别往那边看，看了对神经有刺激。”

　　“您说的是谁的神经，大夫？”保尔不以为然地笑了笑。

　　几分钟以后，保尔的脸给蒙上了厚实的面罩，教授对他说：“不要紧张，现在就给您施行氯仿麻醉。请您深呼吸，用鼻子吸气，数数吧。”

　　面罩下传出了低沉而平静的声音：“好的，我保不住会说出不干不净的话来，那就事先请你们原谅了。”

　　教授忍不住笑了。

　　几滴氯仿麻醉剂，散发着一股令人窒息的难闻气味。

　　保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开始数起数来，努力把数字说得清楚些。他的生活悲剧就这样揭开了第一幕。

　　阿尔焦姆差点把信封撕成两半。他打开信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心情忐忑不安。眼睛一看到信的开头，他就急忙一口气读了下去：

　　阿尔焦姆！咱们很少通信。一年一次，最多也就是两次吧！但是，次数多少有什么关系呢？你来信说，为了同老根一刀两断，你已经转到卡扎京的机车库工作，带着全家离开了舍佩托夫卡。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说的老根就是斯捷莎和她一家的那种小私有者的落后心理，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改造斯捷莎这一类人是困难的，我担心你未必做得到。你说“上了年纪，学习有困难”，可是你学得并不坏嘛。让你脱产专做市苏维埃主席的工作，你坚决不干，这是不对的。你不是为夺取政权战斗过吗？那你就应该掌握政权。你应该明天就接手市苏维埃的工作，干起来。

　　现在谈谈我自己。我的情况有点不妙。经常住院，开了两次刀，流了不少血，体力也有很大消耗，而且谁也不告诉我，什么时候是个头。

　　我离开了工作，给自己找到了一种新的职业——当病号。

　　我忍受着种种痛苦，而结果呢，是右膝关节不能活动了，身上添了好几个刀口；另外，医生最近发现，我的脊梁骨七年前受过暗伤。现在他们说，这个伤可能要我付出极高的代价。

　　我准备忍受一切，只要能重新归队就行。

　　对我的生活来说，没有比掉队更可怕的事情了。我甚至连想都不敢想。正因为这样，我才承受一切，只是一直不见起色，相反，阴云越聚越浓。第一次手术过后，我刚能走动，就恢复了工作，但是很快又被送进了医院。刚才我拿到了叶夫帕托里亚的迈纳克疗养院的入院证，明天就动身。别难过，阿尔焦姆，要我进棺材并不那么容易。我的生命力顶三个人不成问题。咱们还能干一阵呢，哥哥！你要注意身体，别再一下扛十普特了。不然，以后党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给你修理。

　　岁月给我们经验，学习给我们知识，而得到这一切，并不是为了到一个又一个医院去做客。握你的手。

　　保尔·柯察金

　　就在阿尔焦姆皱着两道浓眉，阅读弟弟来信的时候，保尔正在医院和巴扎诺娃告别。她把手伸给他，问：“您明天就动身到克里木去吗？今天您打算在哪儿过呢？”

　　保尔回答：“朵拉同志马上就来。今天白天和晚上我都在她家里，明天一早她送我上火车。”

　　巴扎诺娃认识朵拉，因为她常来看保尔。

　　“柯察金同志，咱们说过，您临走之前要同我父亲见一面，您还记得吗？我已经把您的病情详细地告诉他了。我很想让他给您检查一下。今天晚上就可以。”

　　保尔立即同意了。

　　当天晚上，巴扎诺娃把保尔领到她父亲宽敞的工作室里。

　　这位著名的外科专家给保尔做了详细检查。巴扎诺娃也在场，她从医院拿来了爱克斯光片和全部化验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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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大

谈话中间，她父亲用拉丁语说了很长一段话，她听了之后，脸色顿时变得煞白，这不能不引起保尔的注意。他盯着教授那秃顶的大脑袋，想从他敏锐的目光中看出点什么来，但是巴扎诺夫教授不露声色，无法捉摸。

　　等保尔穿好衣服，巴扎诺夫客气地向他告别；他要去参加一个会议，嘱咐女儿把检查结果告诉保尔。

　　在巴扎诺娃那间陈设雅致的房间里，保尔靠在沙发上，等待她开口。但是她不知道从哪里说起，说些什么；她感到很为难。父亲告诉她，保尔体内的致命炎症正在发展，医学现在还无法控制。教授反对再做任何外科手术，他说：“这个年轻人面临着瘫痪的悲剧，我们却没有能力防止它。”

　　作为保尔的医生和朋友，巴扎诺娃觉得不能把这一切都和盘托出。她只是用谨慎的措词向他透露了一小部分真情。

　　“柯察金同志，我相信，叶夫帕托里亚的泥疗一定会使您的病出现转机。秋天您就可以工作了。”

　　但是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忘记了有一对敏锐的眼睛一直在注视着她。

　　“从您的话里，确切些说，是从您没明说的话里，我已经完全明白了我的病情的严重性。您该记得，我请求过您永远要对我实话实说。什么事情都不要瞒着我，我听了不会晕倒，也不会抹脖子。可是我非常想知道，我今后会怎么样。”保尔说。

　　巴扎诺娃说了句笑话，把话岔开了。

　　这天晚上，保尔到底还是没有了解到真实情况，不知道他的明天将会怎样。临分手的时候，巴扎诺娃轻声叮咛他：“柯察金同志，别忘记我对您的友情。您生活里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如果您需要我的帮助，或者希望我出个主意，您就来信。我一定尽全力帮助您。”

　　她从窗口看着他那穿皮外套的高大身躯，吃力地拄着手杖，从大门口向一辆出租的轻便马车走去。

　　又到了叶夫帕托里亚。又是南方的炎热和晒得黝黑的、戴绣金小圆帽的、高声喧嚷的人群。小汽车用十分钟的时间就把旅客送到迈纳克疗养院，这是一座用石灰石砌成的二层楼房。

　　值班医生把新来的人领到各个房间。

　　“同志，您是哪个单位介绍来的？”他在十一号房间门口停了下来，问保尔。

　　“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

　　“那就请您住在这儿吧，跟埃勃涅同志一个房间。他是德国人，希望我们给他找一个俄国同伴。”医生解释了一下，就去敲门。从房里传出一句外国腔的俄国话：“请进。”

　　保尔进了房间，放下提包，朝躺在床上的人转过身去。那个德国人满头金发，长着两只漂亮而灵活的蓝眼睛。他向保尔温厚地微微一笑。

　　“顾特莫根，盖诺森［德语“早安，同志”的译音。——译者］。我想说：‘你好’。”他改用俄语说，并向保尔伸出一只指头很长的苍白的手。

　　几分钟以后，保尔已经坐在德国人床边，两个人用一种“国际”语言热烈地交谈起来。用这种语言谈话，词语的作用反而是次要的，弄不懂的地方就靠猜想、手势、表情——总之，用一种无师自通的世界语里的一切方法帮忙。保尔了解到，埃勃涅是个德国工人。

