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第二部 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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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挺漂亮。柯察金就爱唱高调。要是戳穿他的牛皮，会怎么样呢？他本人抽不抽烟？抽。他知不知道抽烟没什么好处？也知道。那就戒掉吧——又没那么大能耐。前不久他还在小组会上‘宣传文明’呢。”说到这里，茨韦塔耶夫改变了腔调，冷嘲热讽地问：“让他回答大家，他还骂不骂人？

　　凡是认识柯察金的人都会说：骂是骂得少了，可是骂起来实在厉害。真是传教容易当圣徒难哪。”

　　接着是一阵沉默。茨韦塔耶夫这种挖苦人的腔调使大家很不愉快。保尔没有马上回答。他从嘴上慢慢拿下烟卷，揉碎了，然后轻声说：“我决不再抽烟了。”

　　沉默了一会儿，他又补充说：“这主要是为我自己，也多少是为了茨韦塔耶夫。要是一个人不能改掉坏习惯，那他就毫无价值。我还有个骂人的坏毛病。同志们，这个可耻的毛病我还没有完全克服掉，不过就连茨韦塔耶夫也承认很少听见我骂人了。话是容易脱口就说出来的，比不得抽烟，所以现在我还不能说这个毛病不会再犯了。但是我一定要把骂人的缺点也彻底克服掉。”

　　入冬以前流放下来的大量木排壅塞在河里。秋水泛滥，有些木排被冲散了，顺着河水往下漂去，眼看这些木头就要损失掉。于是索洛缅卡区又派出自己的共青团员去抢救这批珍贵的木材。

　　保尔当时正患重感冒，他不愿意落在大家后面，竭力瞒着同志们去参加劳动。一个星期以后，当码头两岸的木头已经堆积如山的时候，冰冷的河水和秋天的潮湿诱发了潜伏在他血液里的敌人——他发高烧了。一连两个星期，急性风湿病折磨着他的身体，他从医院回到工厂以后，只能“趴”在工作台上干活了。工长见了直摇头。过了几天，一个毫无偏见的委员会认定他已经丧失了劳动能力，于是让他退职，并给了他领取抚恤金的权利，但是他生气地拒绝领抚恤金。

　　保尔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心爱的工厂。他拄着手杖，忍着剧烈的疼痛，慢慢地挪动着脚步。母亲曾经多次来信叫他回家去看看，现在他想起了老太太，想起了她在送别时说的话：“总要等你们生病了，受伤了，我才能见到你们。”

　　他到省委会领来两份组织关系证明书，一份是共青团的，一份是党的，卷在一起。为了不引起更多的痛苦，他几乎没有同任何人告别，就动身到母亲那里去了。一连两个星期，母亲又用草药熏，又按摩，医治他那两条肿腿。一个月以后，他走路已经不用手杖了。他内心充满了喜悦，黄昏又变为黎明。

　　列车把他送到了省城。三天以后，组织部给他开了一份介绍信到省军务部，由军务部分配他去担任地方武装的政治工作。

　　又过了一星期，他来到了这个冰天雪地的小镇，担任第二军训营的政委。共青团专区委员会又交给他一项任务，要他把分散的共青团员组织起来，在这个新区建立团组织。瞧，生活就是这样不断变化的。

　　外面很热。一支樱桃树枝从敞开的窗户外窥视着执委会主席的办公室。执委会对面是一座哥特式的波兰天主教教堂，太阳照得钟楼上的镀金十字架闪闪发亮。窗前小花园里，执委会看门人的妻子饲养的一群小鹅正在活泼地找寻食物，它们跟周围的小草一样，葱绿色，毛茸茸的，十分可爱。

　　执委会主席读完刚接到的紧急电报。他的脸上掠过一道阴影。他把骨节粗大的手指插进蓬松的鬈发里，停住不动了。

　　别列兹多夫执委会主席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利西岑今年才二十四岁，这一点，党内外同志都不知道。他魁梧，有力，为人严肃，有时候甚至很严厉，看上去足有三十五岁。他的身体结实，粗壮的脖子上长着一个大脑袋，深棕色的眼睛锐利而严峻，下颌的线条清晰有力。他穿着蓝马裤、“见过世面的”灰军装，左胸口袋上戴着一枚红旗勋章。

　　十月革命前，利西岑在图拉兵工厂“指挥”旋床。他的祖父、父亲和他自己，几乎都是从童年时代起，就在这个工厂里切铁、削铁。

　　可是有一年的一个秋夜，利西岑这个一直只管制造武器的工人，第一次拿起了武器，他从此就投身到大风暴中来了。

　　革命和党不断地把他投入一场又一场火热的斗争。这个图拉的军械匠走过了光荣的战斗道路，从一个普通的红军战士成长为团的指挥员和政委。

　　战火和炮声已经成为过去。现在，利西岑调到这个边境地区工作，生活过得很安宁。他常常工作到深夜，研究有关农作物收获情况的综合报告，而现在这份急电使他一瞬间仿佛又回到了战场。电文很简略，是这样的：绝密。别列兹多夫执委会主席利西岑。

　　近发现波兰频繁派遣大批匪徒越境，似拟骚扰边境地区。

　　希采取防范措施。财务科现款及贵重物品宜转移至专区，勿滞留税款。

　　从办公室的窗户里，利西岑可以看见每一个走进区执委会的人。他看见保尔走上了台阶。不一会儿，传来了敲门声。

　　“坐下吧，咱们谈谈。”利西岑握着保尔的手说。

　　整整一小时，执委会主席没有接见别的人。

　　保尔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已经是正午了。利西岑的小妹妹妞拉从花园里跑了出来。保尔管她叫小阿妞。这个小姑娘平时总是羞答答的，严肃得跟她的年龄完全不相称，但是一遇见保尔，就亲切地微笑着。这一回，她也是用小孩子的方式笨拙地跟保尔握了握手，一面把一绺短发从前额上甩开。

　　“我哥哥那儿没人了吧？我嫂子等他回去吃午饭，等了好一会儿了。”妞拉说。

　　“小阿妞，去找他吧，屋里就他一个人。”

　　第二天，离天亮还早，三辆大车套着肥壮的马匹，到了执委会门前。车上的人低声地交谈着。从财务科搬出来几只封口的麻袋，装上了车。几分钟后，公路上响起了车轮滚动的声音。保尔带领一队人在大车周围护卫。他们安全地到达了离小镇四十公里（其中有二十五公里是森林）的专区中心，把贵重物品转移到了专区财务处的保险柜里。几天以后，有一个骑兵从边界向别列兹多夫疾驰而来。镇上那些好看热闹的人都困惑不解地盯着这个骑兵和他那匹跑得满身是汗的马。

　　到了执委会门口，骑兵扑通一声跳下马来，他一只手扶着军刀，踏着笨重的马靴，咚咚地跑上了台阶。利西岑皱着眉头，接过他送来的公文，拆开来，在封袋上签了字。那个边防军人没容马缓口气，又跃上马鞍，立即沿原路跑回去了。

　　除了刚读过公文的执委会主席，谁也不知道它的内容。但是镇上的小市民嗅觉挺灵敏。当地的小商贩，三个人里面一定有两个是要搞点走私活动的，常干这种行当，使他们凭着本能就能预测到危险的临近。

　　人行道上有两个人急急忙忙向军训营营部走去。其中一个是保尔。当地居民全认识他：他总是带着枪。另外一个是区党委书记特罗菲莫夫，今天连他也扎起了武装带，别上了转轮手枪——这可就不妙了。

　　过了几分钟，营部里跑出来十五个人，手里端着上好刺刀的步枪，奔向十字路口的磨坊。其余的党团员也在党委会里武装起来。执委会主席戴着哥萨克羊皮帽，腰间照例挂着他的毛瑟枪，骑马跑了过去。显然是出了什么不寻常的事情，无论是广场，还是偏僻的小巷，一下子全都变得死一般的寂静——一个人也看不见了。转眼间，小铺的门都挂上了中世纪的大锁，护窗板也都关上了。只有那些无所畏惧的母鸡和热得懒洋洋的猪，还在垃圾堆上起劲地找东西吃。

　　在镇边的几个园子里设下了埋伏。再往前就是田野，公路笔直，可以看出去很远。

　　利西岑收到的情报很简短：昨夜骑匪一股约百余人，携轻机枪两挺，经交锋后，于波杜布齐地区窜入苏维埃国境。希即采取措施。匪徒于斯拉武塔林区消失。本日将有百名哥萨克红骑兵经别列兹多夫追击匪徒，特预先告知，切勿误会。

　　边防军独立营营长加夫里洛夫一小时以后，在通往别列兹多夫镇的大路上出现了一个骑马的人，在他身后一公里是一队骑兵。保尔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前方。骑马的人小心地走近了，但是并没有发现园子里有埋伏。这是红军哥萨克第七团的一名青年战士，做侦察工作还是个新手。园子里的人一下跳到路上，把他包围起来。他看见他们军便服上都佩戴着青年共产国际的徽章，不好意思地笑了。经过简短交谈，他又拨转马头，迎着行进中的骑兵队伍跑去。岗哨把红军哥萨克骑兵队放过去，又重新在那几个园子里埋伏下来。

　　几个动荡不安的日子过去了。利西岑接到通报说，匪徒企图进行破坏活动，未能得逞，在红军骑兵的追击下，已被迫仓皇逃出国境线。

　　这里的布尔什维克组织人数很少，全区才十九个人，他们正加紧进行苏维埃的建设工作。刚刚组建成的新区，一切都得从头做起。这一带是边境地区，他们时刻都得保持高度警惕。

　　改选苏维埃、剿匪、开展文化活动、缉私、加强部队里的党团工作——所有这些，使利西岑、特罗菲莫夫、保尔和团结在他们周围的为数不多的积极分子，常常从清晨一直忙到深夜。

　　白天，保尔一跳下马，就走向办公桌；离开办公桌，就到训练新兵的广场上去；又要去俱乐部，又要去学校，还得参加两三个会议。夜里，他又骑上马，挎上毛瑟枪，厉声喝问：“站住！什么人？”还监听越境走私的马车的辘辘声——第二军训营政委的白天和大多数夜晚就是这样度过的。

　　别列兹多夫共青团区委会由三个人组成：保尔、莉达·波列维赫和任卡·拉兹瓦利欣。莉达是妇女部长，小眼睛，出生在伏尔加河附近。拉兹瓦利欣是个挺漂亮的高个子青年，不久前还是中学生，他“年轻而早熟”，喜欢惊心动魄的冒险小说，熟悉歇洛克·福尔摩斯［英国作家柯南道尔（１８５９—１９３０）的侦探小说中的主人公。——译者］的侦探故事和路易·布斯纳［路易·布斯纳（１８４７—１９１０），法国作家，写过许多冒险小说和历史小说。——译者］的作品。他原来在一个区党委做行政干事，大约四个月以前才加入共青团，可是他在其他团员面前却总爱摆出“老布尔什维克”的架子。因为没有别的人可以派，专区党委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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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同

长时间的考虑，才把他派到别列兹多夫来负责政治教育工作。

　　太阳升到了顶空。连最隐蔽的角落也被暑气占领了，所有的动物都躲到阴凉的地方，狗也趴到粮仓的墙根底下，热得懒洋洋地直打盹。所有的动物似乎都离开了这个村庄，只有一头猪躺在井边的水洼中，把身子埋在污泥里，怡然自得地哼哼着。

　　保尔解开缰绳，忍住膝盖的疼痛，咬着嘴唇跨上了马。女教员站在学校的台阶上，手搭凉棚，微笑着说：“再见，政委同志。”

　　马不耐烦地跺了一下蹄子，伸伸脖子，绷紧了缰绳。

　　“再见，拉基京娜同志。就这么决定了：明天您给上第一课。”