　　在一九二三年的汉堡起义中，埃勃涅大腿上中了一枪。这回他旧伤复发，又倒在床上。尽管很痛苦，他仍然精神饱满，因而立刻赢得了保尔的尊敬。

　　同这样好的病友住在一起，保尔是求之不得的。这样的人绝不会因为自己的病痛从早到晚向你诉苦，唉声叹气。相反，同他在一起，你会连自己的病痛也忘得一干二净。

　　“可惜的是我对德语一窍不通。”保尔这样想。

　　花园的一角，有几把摇椅、一张竹桌和两把病人坐的轮椅。有五个人，每天治疗完毕，都到这里消磨一整天，病友们管他们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一把轮椅上是半躺半坐着的埃勃涅，另一把上是禁止步行的保尔，其余三个人，一个是克里木共和国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身粗体重的爱沙尼亚人瓦伊曼；另一个是长着两只深棕色眼睛、像十八岁少女一样年轻的拉脱维亚人玛尔塔·劳琳；还有一个是两鬓灰白、身材魁梧的西伯利亚人列杰尼奥夫。这里的确有五个民族：德意志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玛尔塔和瓦伊曼懂德语，埃勃涅请他们当翻译。保尔和埃勃涅由于同住一个病室而成了朋友。玛尔塔、瓦伊曼和埃勃涅因为语言相通而亲近起来，使列杰尼奥夫和保尔结交的则是国际象棋。

　　英诺肯季·帕夫洛维奇·列杰尼奥夫到来之前，保尔是疗养院里的国际象棋“冠军”。他是经过一场顽强的冠军争夺战，才从瓦伊曼手里夺过这个称号的。爱沙尼亚人瓦伊曼平时从来不动感情，这次败在保尔手里，心情却很不平静，一直对他耿耿于怀。不久，疗养院来了一位高个子老头，他虽然五十岁了，看上去却非常年轻。他邀保尔下一盘。保尔没有想到对方是强手，不慌不忙地开了一个后翼弃卒局。列杰尼奥夫不吃弃卒，以挺进中卒相应。保尔作为“冠军”，有义务同每个新来的棋手都下一盘。下棋的时候，总有很多人围着观看。走到第九步上，保尔就发现，列杰尼奥夫那些沉着挺进的小卒在向他步步进逼。保尔这才明白他遇到了劲敌，悔不该对这场比赛掉以轻心。

　　经过三小时鏖战，尽管保尔聚精会神，使尽一切招数，还是不得不认输了。他比所有看棋的人都更早料到自己必败无疑。保尔看了他的对手一眼。列杰尼奥夫慈祥地微微一笑。显然，他也看出保尔要失败了。爱沙尼亚人瓦伊曼一直紧张地注视着战局，巴不得保尔一败涂地，但是却什么也没有看出来。

　　“我永远要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卒。”保尔说。这句话只有列杰尼奥夫听得懂，他点了点头，表示赞许。

　　五天里保尔同列杰尼奥夫下了十盘棋，结果是七负两胜一和。

　　瓦伊曼兴高采烈地说：“好极了，谢谢您，列杰尼奥夫同志！这回您算把他打得落花流水了！活该！他把我们这帮老棋手全给打败了，可他自己还是在一个老头手里栽了跟头。哈哈哈！……”

　　接着，他嘲弄这个曾经战胜过他的败将说：“怎么样，吃败仗的滋味不好受吧？”

　　保尔丢掉了“冠军”称号。他虽然失去了棋坛荣誉，却结识了列杰尼奥夫，后来列杰尼奥夫成了他非常敬爱和亲近的人。保尔这次棋赛败北并不是偶然的，他只知道象棋战略的一些皮毛，一个普通棋手当然要输给精通棋艺的大师。

　　保尔和列杰尼奥夫有一个共同值得纪念的日期：保尔出生和列杰尼奥夫入党正好在同一年。他们是布尔什维克近卫军老一代和青年一代的典型代表。一个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政治经验，从事过多年地下斗争，蹲过沙皇监狱，后来一直担任国家的重要行政工作；另一个有着烈火般的青春，虽然只有短短八年的斗争经历，但是这八年却抵得上好几个人的一生。他们两个，一老一少，都有一颗火热的心和被摧毁了的健康。

　　一到晚上，埃勃涅和保尔的房间便成了俱乐部。所有政治新闻都是从这里传出来的。晚上，十一号房间里很热闹。瓦伊曼动不动就想讲点黄色笑话，对这类东西他总是津津乐道。

　　但是他马上就会遭到玛尔塔和保尔的夹攻。玛尔塔善于用机巧辛辣的嘲讽堵他的嘴；如果不见效，保尔就出面干预。比如有一回，玛尔塔说：“瓦伊曼，你最好问问大伙，也许你的‘俏皮话’根本不合我们的口味……”

　　保尔接着用不平静的语气说：“我真不明白，你这样的人怎么会……”

　　瓦伊曼噘起厚嘴唇，两只小眼睛嘲弄地在大家脸上扫了一下，说：“看来得在政治教育委员会设一个道德督察处，并且推举柯察金当督察长。对玛尔塔我还可以理解，女同志嘛，是当然的反对派，可是柯察金竟想把自己打扮成天真无邪的小孩子，像个共青团小宝宝似的……再说，我根本就不喜欢鸡蛋来教训母鸡。”

　　在这场关于共产主义伦理的激烈争论之后，说黄色笑话被当做一个原则问题提出来讨论。玛尔塔把各种不同观点翻译给埃勃涅听。

　　“黄色笑话不很好，我和保夫鲁沙看法一样。”埃勃涅表态说。

　　瓦伊曼只好退却了。他竭力用开玩笑来打掩护，但是，从此以后再也不讲这类笑话了。

　　保尔一直以为玛尔塔是个共青团员。他估计她大约只有十九岁。但是有一次他同玛尔塔谈天，吃了一惊，原来她已经三十一岁了，一九一七年就入了党，而且是拉脱维亚共产党的一名积极的工作人员。一九一八年白匪曾将她判处枪决，后来她和另外一些同志被苏维埃政府赎换回来。现在她在《真理报》工作，同时还在大学进修，不久就可以毕业。保尔没有留意他们的友谊是怎样开始的，但是这个常来看望埃勃涅的矮小的拉脱维亚人已经成了他们“五人小组”的不可缺少的成员。

　　一个叫埃格利特的地下工作者，也是拉脱维亚人，调皮地逗她说：“玛尔塔，你那可怜的奥佐尔在莫斯科怎么过呀？这么下去可不行啊！”

　　每天早晨响起床铃之前一分钟，疗养院里总有一只公鸡大声啼叫。埃勃涅学鸡叫真是学到家了。院里的工作人员到处寻找这只不知从哪里钻进来的公鸡，但是毫无结果。这使埃勃涅非常得意。

　　到了月底，保尔的病情恶化了。医生不许他下床。埃勃涅感到很难过。他喜欢这个乐观、开朗、从来不灰心丧气的青年布尔什维克，这个年轻人是这样朝气蓬勃，却又这样早地失去了健康。玛尔塔告诉他，医生们都说保尔的未来是不幸的，埃勃涅听了十分焦急。