　　马感觉到缰绳松了，立刻小跑起来。就在这个时候，保尔听到身后传来一阵凄厉的号叫。只有村子里失火的时候，妇女们才会这样惨叫。保尔使劲一拉缰绳，马立刻转过身来。这时他看见一个年轻的农妇气急败坏地从村外跑来。拉基京娜走到路当中，拦住了她。附近各家也都有人跑到门口来，大多是老头和老太婆。年轻力壮的都下地了。

　　“哎呀！乡亲们哪，那边出事啦！哎呀，真不得了啊，真不得了啊！”

　　保尔驱马走到这些人跟前的时候，又有一些人从四面八方跑来。大家围着这个妇女，扯着她那白衬衫的袖子，惊慌地提出一大堆问题，但是她前言不搭后语，根本没法听懂。她只顾不住声地喊：“打死人啦！拿刀拼命啦！”这时，有个胡子乱蓬蓬的老头，一只手提着粗布裤子，笨拙地跳着跑过来，逼住那年轻女人：“别乱叫了！像个疯子似的！哪儿打起来了？为的是啥呀？

　　别吱哇乱叫啦！呸，真见鬼！”

　　“咱们村跟波杜布齐的人打起来了……为了地界呀！他们把咱们的人往死里打呀！”

　　大家这才明白是灾难临头了。街上立即响起了妇女们的尖叫声，老头们也都愤怒地喊起来。这消息像警钟似的，一下子传遍了整个村庄，传到了每个院子里：“波杜布齐的人强占地界，拿镰刀砍咱们的人哪！”凡是走得动的人都从家里冲出来，操起叉子、斧头，或者干脆从栅栏上拔根木桩，朝村外正在血战的田地里跑去。两村为了争地界，年年都发生械斗。

　　保尔狠狠地踢了一下马，马立刻飞跑起来。黑马被他的喊声催促着，赶过了奔跑的人群，飞也似的向前冲去。它把耳朵紧贴在头上，四脚腾空，越跑越快。高冈上有一座风车，向四面张开它的翅膀，好像是伸出手来要挡住他的去路。风车右方，高冈下面的河旁，是一片草地。向左是一望无际的、随着山坡起伏的麦田。风从成熟的黑麦上面掠过，他用手抚摩它一样。路旁的罂粟开着鲜艳的红花。这里静悄悄的，热得难以忍受。只是从远处，从高冈下面，从那条好像在阳光下取暖的银蛇似的小河那里，传来了喊叫声。

　　马朝高冈下面的草地疯狂地飞奔过去。“马脚只要绊一下，我和它准得完蛋。”保尔脑子里闪过了这么一个念头。但是马已经勒不住了，他只好紧贴着马脖子，听任风在耳边呼呼响。

　　马发疯似的奔到了草地上。一群人正在这里像没有理性的野兽一样凶猛地厮杀。好几个人已经倒在地上，满身是血。

　　马的胸脯撞倒了一个大胡子。他正举着一截芟刀把，追赶一个满脸是血的小伙子。旁边一个晒得黝黑的、结实的农民把对手打倒在地，用沉重的靴子狠命踹他，想把他一下子置于死地。

　　保尔策马闯进正在厮杀的人群，把他们冲开。没容他们弄清是怎么回事，他就疯狂地催着马，横冲直撞，朝野兽一般的人们冲过去；他觉得要驱散这伙打红了眼的人群，只有用同样野蛮而可怕的办法。他狂怒地大喊：“散开，你们这些野兽！我把你们统统枪毙，你们这些强盗！”

　　接着，他从皮套子里拔出枪，在一个满脸杀气的人的头顶上挥了一下，纵马一扑，开了一枪。有些人扔下镰刀，转身逃走了。保尔就这样一面狂怒地驱马在草地上奔驰，一面不断地开枪，他终于达到了目的。人们离开草地四散逃跑了，一来是为了逃避责任，二来也是为了躲开这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恶狠狠的凶神和他那支连连射击的“瘟枪”。

　　不久，区法院的人来到了波杜布齐。人民审判员调查了好长时间，传讯了见证人，但是始终没有查出祸首来。这场械斗没有出人命，受伤的也都复原了。审判员以布尔什维克的耐心，竭力向站在他面前的愁眉苦脸的农民说明，他们这场械斗是野蛮的和违法的。

　　“审判员同志，全怪地界，我们的地界给搞乱了！每年都为这个打架。”

　　但是有几个人还是受到了惩罚。

　　一星期之后，丈量队走遍了刈草场，在双方有争议的地方钉上了木桩。一个上了年纪的丈量员，因为天热，又走了许多路，弄得汗流浃背，他一边卷着软尺，一边对保尔说：“丈量土地，我干了三十年了，到处都为地界闹纠纷。您看看这些草地的分界线，像个什么样子！拐来拐去的，就是醉鬼走路也比它直。再说那些耕地，一块地也就三步宽，全是插花地，要分清楚，简直会把你气疯了。就是这么小块的地，还在一年一年地分下去，越分越小。儿子跟父亲一分家——一小块地又分成两半。我向您担保，再过二十年，这些地就全都会变成地界，再也没地方下种了。现在就已经有十分之一的耕地成了地界。”

　　保尔笑着说：“再过二十年，咱们就连一条地界也没有了，丈量员同志。”

　　老头温厚地看了看对方。

　　“您说的是共产主义吧？不过，您知道，那个社会还远着呢。”

　　“您听说过布达诺夫卡集体农庄吗？”

　　“啊，您指的是这个呀！”

　　“是啊。”

　　“布达诺夫卡我去过……那只是个别情况，柯察金同志。”

　　丈量队在继续丈量土地。两个小伙子钉木桩。原先的地界还勉强可以看得出来，不过只剩下露在草地上的稀稀落落的几根烂木头了。刈草场两边站着许多农民，他们瞪眼监视着，一定要把木桩钉在原先的那个地界上。