　　直到保尔离开疗养院，医生始终没有允许他下地走动。

　　保尔向周围的人隐瞒着自己的痛苦，只有玛尔塔根据他那异常苍白的脸色，才猜出了几分。出院前一个星期，保尔收到乌克兰共青团中央的一封信。信里通知他假期延长两个月，并且说，根据疗养院的意见，按他目前的健康状况，不能给他恢复工作。随信还汇来了一笔钱。

　　保尔经受住了这第一次打击，就像当年向朱赫来学习拳术时，经受住了朱赫来的打击一样；那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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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欣

也常常被打倒，但总是立刻就站了起来。

　　他意外地收到母亲的一封来信。老人家在信里说，她有个老朋友，叫阿莉比娜·丘察姆，住在离叶夫帕托里亚不远的一个港口，她们已经十五年没有见面了，母亲要儿子一定到她家去看一看。这封偶然的来信对保尔的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星期后，疗养院的人全都到码头热情欢送保尔。分别的时候，埃勃涅热烈地拥抱和亲吻保尔，就像送别自己的弟弟一样。玛尔塔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保尔没能向她告别就走了。

　　第二天早晨，一辆敞篷马车把保尔从码头拉到一座带小花园的小房子跟前，停了下来。保尔叫陪送他的人去打听一下，丘察姆家是不是住在这里。

　　丘察姆一家五口人：母亲阿莉比娜·丘察姆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胖妇人，两只黑眼睛抑郁寡欢，衰老的脸上还残留着往日的秀丽；她的两个女儿廖莉娅和达雅，廖莉娅的小男孩，还有那个胖得像猪似的令人厌恶的老头子丘察姆。

　　老头子在合作社工作，小女儿达雅在外面干些粗活，大女儿廖莉娅原先是个打字员，不久前同丈夫——一个酒鬼和流氓——离了婚，现在失业闲居。她整天在家哄哄孩子，帮助母亲管管家务。

　　除了两个女儿以外，阿莉比娜还有一个儿子，叫乔治，他现在在列宁格勒。

　　丘察姆一家殷勤地接待了保尔，只有老头子用不友好的戒备目光仔细打量了客人一番。

　　保尔把他所知道的自己家的事，耐心地一一讲给阿莉比娜听，顺便也问问她们的生活情况。

　　廖莉娅二十二岁。她是个心地淳朴的女子，栗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脸庞宽阔，显得开朗大方。她和保尔一见如故，把家中的私事全都主动告诉了他。保尔从她嘴里了解到，老头子专横暴虐，扼杀一切主动精神，不给人丝毫自由，把全家压得气都透不过来。他心胸狭隘，目光又短浅，还好吹毛求疵，一家人都被他管得死死的，整天提心吊胆，因此，儿女们都极端厌恶他，妻子对他更是恨之入骨，二十五年来一直反对他的暴虐行为。两个女儿总是站在母亲方面。家里不断发生争吵，生活过得很不愉快。成天都为大大小小的事情怄气，没完没了，日子就是这样一天天过去的。

　　家里的第二个祸害是乔治。从廖莉娅的话里可以知道，他傲慢自负，好吹牛，讲究吃穿，喜欢喝酒，是个地地道道的浪荡公子。中学一毕业，乔治这个母亲的心肝宝贝，就伸手向母亲要钱到京城去。

　　“我去上大学。叫廖莉娅把戒指卖了，你的东西也卖卖。

　　反正我得有钱花，你们怎么弄到钱，那我不管。”

　　乔治摸透了母亲的脾气，知道她对他有求必应，因此恬不知耻地利用她的这个弱点。他对两姐妹很傲慢，看不起她们，认为她们比他低一等。母亲把从老头子那里抠来的钱和达雅的工钱全给儿子寄去。可是他呢，考大学考得一塌糊涂，名落孙山，却逍遥自在地住在叔叔家里，接二连三地打电报吓唬母亲，逼她寄钱。

　　小女儿达雅，保尔这天很晚才见到。母亲在过道里低声告诉她来了客人。她腼腆地伸出手，同保尔握手问好。在这个陌生的年轻人面前，她羞得脸一直红到耳根。保尔没有立刻放开她那长茧的有力的手。

　　达雅满十八岁了。她长得不算漂亮，可是一对深棕色的大眼睛、两道蒙古型的细眉毛、端正的鼻子和固执的红嘴唇，使得她很招人喜欢。带条纹的工装上衣，紧紧箍着她那富有弹性的年轻的胸脯。

　　姐妹俩各住一间狭小的房间。达雅房间里有一张小铁床，一只柜橱，柜橱上放着各种小摆设和一面小镜子，墙上挂着三十来张照片和画片。窗台上摆着两盆花——一盆深红的天竺葵，一盆粉色的翠菊。薄纱窗帘用一条天蓝色的绦带拢在一边。

　　“达雅从来不欢迎男人进她的房间，可是您看，为您竟破了例。”廖莉娅开妹妹的玩笑说。

　　第二天晚上，全家在两个老人房间里喝茶。只有达雅留在自己屋里，听大家谈话。丘察姆专心致志地搅着茶杯里的糖。从眼镜上边恶狠狠地打量着坐在他对面的客人。

　　“还是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脑袋就打开了花，很明显，是个标准的公子哥儿。第二天了，白吃我的，白喝我的，倒像我该着他的似的。在这儿搞什么名堂？全是阿莉比娜干的好事。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让他早点滚蛋。这帮党员在合作社里就叫我恶心，什么事都要管，好像主任不是我，倒是他们。这下好，家里又来了一个，鬼知道打哪儿冒出来的。”

　　他气恼地寻思着。为了给客人找点不痛快，他幸灾乐祸地问：“今天的报纸读了吧？你们的领导在火并呢。就是说，别看他们是高层的政治家，跟我们平头百姓不一样，暗地里却都在拆对方的台。真热闹。先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整托洛茨基，后来这两个人降了职，他们几个又联起手来对付那个格鲁吉亚人，哦，叫斯大林的。

　　“嘿嘿！还是有句老话说得好：老爷们打架，小人们遭殃。”

　　保尔推开没有喝完的茶杯，两只眼睛冒火似的，盯着老头子。

　　“你说的老爷们指谁？”他一字一句地问。

　　“随便说说罢了。我是个非党人士，这些事跟我都不相干。

　　年轻时候当过一阵子傻瓜。一九○五年扯扯闲谈，蹲了三个月班房。后来看清了——得多替自己着想，别人的事管不了那么多。谁也不会白给你吃闲饭。眼下我是这么个看法：我给你干活——你给钱，谁给的好处多，我就拥护谁。什么社会主义啊，对不起，这些废话全是说给傻瓜听的。还有什么自由啊，你给白痴自由，他还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呢。我对现今的政府不满意，那是因为我看不惯时兴的那套家庭规矩，还有别的一些说道。伦理道德、社会风尚全扔到了脑后。说结婚就结，说离婚就离。一百个自由。”

　　老头子呛了一下，咳嗽起来。喘过气来以后，他指着廖莉娅，说：“这不是，谁也没问，就跟那个野汉子同居了；跟谁也没商量，又散了伙。现在倒好，还得养活她和一个野孩子。太不像话了！”

　　廖莉娅痛苦地涨红了脸，藏起满眼的泪水，不让保尔看见。

　　“照您这么说，她倒应该跟那个寄生虫过下去？”保尔问，两只眼睛燃烧着怒火，直瞪着老头子。

　　“本该先看好了，要嫁的是个什么人。”

　　阿莉比娜介入了谈话，她强忍住满腔恼怒，断断续续地说：“我说，老头子，你干吗当着外人的面谈这个呢？谈点别的不行吗？”

　　老头子猛地凑到她跟前：“该说什么，我自己知道！打哪天起竟教训起我来了？眼下这世道，甭管你说什么，都叫人生气。

　　“比方昨天吧，我听帕韦尔·安德列耶维奇开导他那几个女儿，对，好像是他，没错。练嘴皮子你是把好手，这我没说的，可除了嘴皮子，总还得喂饱肚子吧。你就这么叫她们去过新生活？这几个傻瓜脑袋什么都能灌得进去。再说廖莉娅这新生活吧，连饭碗都砸了。失业的人多如牛毛。得先把他们喂饱，然后再叫他们洗脑筋，年轻人。你告诉她们再这样生活下去不行。好哇，那你把她们领去，养着去。眼下她们在我这儿，就得听我的。”

　　阿莉比娜预感到风暴即将降临，她赶快尽量缓和气氛，说：“廖莉娅够苦的啦，老头子，你怎么能再埋怨她？往后她总会找到工作的，她……”

　　老头子胖乎乎的脖颈上暴起了青筋。他压根儿没想压压自己的火气。

　　“往后，往后，谁要你的空头支票？到处都是往后，往后。

　　那是早先的神甫一个劲儿许愿，说往后死了上天堂，如今又来了另一帮神甫。你那个往后顶个屁。到那时候，世界上我这个人都没了，往后还管什么用？叫我受苦受难，让别人过好日子，干吗我？还是让每个人多为自己操点心吧。我看就没有一个人替我使过劲儿，让我过上好日子。我倒要替别人创造什么幸福生活。带着你们的空头支票见鬼去吧！早先每个人都替自己干，攒下钱，要什么有什么。如今这帮人开始建设共产主义，什么都完蛋了。”丘察姆呼噜一声，恶狠狠地喝了一口茶。

　　保尔坐在丘察姆近旁，对这个胖墩墩汗津津的大肉块产生了一种生理上的厌恶。这老头是旧时代苦役犯世界的缩影，在那个世界里，人和人都是死敌。兽性的利己主义经常暴露出来，不足为怪。保尔把已经到了嘴边的激烈言辞又咽了回去。剩下的愿望只有一个——还是要给这个可恶的生物来个当头棒喝，把他顶回去，顶到他刚才冒出头来的那个老窝的底里去。他松开咬紧的牙关，胸口顶住桌子边沿，说：“波尔菲里·科尔涅耶维奇，你很干脆，请允许我也直言相告。像您这样的人，我们国家是不必征求他们的意见，问他们是不是愿意建设社会主义的。我们有一支伟大的、强有力的建设大军。要阻挡他们史无前例的进军，连国际帝国主义也办不到，而国际帝国主义的力量比你们要大一些。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这场变革。至于你们这样的人，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都将被强制去为建设新社会而工作。”

　　丘察姆怀着掩饰不住的仇恨，望了望保尔。

　　“他们要是不服从呢？你知道，暴力会引起反抗。”

　　保尔把一只手紧紧压在杯子上。

　　“那我们就……”保尔抓住杯子，猛一使劲，只听咔嚓一声，薄薄的玻璃碎了，剩茶流进了盘子里。

　　“你手轻点，年轻人。一只杯子八十六个戈比呢。”丘察姆来火了。

　　保尔慢慢把身子仰靠到椅背上，对廖莉娅说：“请你明天帮我买十只杯子，厚点，带棱的。”

　　夜里，保尔把丘察姆一家的事情想了很久。一个偶然的机缘使他来到这里，不由自主地卷入了他们的家庭悲剧。他在考虑，怎样才能帮助她们母女冲出牢笼。保尔自己的生活正在刹车，他本人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眼前要采取果断的行动，比任何时候都困难。

　　出路只有一条，就是拆散这个家庭，让母女三人永远离开老头子。但是。这件事并不那么简单。发动这场家庭革命，他现在力不从心，再过几天他就要离开这里，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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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香

可能再也见不到这些人了。那么就一切听其自然，不在这低矮窄小的屋子里扬起积尘？但是，老头子那副可憎的模样实在使他不能平静。保尔拟了好几个方案，这些方案似乎又都行不通。他在床上辗转反侧。他的床搭在厨房里，隔壁是达雅的卧室，她想东想西，心神不宁，也没有入睡。她回想起昨天晚上，她、廖莉娅和保尔在她的小房间里，一直谈到深夜。过去庆祝五一节和十月革命节，站在主席台上的那些人，她只是远远地看到过，如今其中的一个就近在眼前，这在她这辈子中还是头一回。这个人似乎来自另一个世界。父亲立下的规矩，使他们一家人离群索居，缩在自己屋子的小天地里，完全脱离了社会生活。

　　她在码头上缝粮食口袋，下了班必须马上跑回家，一小时以后，又要赶到父亲工作的合作社去打扫房间，擦地板，一直干到半夜。只有礼拜天才有几个钟头空闲时间，她可以呆在自己房间里，有时同小姐妹们去看场电影。

　　她的生活宛如一条暗淡的灰色带子。母亲只疼爱一个儿子。他长得像母亲。这是一种盲目的、偏心眼的爱。乔治长成了个懒虫。吃的，穿的，最好的都尽他挑。两个女儿母亲一点不放在心上。达雅和廖莉娅怎么也弄不明白母亲对孩子这样偏爱到底是什么原因，不过姐妹俩都是一肚子委屈。尤其苦的是达雅，乔治认为她生来只配做吃力不讨好的粗活重活，而且不单是乔治一个人这样认为。这样一来，干牛马活的特权慢慢就归她专有了。凡是别人不肯干的活，她都得干。

　　只要她稍有不满情绪流露，乔治马上厚颜无耻地眯起一只右眼——这个表示轻蔑的表情他是从加里·皮尔那里学来的——咂着嘴挖苦她说：“嗬，这脑瓜子也知道有好歹，没想到。”

　　眼下突然来了这么一个小伙子，带来一股清新而又强劲的风。她告诉他，两年来她几乎没有读过一种报，对共青团只有模模糊糊的认识，而且多半是听父亲说的，而父亲是从来不放过机会臭骂那些他称之为“放荡姑娘”的女共青团员的。达雅向保尔介绍自己的这些情况时，她是多么难以启齿啊。

　　达雅知道，父亲对保尔的到来极为不满，而母亲因为父亲无理取闹，已经发作了一次心脏病。

　　“他也许明天就走了。今天跟父亲谈过这场话，他不会再留下。他一走，家里一切都恢复原样。我真傻，想他做什么呢？一个人偶然来了，又走了，再过一天，他什么都忘光了。”

　　达雅怀着一种莫名的忧伤，想到这里，不知道为什么心里特别难过，一头扎进枕头，痛哭了起来。

　　第二天是星期日，保尔上街回来，只有达雅一个人在家。

　　其他人都到亲戚家串门去了。

　　保尔走进她的房间。他很疲乏，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你怎么不出去走走，散散心呢？”他问她。