　　赶车的是个嘴闲不住的人，他用鞭杆子抽了一下瘦弱的辕马，转过身来对坐在车上的人说：“谁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这儿也搞起共青团来了。早先可没这玩意儿。这些事看样子都是那个老师兴起来的，她姓拉基京娜，说不定，你们认识她吧？她还挺年轻，可真是个害人精。她把村里的娘们全都鼓动起来了，把她们召集到一块，搞了不少名堂，弄得大家都不得安生。气头上给老婆一个耳刮子，这是常有的事，老婆不揍哪行啊！早先，她们只好揉揉脸，不敢吭声。现在你还没碰她一下，早吵翻了天。说是要上人民法院去告你，年轻一点的，还会跟你闹离婚，给你背法律条文。就拿我那口子甘卡来说吧，她本来是个不爱吱声的女人，现在也当上代表了。大概是管老娘们的头头吧。

　　全村都来找她。开头，我真想拿马缰绳抽她一顿，后来一想，我才不管她呢。让她们见鬼去吧！让她们瞎吵吵去吧！要说管家务什么的，我那口子倒是个好样的。”

　　赶车的搔了搔从麻布衬衫领口露出来的毛茸茸的胸脯，又习惯地在辕马的肚子上抽了一鞭子。车上坐的是拉兹瓦利欣和莉达。他们到波杜布齐去，各有各的事：莉达要开妇女代表会，拉兹瓦利欣是去安排团支部的工作。

　　“怎么，难道您不喜欢共青团员吗？”莉达开玩笑地问那个赶车的。

　　赶车的摸摸胡子，不慌不忙地回答：“不，哪儿的话呢……年轻的时候可以玩玩，演个戏呀什么的。滑稽戏，要是演得真好，我自己就很喜欢看。我们起先以为孩子们准是胡闹，可是正好相反。听人说，像喝酒、耍流氓这些事他们都管得挺严。他们多半是学习。就是老反对上帝，想把教堂改成俱乐部。这可办不到，老年人为了这个都斜着眼睛看这些团员，对他们挺不满意。别的还有啥呢？有一件事他们办得不怎么样：光要那些啥也没有的穷棒子，要那些当长工的，再不就是一点家业也没有的人。有钱人家的孩子一个也不要。”

　　马车下了山坡，到了学校跟前。

　　看门的女工把两个客人安顿在她屋里，自己到干草棚里去睡了。莉达和拉兹瓦利欣开会开晚了，刚刚回来。屋子里黑糊糊的。莉达脱下皮鞋，爬到床上，立刻睡着了。但是拉兹瓦利欣的手粗鲁而又不怀好意地触到她身上，把她惊醒了。

　　“你想干什么？”

　　“小点声，莉达，你喊什么？你明白，我一个人就这么躺着怪闷的，真受不了！你难道就想不出比打呼噜更好玩的事吗？”

　　“把手拿开，马上给我滚下床去！”莉达推了他一下。她本来就十分厌恶拉兹瓦利欣那猥亵的笑脸。现在她真想痛骂他一顿，挖苦他一顿，但是她很困，就又闭上了眼睛。

　　“你拿什么架子？你以为这样才合乎知识分子的身份吗？

　　你该不会是贵族女子学校毕业的吧？你以为这么一来，我真的就信你的了？别装傻了。要是你真懂事，就该先满足我的要求，然后你要睡多久都随便。”

　　他认为用不着再多费口舌，从长凳上起来，又坐到了莉达床沿上，自说自话地伸手就去扳她的肩膀。

　　“滚蛋！”她立刻又惊醒了。“老实跟你说，这件事我明天非告诉柯察金不可。”

　　拉兹瓦利欣抓住她的胳膊，恼怒地低声说：“我才不在乎你那个柯察金呢。你别固执了，反正你得依我的。”

　　他们之间发生了短促的搏斗，静静的屋子里发出了清脆的耳光声——一下，又一下……拉兹瓦利欣向旁边一闪，莉达摸黑冲到门边，推开门跑了出去。她站在月光下，简直气疯了。

　　“进屋来，傻瓜！”拉兹瓦利欣恨恨地喊了一声。

　　他只好把自己用的铺盖搬到屋檐下面，在外面过夜。莉达关上门，上了闩，蜷缩成一团，躺在床上。

　　早晨，在回镇的路上，拉兹瓦利欣坐在赶车的老头旁边，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心里直嘀咕：“看来，这个碰不得的女人十有八九会去告诉柯察金。真是个酸溜溜的洋娃娃！长得倒挺漂亮，可就是一点人情都不懂。我得跟她来软的，不然，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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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汤

倒霉。柯察金本来就瞧不起我。”

　　拉兹瓦利欣凑到莉达跟前坐下，装出一副难为情的样子，眼神甚至有点忧郁。他编了一套不能自圆其说的理由为自己辩解，表示他已经悔悟了。

　　拉兹瓦利欣终于达到了目的：快进镇的时候，莉达答应不把昨天夜里的事告诉任何人。

　　共青团的支部一个接一个地在边境各村建立起来。团区委的干部为共产主义运动的这些幼芽付出了很多心血。保尔和莉达整天在这些村子里活动。

　　拉兹瓦利欣不愿意下乡。他跟那些农村小伙子合不来，得不到他们的信任，常常把事情搞糟。莉达和保尔平易近人，很自然地就和那些青年打成了一片。莉达把姑娘们团结在自己周围，交了好多知心朋友，并且同她们保持着联系，不露声色地培养她们对共青团生活和工作的兴趣。全区的青年都认识保尔。第二军训营负责对一千六百名即将应征入伍的青年进行军事训练。在各村的晚会上，在大街上，手风琴对宣传工作的开展起到了前所未有的作用。手风琴使保尔同青年们成了“一家人”。手风琴奏起快速的进行曲，热烈而动人；奏起忧郁的乌克兰民歌，亲切而温柔。许多乌克兰农村青年就是在这迷人的琴声引导下，走上了共青团的道路。大家倾听着保尔的演奏，也倾听着这位工人出身的政委兼共青团书记的讲话。琴声和年轻政委的话语在他们的心中和谐地融合在一起。村子里开始听到新的歌曲了，各家除了祷告用的赞美诗集和圆梦的书籍以外，又出现了别的书。