　　“我哪儿也不想去。”她轻声回答。

　　他想起夜里考虑过的几个方案，决定试探一下，看看她的反应。

　　为了赶在家里人回来之前结束这场谈话，他开门见山，说：“达雅，你听我说，咱们互相称呼‘你’吧，要那些没用的客套干什么呢？我很快就要走了。真不凑巧，这次到你们家来，正赶上我的处境也十分狼狈，不然的话，情况就一定会两样。要是在一年前，咱们可以一起离开这儿。像你和廖莉娅，都有两只手，一定能找到工作！你们应该跟老头子一刀两断，这号人是不听劝的。但是现在还不能这么干。我连自己将来会怎么样都还不知道。所以说，我是被解除了武装的。那么，现在怎么办呢？我要去力争恢复工作。关于我的身体情况，谁知道大夫都写了些什么，同志们竟要我无限期地治疗下去。但是不管怎么样，这种情况一定能扭转过来……我给我母亲去信联系一下，到时候咱们就用快刀斩断这团乱麻。我反正不能就这样扔下你们不管。只是有一点我要说，达尤莎，你们的生活，特别是你的生活，一定要翻他个底朝天。你有力量和愿望这样做吗？”

　　达雅抬起垂着的头，小声回答说：“愿望我倒是有，可是有没有力量——我不知道。”

　　她回答得这样犹豫，保尔是理解的。他说：“没关系，达尤莎！只要有愿望，事情就好办。告诉我，你对这个家庭很留恋吗？”

　　问题提得太突然，她没有立即回答，过了一会儿才说：“我很可怜我母亲。父亲欺侮了她一辈子，现在乔治又来折磨她，我很可怜她……虽然她对乔治比对我好……”

　　这天他们谈了很多。家里人快要回来了，保尔开玩笑地说：“真奇怪，老头子怎么还没给你找个婆家，把你打发出去呢？”

　　达雅惊慌地摆了摆手，说：“我才不结婚呢。廖莉娅受的罪我看够了。我死也不嫁人！”

　　保尔不以为然地笑了一下，说：“这么说，发誓一辈子不结婚了？要是突然有个小伙子追求你，一句话，是个挺不错的小伙子，盯住你不放，那怎么办呢？”

　　“那也不干！他们在你窗前转来转去，追求你的时候，全是挺不错的。”

　　保尔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肩上，用和解的口气说：“好了。不结婚也可以过得不错。不过你这样对待年轻小伙子，未免太狠心了点儿。好在你还没有疑心我在向你求婚。

　　不然的话，我可就真下不来台了。”说着，他用冰凉的手亲切地抚摩了一下这位感到难为情的姑娘的手。

　　“你们这样的人找对象，是不会找我们的。我们对你们有什么用呢？”她小声说。

　　几天之后，保尔乘火车到哈尔科夫去。达雅、廖莉娅、阿莉比娜和她的妹妹萝扎都到车站送行。临别的时候，阿莉比娜得到他的保证：不忘记那姐妹俩，帮助她们冲出牢笼。她们像是在送别亲人，达雅两眼噙着泪水，车开出好远了，保尔还从窗口看到廖莉娅手中挥动的白手帕和达雅的条纹上衣。

　　到了哈尔科夫，保尔不愿麻烦朵拉，就住在他的朋友彼佳·诺维科夫那里。稍事休息之后，他乘车来到中央委员会，等了一会儿，见到了阿基姆。当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的时候，保尔要求马上给他分配工作。阿基姆摇头拒绝说：“这可办不到，保尔。我们这儿有医务委员会和党中央的决定，上面写着：‘鉴于病情严重，应送神经病理学院治疗，不予恢复工作。’”

　　“他们什么不能写呀，阿基姆！我求求你——让我工作吧！老是跑医院，有什么用！”

　　阿基姆还是不同意。

　　“我们不能违反决定。你要明白，保夫鲁沙，这样对你更好些。”

　　但是，保尔一再坚决要求，阿基姆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答应他。

　　第二天，保尔就到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机要科上班了。他本来以为，只要一开始工作，失去的精力就会恢复。但是第一天他就发觉自己想错了。他在科里往往一坐就是八个小时，饭也吃不上，因为他没有力气从三楼下来，到隔壁的食堂去吃饭。不是这只手，就是那只脚，经常麻木。有的时候，他全身都不能动弹，而且发烧。到了上班的时候，他常常会突然起不来床。等这阵发作过去，他才绝望地发现已经迟到一个小时了。他终于因为经常迟到而受到了警告，这时他才意识到，他生活中最可怕的事情开始了——他要被迫离队了。

　　阿基姆又帮了他两次忙，调动了他的工作。但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过了一个多月，保尔又卧床不起了。这时候，他想起了巴扎诺娃临别时的叮咛，于是给她写了一封信。她当天就来了，他从她那里了解到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就是他不一定非住院不可。

　　“这么说，我已经健康到不值得一治了。”他本来想开个玩笑，但是这个玩笑并不显得轻松。

　　体力刚刚有些恢复，保尔又来到中央委员会。这一回阿基姆怎么也不肯通融了。他斩钉截铁地要求保尔去住院，保尔闷声闷气地回答说：“我哪儿也不去。住院没有用。这是权威人士的意见。我的出路只有一条——领抚恤金，退休。但是我绝不走这条路。

　　你们要我脱离工作，这办不到。我才二十四岁，我不能拿着残废证混一辈子，明知没用还到处去求医问药。你们应该给我找一个工作，适合我的身体条件。我可以把工作拿回家做，或者就住在机关里……只是别叫我当个光管登记发文号码的文书。给我的工作应该使我内心不感到孤独离群。”

　　保尔越说越激动，声音越来越响亮。

　　阿基姆了解这个不久前还生龙活虎一般的青年的感情。

　　他了解保尔的悲剧，知道对他这样一个把自己短暂的生命献给了党的人来说，脱离斗争，退居大后方，是非常可怕的。因此阿基姆决定竭尽全力帮助他。

　　“好吧，保尔，别着急。明天我们书记处开会，我一定把你的问题提出来，保证尽我的力量给你想办法。”

　　保尔吃力地站起来，把手伸给他。

　　“阿基姆，难道你真的以为，生活会把我赶到死胡同里，把我压成一张薄饼吗？只要我的心还在这里跳动，”他一把抓过阿基姆的手，紧贴在自己胸膛上，于是阿基姆清晰地感觉到了他的心脏微弱而急速的跳动。“只要这颗心还在跳动，就绝不能使我离开党。能使我离开战斗行列的，只有死。你记住这个吧，我的老大哥。”

　　阿基姆没有做声。他知道，这不是漂亮的空话，而是一个身受重伤的战士的呼喊。他理解，这样的人不可能说出另外的话，不可能有另外的感情。

　　两天以后，阿基姆通知保尔，中央机关刊物的编辑部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可以让他做，但是要考核一下，看他是不是适合在文学战线上工作。保尔在编辑委员会受到了亲切的接待。副总编辑是个做过多年地下工作的女同志，现在是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她向保尔提了几个问题：“同志，您是什么文化程度？”