　　走私者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他们要提防的已经不只是边防人员，因为苏维埃政权现在有了许多年轻的朋友和热心的助手。边境各村团支部的同志由于一心想亲手捉住敌人，有时甚至把事情做过了头。碰到这种情况，保尔就不得不出面援救他们。有一次，波杜布齐村团支部书记格里沙·霍罗沃季科——一个性子急、爱辩论的蓝眼睛小伙子，反宗教的积极分子——通过他自己的特殊途径得到线索，说夜里将有一批私货运交村里的磨坊老板。于是他就把全支部的同志都动员起来，带上一支教练枪和两把刺刀，由他领着，当夜就小心翼翼地包围了磨坊，等待野兽落网。国家政治保安部的边境哨所也掌握了有关这次走私的情况，并且设下了埋伏。双方在夜间发生了误会，多亏保安人员沉着冷静，共青团员在格斗中才没有伤亡。他们只是被解除了武装，送到四公里外的邻村里关了起来。

　　保尔当时正在加夫里洛夫营长那里。第二天早上，营长把刚接到的报告告诉了他，于是他赶紧骑马去搭救同志们。

　　当地保安机关的负责人笑着把昨天夜里发生的事件告诉了他。

　　“咱们这么办吧，柯察金同志。他们都是好小伙子，我们不能委屈他们。不过，为了叫他们往后不再包办我们的任务，你不妨吓唬吓唬他们。”

　　卫兵打开板棚的门，十一个小伙子从地上站了起来。他们显得很难为情，两只脚不安地倒换着，站在那里。保安机关负责人两手一摊，做出毫无办法的样子，说：“你瞧瞧他们吧。闯了这么大的祸，我只好把他们押送到专区去。”

　　格里沙一听就激动起来，说：“萨哈罗夫同志，我们干什么坏事啦？我们只是想给苏维埃政权出点力。我们早就盯住这帮富农了，可是你们倒把我们当强盗关起来。”说完，他委屈地扭过身子去。

　　保尔和萨哈罗夫好不容易板着面孔，进行了严肃的交涉以后，才停止了这场“吓唬”。

　　“要是你给他们担保，今后不再到边界上走动，而采取其他方式协助我们，我就客客气气地释放他们。”萨哈罗夫对保尔说。

　　“好吧，我担保。我相信他们是不会再让我下不了台的。”

　　这个支部全体十一名团员一路上唱着歌，回到了波杜布齐。发生的事情没有张扬出去。不久，那个磨坊老板终于落网了。这一次是依法逮捕的。

　　德国移民们住在迈丹维拉一带的森林庄园里，过着优裕的生活。这些富农的庄园彼此相距半公里，房子盖得很坚固，加上各种附属建筑物，像一座座小小的堡垒。安托纽克匪帮就在迈丹维拉藏形匿迹。安托纽克过去是沙皇军队里的司务长，后来搜罗一些亲友，拼凑了一个“七人帮”，在附近的大道上持枪行劫。他们杀人不眨眼，既不轻饶投机商人，也不放过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人员。安托纽克行踪诡秘。今天干掉两个农村合作社的工作人员，明天又在二十公里以外解除一个邮递员的武装，把他抢个精光。安托纽克和另一个土匪头子戈尔季竞赛，他们两个一个比一个坏。专区警察局和国家政治保安部在他们身上费了不少时间。安托纽克就在别列兹多夫镇附近活动，因此，进城的道路都很不安全。这个匪首确实不容易捕获：风声一紧，他就溜到国境线外去躲避，过后又出其不意地回来作案。每当听到这个出没无常的害人虫又出来行凶作恶，利西岑就烦躁得直咬嘴唇。

　　“这条毒蛇还要咬我们多久呢？畜生，等着吧，我一定要亲手抓住他！”他咬牙切齿地说。有两次，利西岑抓住了线索，立即带着保尔和另外三个共产党员跟踪追捕，但是，这个土匪还是逃脱了。

　　专区给别列兹多夫镇派来一支剿匪队，领队的是个讲究穿戴的小伙子，叫菲拉托夫。按照边防条例的规定，他本来应当先向区执行委员会主席报到，可是这个傲慢得像只小公鸡的家伙却认为这样做没有必要，自作主张，就把队伍开到了附近的谢马基村。夜间进村后，他们在村头的房子里住下了。这一伙全副武装、行动隐蔽的陌生人，引起了隔壁一个共青团员的注意，他立刻跑去报告村苏维埃主席。村苏维埃主席也丝毫不了解这支队伍的来历，把他们当成了土匪，急忙派这个团员骑马到区里去报信。菲拉托夫干的这桩蠢事差一点断送了许多人的性命。利西岑刚一得到关于“匪情”的报告，连夜集合民警，带了十几个人，骑马奔向谢马基村。他飞一样来到村头，跳下马，翻过篱笆，直向那座房子扑去。房门口的哨兵头部挨了一枪托，像一口袋东西一样倒下了。利西岑跑过来，使劲用肩膀一拱，房门就开了，他行随即冲了进去。房间里天花板下挂着一盏灯，灯光暗淡。利西岑一只手举起手榴弹，准备投掷，另一只手紧握着毛瑟枪，他大喝一声，震得玻璃直响：“投降！要不就把你们炸个稀烂！”

　　睡得迷迷糊糊的人们全从地板上跳了起来，一看到利西岑拿着手榴弹的那个杀气腾腾的架势，马上举起手来。再迟一秒钟，冲进来的人们也许就要开枪射击了。又过了一会儿，当这一小队俘虏只穿着内衣被赶到院子里的时候，菲拉托夫看见了利西岑胸前的勋章，这才敢开口说话。