　　“小学三年。”

　　“上过党校和政治学校没有？”

　　“没有。”

　　“啊，那没什么，没上过这些学校也可以锻炼成优秀的新闻工作者，这种事是有的。阿基姆同志向我介绍过您的情况。

　　我们可以给您一个工作在家里干，不一定到这儿来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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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哥哥

总之，可以给您创造各种方便条件。但是，干这一行需要有广泛的知识，特别是文学和语言方面的知识。”

　　这些话对保尔来说是一个不祥的预兆。经过半个小时的谈话，证明他的知识不足，在他写的一篇文章里，这位女同志用红铅笔划出了三十多处修辞上的毛病和不少拼写错误。

　　“柯察金同志！您的根底很厚。要是再好好进修一下，您将来可以成为一个文学工作者，但是您现在写的东西还不够通顺。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您还没有掌握俄语。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您一直没有时间学习。非常遗憾的是，我们还不能任用您。我再说一遍：您的根底很厚，您写的这篇东西，只要在文字上加加工，不用改动内容，就可以成为一篇很好的文章。可是，我们需要的是能修改别人文章的人。”

　　保尔拄着手杖站了起来。右眼眉一下下地抽动着。

　　“就这样吧，我同意您的意见。我能成为什么文学家呢？！

　　我以前是个好火夫，也是个不错的电工。我骑马很内行，很会鼓动共青团员，但是，在你们这条战线上，我是个不称职的战士。”

　　他告别之后，走出了房间。

　　在走廊拐角的地方，他差点跌倒。一个提公文包的女同志扶住了他。

　　“您怎么啦，同志？您的脸色很难看！”

　　保尔镇定了片刻，然后轻轻挣脱那位女同志的手，用力拄着手杖走了。

　　从这天起，保尔的健康每况愈下。恢复工作是根本谈不上了。越来越多的日子是在病床上度过的。中央委员会解除了他的工作，并且要求社会保险总局发给他抚恤金。他拿到了抚恤金，同时还领到一张残废证。中央委员会另外又发给他一笔钱，个人档案也交他随身携带，他可以到任何他想去的地方。玛尔塔这时来了一封信，邀请保尔到她那里小住和休养。保尔本来就打算到莫斯科去，他仍然怀着一线希望，想在联共中央委员会找到幸福，也就是说，找到用不着走动的工作。但是在莫斯科也一样，大家都劝他治疗，并且答应给他找个好医院。他谢绝了。

　　保尔不知不觉在玛尔塔和她的女友娜佳·佩捷尔松的寓所里住了十九天。他整天一个人待在屋子里。玛尔塔和娜佳一早就出去，晚上才回来。保尔如饥似渴地读着书，一本接一本——玛尔塔有很多藏书。晚上玛尔塔的许多女友常来看望，有时也有男同志来。

　　从港口来了几封信。丘察姆家邀请他到她们那里去。生活的绳扣拉得越来越紧。她们盼望着他的帮助。

　　一天早晨，保尔离开了鹅舍胡同那座宁静的寓所。列车载着他奔向南方，奔向海洋，躲开潮湿多雨的秋天，奔向克里木南部温暖的海岸。他看着电线杆在窗外飞过。他的双眉紧锁着，两只近乎黑色的眼睛里隐藏着顽强的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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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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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浪在他脚下拍打着岸边的乱石。从遥远的土耳其吹来的干燥的海风，吹拂着他的脸。这里的海岸曲折地弯进陆地，形成一个港湾，港口有一条钢骨水泥的防波堤。蜿蜒起伏的山峦伸到海边突然中断了。市郊的一座座小白房像玩具似的，顺着山势向上，伸展到很远的地方。

　　古老的郊区公园里静悄悄的。很久没有人收拾的小径长满了野草。被秋风吹落的枯黄的槭树叶，慢慢地飘向地面。

　　一个波斯老车夫把保尔从城里拉到这里。他扶着这位古怪的乘客下车的时候，忍不住问道：“你到这儿来干吗？没姑娘，也没戏院，只有胡狼……真不明白，你来干什么！还是坐我的车回去吧，同志先生！”

　　保尔付了车钱，老车夫也就走了。

　　公园里一个人也没有。保尔在海边找到一条长凳，坐了下来，让已经不太热的太阳照着他的脸。

　　今天，他特意到这僻静的地方来，回顾他的生活历程，考虑今后怎么办。该是进行总结，做出决定的时候了。

　　保尔第二次到丘察姆家，使这一家的矛盾激化到了极点。

　　老头子听说他来了，暴跳如雷，在家里大闹了一场。领着母女三人进行反抗的，当然是保尔了。老头子没有想到，妻子和女儿会给他这样有力的反击。从保尔来到那天起，这一家人就分开过了，两边的人互相敌对，彼此仇视。通向两个老人房间的过道钉死了，把一间小厢房租给了保尔。房钱是预先付给老头子的。他似乎很快也就坦然了：两个女儿既然同他分了家，就再也不会向他要生活费用了。

　　从外交上着想，阿莉比娜仍然跟老头子住在一起。老头子不愿意同那个冤家照面，从来不到年轻人这边来。但是在院子里，他却像火车头一样喘着粗气，表示他是这里的主人。

　　老头子没有到合作社工作以前，会两门手艺——掌鞋和做木工活。他把板棚改成了作坊，抽空捞点外快。现在，为了同房客捣乱，他故意把工作台搬到保尔的窗子底下，幸灾乐祸地使劲敲钉子。他非常清楚，这样一来保尔就看不成书了。

　　“等着瞧吧。我早晚要把你赶出去……”他低声嘟哝着。

　　在接近地平线的远方，远航轮船吐出来的黑烟，像乌云一样在渐渐扩散。一群海鸥尖叫着，向海上飞去。

　　保尔双手抱着头，陷入了沉思。他的一生，从童年到现在，一幕幕在他眼前闪过。这二十四年他过得怎样？好，还是不好？他一年又一年地回忆着，像一个铁面无私的法官，检查着自己的一生。结果他非常满意，这一生过得还不怎么坏。

　　当然也犯过不少错误，有时是因为糊涂，有时是因为年轻，多半则是由于无知。但是最主要的一点是，在火热的斗争年代，他没有睡大觉，在夺取政权的激烈搏斗中，他找到了自己的岗位，在革命的红旗上，也有他的几滴鲜血。

　　我们的旗帜在全世界飘扬，

　　它燃烧，放射出灿烂的光芒，

　　那是我们的热血，鲜红似火……

　　他小声诵读着他喜爱的一首歌曲中的诗句，难为情地笑了。“老弟，你那点英雄浪漫主义，还没有完全扔掉呢。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东西，你总爱给它们抹上一层绚丽的色彩。

　　可要说到辩证唯物主义的钢铁逻辑，老弟，那你就差劲啦。着忙生什么病呢？过五十年生也不晚嘛。同志，现在应该学习，正是大好时机。而眼下要紧的是活下去，他妈的。我怎么那么早就给捆住了手脚呢？”他十分痛苦地想着，五年来第一次恶狠狠地骂开了娘。

　　难道他能料到这种飞来的横祸吗？老天爷给了他一副什么都经受得起的、结结实实的身板。他回想起小时候跟风比赛，飞快地奔跑，爬起树来跟猴子一样灵活，四肢有力、肌肉发达的身子轻而易举从这根树枝挪腾到那根树枝上。但是动乱的岁月要求人们付出超人的力量和意志。他没有吝惜，无保留地把全部精力奉献给了以不灭的火焰照亮他生活之路的斗争。他献出了他拥有的一切，到了二十四岁，风华正茂之时，正当胜利的浪潮把他推上创造性幸福生活的顶峰，他却被击中了。他没有马上倒下，而是像一个魁伟的战士，咬紧牙关，追随着胜利进击的无产阶级的钢铁大军。在耗尽全部精力以前，他没有离开过战斗的队伍。现在他身体垮了，再也不能在前线坚持战斗。唯一能做的事是进后方医院。他还记得，在进攻华沙的激战中，一个战士被子弹打中了，从马上跌下来，摔倒在地上。战友们给他匆忙地包扎好伤口，把他交给卫生员，又翻身上马，追赶敌人去了。骑兵队伍并没有因为失去一个战士而停止前进。为伟大的事业进行斗争的时候就是这样，也应该是这样。不错，也有例外。他就见到过失去双腿的机枪手，在机枪车上坚持战斗。这些战士对敌人来说是最可怕的人，他们的机枪给敌人送去死亡和毁灭。这些同志意志如钢，枪法准确，他们是团队的骄傲。不过，这样的战士毕竟不多。

　　现在，他身体彻底垮了，失去了重新归队的希望，他该怎样对待自己呢？他终于使巴扎诺娃吐露了真情，这个女医生告诉他，前面还有更可怕的不幸等待着他。怎么办？这个恼人的问题就摆在面前，逼着他解决。

　　他已经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战斗的能力，活着还有什么用呢？在今天，在凄凉的明天，他用什么来证明自己生活得有价值呢？又有什么来充实自己的生活呢？光是吃、喝、呼吸吗？当一名力不从心的旁观者，看着战友们向前冲杀吗？

　　就这样成为战斗队伍的累赘吗？他想起了基辅无产阶级的领袖叶夫格妮亚·博什。这位久经考验的女地下工作者得了肺结核，丧失了工作能力，不久前自杀身亡。她在简短的留言中解释了这样做的理由：“我不能接受生活的施舍。既然成了自己的党的病患，我认为继续活下去是不必要的。”把背叛了自己的肉体也消灭掉，怎么样？朝心口开一枪，就完事了！过去既然能够生活得不坏，现在也应该能够适时地结束生命。一个战士不愿再受临终前痛苦的折磨，谁能去责备他呢？

　　他的手摸到了口袋里光滑的勃朗宁手枪，手指习惯地抓住了枪柄。他慢慢掏出手枪。

　　“谁想到你会有今天？”

　　枪口轻蔑地直视着他的眼睛。他把手枪放到膝上，恶狠狠地骂了起来：“这算什么英雄，纯粹是冒牌货，老弟！任何一个笨蛋，随便什么时候，都会对自己开一枪。这样摆脱困境，是最怯懦、最省事的办法。生活不下去——就一死了之。对懦夫来说，也不需要更好的出路。你试过去战胜这种生活吗？你尽一切努力冲破这铁环了吗？你忘了在诺沃格勒—沃伦斯基附近，是怎样一天发起十七次冲锋，终于排除万难，攻克了那座城市吗？把枪藏起来吧，永远也不要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

　　就是到了生活已经无法忍受的时候，也要善于生活下去，要竭尽全力，使生命变得有益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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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DA/200808

将梦洁

民。”

　　他站起来，朝大道走去。一个过路的山里人赶着四轮马车，顺路把他拉进城里。进城后，他在一个十字路口买了一份当地的报纸。报上登着本市党组织在杰米扬·别德内依俱乐部开会的通知。保尔回到住处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他在积极分子会议上讲了话，自己也没有想到，这竟是他最后一次在大会上讲话。

　　达雅还没有睡。保尔出去这么久没有回来，她很担心。他怎么啦？到哪儿去了呢？她发觉保尔那双一向活泼的眼睛，今天显得严峻而冷漠。他很少讲到自己，但是达雅感觉到，他正在遭受某种不幸。

　　母亲房里的钟敲了两下，外面传来了叩门声。她立即披上外套，跑去开门。廖莉娅在自己房间里，喃喃地说着梦话。

　　“我都担心你出了什么事呢。”保尔走进过道的时候，达雅小声对他说。她很高兴他终于回来了。

　　“我是到死也不会出什么事的，达尤莎。怎么，廖莉娅睡了吗？你知道，我一点也不想睡。我要把今天的事跟你谈一谈。到你屋里去吧，要不，会把廖莉娅吵醒的。”他也小声对她说。

　　达雅犹豫了一下。她怎么好深更半夜还同他在一起谈话呢？母亲知道了，会怎么想呢？但是这话又不便对保尔讲，他会不高兴的。再说，他想告诉她什么呢？她一边想，一边已经走进自己的房间。

　　“是这么回事，达雅，”他们在黑暗的房间里面对面地坐下之后，保尔压低了声音说。他俩离得很近，达雅连他的呼吸都可以感觉到。“生活起了这样的变化，我自己也有点莫名其妙。这些日子我心情很不好。我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今后该怎么生活。有生以来，我从来没有像这几天这样苦闷。今天我召开了自己的‘政治局’会议，做出了非常重要的决议。

　　我把这些话告诉你，你可不要感到奇怪。”

　　保尔把近几个月的全部心情和今天在郊区公园里的许多想法都告诉了她。

　　“情况就是这样。现在谈谈主要的吧。你们家里的这场好戏刚刚开锣，你得冲出去，吸吸新鲜空气，离开这个窝越远越好。应该从新开始生活。我既然卷入了这场斗争，咱们就把它进行到底。你我两人的个人生活都不痛快。我决心放一把火，让它烧起来。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做我的妻子吗？”

　　达雅一直十分激动地听着他的倾诉，听到最后一句话，她感到很意外，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保尔接着说：“达雅，我并不要求你今天就答复我。你好好地全面想一想。你一定不明白，这个人怎么不献一点殷勤，不说一句甜言蜜语，就提出这种问题。要那套无聊的玩意儿干什么呢！我把手伸给你，就在这儿，小姑娘，握住它吧。要是这次你相信我，你是不会受骗的。我有许多东西是你需要的，反过来也是一样。我已经想好了：咱们的结合一直延续到你成长为一个真正的人，成为我们的同志，我一定能帮助你做到这一点，不然，我就一点价值也没有了。在这之前，咱们都不能破坏这个结合。一旦你成熟了，你可以不受任何义务的约束。

　　谁知道，也许有一天我会完全瘫痪。你记住，到那时候我也绝不拖累你。”

　　稍停片刻，他又亲切而温情地说：“现在我就请你接受我的友谊和爱情。”

　　他握住她的手不放，心情很平静，好像她已经答应了他似的。

　　“你不会抛弃我吗？”