　　利西岑气得发疯，狠狠啐了一口，十分轻蔑地骂道：“脓包！”

　　德国革命的消息传到区里来了。汉堡巷战的枪声传到了这里。边境上的人都激动起来。人们紧张地期待着，一遍又一遍地阅读报上的消息。十月革命的风暴也在西方刮起来了。

　　申请参加红军的志愿书像雪片一样，不断送到团区委会来。保尔花了不少时间同各团支部派来的代表谈话，向他们解释，苏维埃国家执行的是和平政策，现在不想跟任何邻国打仗。但是，这种说服工作并没有起多大作用。每逢星期天，各支部的团员都到镇上来，在从前神甫家的大花园里举行全区团员大会。有一天中午，波杜布齐村共青团支部全体团员排着队，迈着整齐的步伐来到区委大院。保尔从窗口看见了他们，立即到台阶上去迎他们。以格里沙为首的十一个小伙子，穿着长统靴子，背着大口袋，在门口站住了。

　　“这是怎么回事，格里沙？”保尔吃惊地问。

　　格里沙给他使了个眼色，两个人一起进了屋。莉达、拉兹瓦利欣和另外两个共青团员马上围过来。格里沙关好门，严肃地皱起他那淡淡的眉毛，说：“同志们，我这是要考验考验我们的战斗力。今天早上，我对我们支部的团员说：区里来了一份电报，当然是绝密的；电报上说，咱们跟德国资本家打起来了，跟波兰地主很快也要打。莫斯科来了命令，所有的团员都要上前线。谁害怕，不敢去，只要写个申请书，就可以留在家里。我命令他们，打仗的事谁也不准告诉，让他们每人带一个大面包和一块腌肉，没有腌肉的就带点蒜或者葱头，一个钟头以后在村外秘密集合。先开到区里，然后再到专区，在那儿领武器。我这一宣布，可真灵。他们马上向我问这问那，我告诉他们：没什么说的，就这么办！谁不去，就写个申请书。这次去打仗是自愿的。大伙一散，我心里就犯了嘀咕：要是谁也不来，可怎么办呢？我就只好解散支部，自己一走了事。我坐在村外瞅着。他们真的一个个来了。有的人脸上眼泪还没干，但是竭力不让别人看出来。十个人全来了，没一个临阵脱逃的。你们看，我们波杜布齐支部怎么样！”格里沙兴高采烈地把话说完，得意地用拳头捶了一下胸脯。

　　莉达非常生气，狠狠训了他一顿。他莫名其妙地看着她，说：“你说些什么呀？这可是最好的考验！这样才能真正看透每一个人。为了搞得更像样一点，我本来打算把他们拉到专区去，但是，小伙子们都累了，让他们回家去吧。不过，保尔，你一定得给他们讲讲话，要不，这算怎么回事呢？不讲话是不行的……你就说，动员令已经撤销。他们表现得很英勇，值得表扬。”

　　保尔很少到专区中心去，往返一次要好几天时间，而区里的工作又一天也离不开他。拉兹瓦利欣却一有机会就往城里跑。每进一次城，他都从头到脚武装起来，把自己暗自比作库柏［库柏（１７８９—１８５１），美国作家。他的主要作品《皮袜子小说集》的主人公是个喜欢探险的猎人。——译者］小说里的主人公。他非常喜欢这样的旅行。进了林子，他就开枪打打乌鸦或者机灵的小松鼠。遇见单身的行人，就拦住人家盘问一番，好像他真是个侦查员似的，问人家是干什么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到了离城不远的地方，他就收起武器，把步枪往干草堆里一塞，手枪装到衣袋里，和平常一样，走进专区团委会。

　　“说说吧，你们别列兹多夫有什么新闻？”费多托夫问他。

　　专区团委书记费多托夫的办公室里，人总是满满的。大家都抢着说话。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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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能同时听四个人说话，手写着东西，还回答第五个人的问题。费多托夫非常年轻，可是一九一九年就入党了。只有在大动荡的时期，一个十五岁的青年才能入党。

　　对费多托夫的问题，拉兹瓦利欣漫不经心地回答说：“新闻有的是，一下子说不完。我从早到晚忙得团团转。

　　所有的漏洞都得去堵，白手起家嘛，什么都得从头干。我又新建立了两个支部。叫我来有什么事情吗？”他大模大样地在圈椅上坐了下来。

　　经济部部长克雷姆斯基正在忙着处理一堆公文，回过头来看了一下。

　　“我们叫的是柯察金，并没叫你来。”

　　拉兹瓦利欣喷了一口浓烟，说：“柯察金不愿意到这儿来，连这种差事也得我替他干……有些书记当得可真舒服，一点活也不干，光拿像我这样的人当驴使唤。柯察金一去边境，就是两三个星期，他不在，所有的工作都得我来干。”

　　拉兹瓦利欣很明显是要别人意识到，只有他当团委书记才最合适。

　　“我不怎么喜欢这个傲慢的家伙。”拉兹瓦利欣走后，费多托夫直率地对团委会的其他同志说。

　　拉兹瓦利欣的鬼把戏是无意中被拆穿的。有一天，利西岑顺便到费多托夫那里去取信件。不论谁到区里去，都要把大家的信件捎回来。费多托夫和利西岑谈了很长时间，这样拉兹瓦利欣就被揭穿了。

　　“不过，你还是让柯察金来一趟，我们这儿的人还不大认识他呢。”利西岑临走的时候，费多托夫对他这样说。

　　“好吧，不过咱们把话说在前头：你们可不能把他调走。这我们是坚决不能同意的。”