　　“达雅，口说不足为凭。你相信一点好了：像我这样的人是不会背叛朋友的……但愿朋友们也不背叛我。”他辛酸地结束了他的话。

　　“我今天什么都不能对你说，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她回答说。

　　保尔站了起来。

　　“睡吧，达雅，天快亮了。”

　　他回到自己房间，和衣躺在床上，头刚挨着枕头，就睡着了。

　　保尔房间里，靠窗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几摞从党委图书馆借来的书，一沓报纸和几本写得满满的笔记。还有一张从房东那里借来的床，两把椅子；有一扇门通达雅的房间，门上挂着一幅很大的中国地图，上面插着许多红色和黑色的小旗。保尔取得了当地党委的同意，可以利用党委资料室的书刊，党委还指定本城最大的港口图书馆主任当他的读书指导。

　　不久他就陆续借来了大批书籍。廖莉娅看着他，觉得很惊奇，他从清早到晚上一直埋头读书，做笔记，只在吃饭的时候才休息一会儿。每天晚上，他们三个人都在廖莉娅房间里谈天，保尔把读到的东西讲给姐妹俩听。

　　老头子后半夜到院子里，总是看到那个不受欢迎的房客的窗户里透出一线灯光。老头子踮起脚，悄悄走到窗前，从窗板缝里看到了伏在桌子上读书的保尔的头。

　　“别人都睡了，可这位呢，点着灯整宿不睡。大模大样，像是他当家一样。两个丫头也敢跟我顶嘴了。”老头子闷闷不乐地想着，走开了。

　　八年来，保尔第一次不担任任何工作，有这么多的空闲时间。他像一个刚刚入门的学生，如饥似渴地读着书，每天读十八个小时。长此以往，他的健康会受到多大的危害，就难说了。幸好有一天，达雅像是随便告诉他：“我把柜子搬开了，通你房间的门已经可以打开。你有什么事要找我谈，可以走这个门，不用再穿过廖莉娅的房间了。”

　　保尔的脸上露出了光彩。达雅高兴地浅浅一笑——他们的结合成功了。

　　从此，老头子半夜里再也看不到厢房的窗户透出灯光，母亲开始发现达雅眼神里有掩饰不住的欢乐。她的两只眼睛被内心的火烧得亮晶晶的，眼睛下面隐约现出两块暗影——这是不眠之夜的结果。这座不大的住宅里，经常可以听到吉他的琴声和达雅的歌声了。

　　这个获得了欢乐的女人也常常感到苦恼，她觉得自己的爱情好像是偷来的。有一点响动，她就要哆嗦一下，总觉得是母亲的脚步声。她老是担心，万一有人问她为什么每天晚上要把房门扣上，她该怎么回答呢。保尔看出了她的心情，温柔地安慰她说：“你怕什么呢？仔细分析起来，你我就是这里的主人。放心睡吧。谁也没有权力干涉咱们的生活。”

　　达雅脸贴着爱人的胸脯，搂着他，安心地睡着了。保尔久久地听着她的呼吸，一动也不动，生怕惊醒她的甜梦。他对这个把一生托付给他的少女，充满了深切的柔情。

　　达雅的眼睛近来总是那样明亮，第一个知道这个原因的，是廖莉娅，从此，姐妹俩就疏远了。不久，母亲也知道了，确切些说，是猜到了。她警觉起来，没有想到保尔会这样。有一次，她对廖莉娅说：“达尤莎配不上他。这么下去会有什么结果呢？”

　　她忧心忡忡，却又没有勇气同保尔谈谈。

　　青年们开始来找保尔。小房间有时挤得满满的。蜂群一样的嗡嗡声不时传到老头子耳朵里。他们常常齐声歌唱：

　　我们的大海一片荒凉，

　　日日夜夜不停地喧嚷……

　　有时候唱保尔喜爱的歌：

　　泪水洒遍茫茫大地……

　　这是工人党员积极分子小组在集会，保尔写信要求担负一点宣传工作，党委就把这个小组交给了他。保尔的日子就是这样度过的。

　　保尔双手重新把住了舵轮，生活的巨轮几经周折，又朝着新的目的地驶去。他的目标是通过学习，通过文学，重返战斗行列。

　　但是，生活给他设置了一个又一个障碍，每次遇到波折，他都不安地想：这回对他达到目的地，不知道会有多大影响。

　　突然，那个考大学不走运的乔治带着老婆从莫斯科回来了。他住在革命前当过律师的岳父家里，不断回来刮他母亲的钱。

　　乔治一回来，家庭关系更加恶化了。他毫不犹豫地站在父亲一边，并且同那个敌视苏维埃政权的岳父一家串通一气，施展阴谋诡计，一心要把保尔从家里轰出去，把达雅夺回来。

　　乔治回来以后两个星期，廖莉娅在邻区找到了工作，带着母亲和儿子搬走了。保尔和达雅也搬到很远的一个滨海小城去了。

　　半年过去了。国家开始进行伟大的工程。社会主义已经到了现实生活的门槛前面，正由理想变成人类智慧和双手创造的庞然巨物。这座空前宏伟壮观的大厦正在奠定它的钢筋混凝土的地基。

　　“钢、铁、煤”这三个有魔力的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进行伟大建设的国家的报纸上。

　　“要么我们跑完这段距离，赶上技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用最短的时间，也建立起自己强大的工业，使我们在技术方面不依赖于资本主义世界，要么我们就被踩死，因为没有钢、铁、煤，不要说建成社会主义，就是保住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也是办不到的。”党通过领袖之口这样告诉全国人民，于是全国出现了为钢铁而战的空前热潮，人们迸发出来的巨大激情世所未见。“速度”这个词也发出了热烈的行动号召。

　　在久远的古代，为抵抗贵族波兰以及当时还强盛的土耳其的入侵，哥萨克分队曾驰骋在扎波罗什营地上，杀得敌人闻风丧胆，如今在昔日的营地上，在霍尔季扎岛近旁，另有一支部队在安营扎寨。这是布尔什维克的部队，他们决定拦腰截断古老的第聂伯河，驾驭它那狂暴的原始力量，去开动钢铁的涡轮机，让这条古老的河流像生活本身一样为社会主义工作。人向自然界发动了进攻，在汹涌的第聂伯河的急流处，给它桀骜不驯的力量戴上钢筋水泥的枷锁。

　　在三万名向第聂伯河开战的大军中，在这支大军的指挥员中，有过去的基辅码头工人、现今的建筑工段段长伊格纳特·潘克拉托夫。大军从两岸向河流夹击，从战斗打响的第一天起，两岸之间就展开了社会主义竞赛，这是工人生活中的新生事物。

　　潘克拉托夫那硕大的身躯轻快地在跳板上、小桥上跑来跑去，一会儿在搅拌机旁跟弟兄们说两句俏皮话，一会儿消失在土壕沟里，一会儿又突然在卸水泥和钢梁的站台上露面。

　　一大清早，他那佝偻的身子出现在“吃紧的”工区，直到深夜他才把终于疲乏了的巨大躯体放倒在行军床上。

　　有一次，他面对晨雾笼罩的河面，面对河岸上一望无际的建筑材料，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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