　　这一年，边境上庆祝十月革命节的活动搞得空前热烈。保尔被选为边境各村庆祝十月革命节委员会主任。在波杜布齐村开完庆祝大会之后，三个村子的男女农民五千多人，以军训营和乐队为前导，排成长达半公里的游行队伍，举着鲜艳的红旗，浩浩荡荡地走出村去，向边境前进。他们秩序井然，纪律严明，沿着界桩在苏维埃国土上游行，到那些被苏波国界分成两半的村庄去。边境上的波兰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边防军营长加夫里洛夫和保尔骑马走在最前头。他们背后，铜号奏出的乐曲声、风卷红旗的哗啦声和此伏彼起的歌声响成了一片。青年农民都穿着节日的盛装。少女们银铃般的笑声远远地传向四方。成年人表情严肃，老年人神态庄重。这股人流像一条大河，奔向目力所及的远方，国境线就是这条河的堤岸，他们寸步不离苏维埃的国土，没有一只脚跨过这条严禁逾越的国界。保尔停下来，人的洪流从他身旁涌过。队伍中正唱着《共青团之歌》：

　　……

　　从西伯利亚的森林，

　　到不列颠的海滨，

　　最强大的力量

　　是我们的红军。

　　紧接着，是女声合唱：

　　嗨，那边山上收割忙……

　　苏维埃哨兵用愉快的微笑欢迎这支游行队伍，波兰哨兵看见游行队伍却感到惶恐不安。这次游行虽然早已通知了波兰指挥机关，但是仍然引起了对方的惊慌。一队队骑马的战地宪兵四处巡逻。岗哨比平时增加了四倍，谷地里隐蔽着后备队，以应付可能出现的事变，但是，游行队伍始终走在自己的国土上，是那样欢快而热闹，空气里充满了他们的歌声。

　　小土冈上站着一个波兰哨兵，游行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过来了。乐队奏起了进行曲。波兰哨兵立刻从肩上卸下枪，贴在脚边，行了一个注目礼。保尔清楚地听见一句波兰话：“公社万岁！”

　　看那哨兵的眼睛就知道，这句话是他说的。保尔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是朋友！他那士兵大衣里面跳动着的是一颗同情游行群众的心。于是，保尔用波兰话轻声回答：“同志，向你致敬！”

　　哨兵落在后面了。游行队伍从他面前经过的时候，他始终保持着持枪立正的姿势。保尔几次回过头去，看到他那小小的黑色身影。前面又是一个波兰哨兵，花白胡子，四角帽镶着镍边，帽檐下露出一双呆滞无光的眼睛。保尔刚才听到那句话，激动的心情还没有消失。这回他首先开了口，仿佛是自言自语一样，用波兰话说：“你好，同志！”

　　但是，没有得到回答。

　　加夫里洛夫微微一笑。原来，两次说话他全都听见了。

　　“你要求太高了。”他说。“这儿除了普通步兵，还有宪兵。

　　你看见他袖子上的标志了吗？他是个宪兵。”

　　游行队伍的排头已经开始下坡，朝一个被国界分成两半的村庄走去。苏维埃这半边作好了隆重欢迎客人的准备。所有的人都集合在界河上的小桥旁边。男女青年排成队，站在路两旁。在波兰那半边，房顶和板棚顶上都站满了人，他们全神贯注地看着河这岸发生的事情。还有一群群农民站在门口和篱笆旁边。当游行队伍走进夹道欢迎的人群的时候，乐队奏起《国际歌》。许多人在一个临时搭成的、装饰着绿色枝叶的台子上发表了动人的演说，讲话的有年纪很轻的小青年，也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保尔也用他的本民族语言——乌克兰语讲了话，他的话飞过界河，传到了对岸。波方唯恐这个讲话打动人心，于是决定采取措施。他们出动了宪兵队，骑着马在村子里横冲直撞，用鞭子把人们赶回屋里去，还朝屋顶上开枪。

　　街上没有人了。青年人也被枪弹从屋顶上赶跑了。这一切，苏维埃这一边的人全看得清清楚楚。他们皱起了眉头。这时，一位老羊倌在小伙子们的搀扶下登上了讲台，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慨，激动地说：“好哇，瞧瞧吧，孩子们！他们从前就是这样打我们的。现在咱们村子里，当官的拿皮鞭子抽庄稼人这样的事，再也没有了。地主老爷完蛋了，咱们背上也就不再挨鞭子了。孩子们，你们可要牢牢地掌好这个权哪。我老了，不会讲话，可是心里想说的话很多。在沙皇那个时候，我们像老牛拉车那样，受了一辈子苦，看着那边的老百姓，我心里可真难受哇！……”他向对岸挥了一下他那干瘦的手，放声大哭起来，只有小孩子和老年人才会这样哭。

　　接着，格里沙上台发言。加夫里洛夫一边听着他那愤怒的讲话，一边掉转马头，仔细观察对岸是不是有人记录。但是，对岸空荡荡的，连桥头的岗哨都撤走了。

　　“这次大概不会向外交人民委员部发抗议照会了。”他开玩笑地说。

　　十一月底，一个阴雨的秋夜，安托纽克和他的“七人帮”总算是恶贯满盈了。这一窝豺狼在迈丹维拉一个富裕移民家里参加婚礼，被赫罗林的党团员们擒获，落入了法网。

　　妇女们的闲谈，把这些客人来参加婚礼的消息泄漏了出去。赫罗林的党团员一共有十二个人，立刻集合，谁有什么武器就带什么武器，坐上马车，奔向迈丹维拉庄园。同时，派人骑马飞速到别列兹多夫报信。报信人在谢马基村碰上了菲拉托夫的剿匪队，菲拉托夫随即带领人马，朝迈丹维拉扑去。

　　赫罗林的党团员已经把那个庄园围住，并且同安托纽克匪帮接上了火。安托纽克和他的喽罗们躲在一间小厢房里，一看见有人露头，就开枪射击。他们突然冲出厢房，妄想突围，但是，赫罗林的党团员撂倒一个匪徒，把他们压了回去。安托纽克陷入这样的困境已经不是头一回，但是每次都靠手榴弹和黑夜帮忙，安全逃脱。这一次，差一点又让他逃走。赫罗林支部已经牺牲了两个人，幸好菲拉托夫及时赶到。安托纽克一看就明白：这回是陷入了绝境，再也跑不掉了。他整夜都从厢房的各个窗口向外射击，直到天亮才被抓住。“七人帮”中没有人投降。为了消灭这窝豺狼，有四个人献出了生命，其中三个是成立不久的赫罗林共青团支部的团员。

　　保尔的军训营奉命参加地方部队的秋季演习。他们冒着倾盆大雨到四十公里以外的一个师的营地去。一清早出发，深夜才到达，整整走了一天。这次行军，只有营长古谢夫和政委柯察金骑马。八百个即将应征入伍的青年一到营房，倒下就睡了。师部给这个营的调集令下达晚了，第二天早晨就要开始演习。他们这个营要接受检阅。全营在操场上整好了队。

　　不久，师部来了几个骑马的人。这个军训营已经领到服装和步枪，现在面貌一新了。营长古谢夫和政委柯察金两人为训练这支队伍花了不少心血和时间，因此信心十足。当正式检阅完毕，军训营做完变换队形的表演之后，一个面孔漂亮，但皮肉松弛的指挥员厉声问保尔：“你为什么骑马？我们普及军训部队的营级指挥员和政委不应该骑马。我命令您把马送回马棚去，徒步参加演习。”

　　保尔知道，自己那两条腿连一公里也走不了，不骑马就不能参加演习。这种情况对这位系着十来条各种皮带的大喊大叫的花花公子该怎么说呢？

　　“我不骑马就不能参加演习。”

　　“为什么？”

　　保尔明白，没有别的法子解释他拒绝步行的理由，只好低声说：“我的两条腿全肿了，连走带跑一个星期，我实在做不到。此外，同志，我还不知道您是什么人。”

　　“我是你们团的参谋长，这是一。第二，我再一次命令您下马。如果您是个残废，我可没叫您在部队里工作，这不能怪我。”

　　保尔好像挨了一鞭子，他猛地一抖缰绳。但是，古谢夫那只坚强有力的手阻止了他。保尔受到这样的侮辱，忍不住要发作，同时他又竭力克制自己，内心斗争了好几分钟。现在的保尔已经不是从前那个任性地从一个部队跳到另一个部队的普通战士了。他现在是营政治委员，全营战士就站在他身后。他自己的行动会给全营树立什么样的服从军纪的榜样呢！况且他担任部队的训练工作，又不是为这个花花公子干的。想到这里，他离镫下马，忍着剧烈的关节疼痛，朝队伍的右翼走去。

　　一连几天都是难得的好天气。演习快要结束了。这次演习的终点是舍佩托夫卡，第五天他们就在这一带进行演习。别列兹多夫营奉命从克里缅托维奇村方面攻占车站。

　　保尔十分熟悉这一带的地形，他把所有的途径都告诉了古谢夫。全营分成两路，深入迂回，秘密地绕到“敌人”后面，然后出其不意地高喊“乌拉”，冲进了车站。根据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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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员的评定，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车站已经被别列兹多夫营占领，防守车站的那个营“损失”一半人员，后撤到林子里去了。

　　保尔负责指挥半个营。他和三连的连长、指导员正站在街心，布置兵力。一个战士跑到他们跟前，大口喘着气，向保尔报告：“政委同志，营长问，道口是不是都有机枪把守。评判委员会马上就到。”

　　保尔和连长向道口走去。

　　团部的人都已经到达那里了。他们祝贺古谢夫作战成功。

　　战败的那个营的代表们羞愧不安地站在那里，一点也不打算替自己辩护。

　　“这不是我的功劳，柯察金是本地人，是他给我们领的路。”

　　参谋长骑着马走到保尔跟前，讥讽地说：“同志，您的腿跑得挺不错嘛，看来，您完全是为了出风头才骑马的吧？”他本想再说两句，一看柯察金眼神不对，才把话咽了下去。

　　团部的人走后，保尔悄悄问古谢夫：“你知道不，他姓什么？”

　　古谢夫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算了，别理这个骗子。他姓丘扎宁，革命前好像是个准尉。”

　　保尔似乎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这个名字，这一天他几次竭力回想，还是没有想起来。

　　演习结束了。军训营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好评，返回别列兹多夫，可是保尔的身体却累垮了。他在母亲身边住了两天。

　　马就拴在阿尔焦姆家里。他每天都睡十二个小时。第三天，他到机车库去找阿尔焦姆。这座熏黑了的厂房，使保尔倍感亲切。他使劲吸了一下煤烟的气味。这气味对他有强烈的吸引力，因为他从小闻惯了这种气味，他是在这种气味中长大的，和它结了缘。保尔好像丢了什么宝贵的东西似的。他已经好久没有听见火车头的叫声了。一个水手，每次久别归来，看到碧蓝的茫茫大海，止不住会心潮澎湃。保尔现在的心情也是这样。机车库的亲切气氛吸引着他，召唤着这个往日的火夫和电工。他十分激动，久久不能平静。他跟阿尔焦姆没有谈多少话。他发现哥哥的额上又添了一道皱纹。阿尔焦姆在一座移动式锻工炉前面干活。他已经有了第二个孩子，看样子生活很困难，虽然阿尔焦姆不说，但是情况是明摆着的。

　　兄弟俩一起干了两个来小时活，就分手了。保尔在道口上勒住马，望着车站，看了很久，然后朝黑马抽了一鞭，在林间的路上飞跑起来。

　　现在在森林里走路已经没有什么危险了。布尔什维克肃清了大大小小的匪帮，捣毁了他们的巢穴，这一带的乡村里也太平多了。

　　保尔回到别列兹多夫，已经是中午了。莉达高兴地在区委会门口的台阶上迎接他。

　　“你可回来了！你不在，我们都寂寞死了。”莉达把手搭在他肩膀上，同他一起走进屋里。

　　“拉兹瓦利欣呢？”保尔一边脱大衣，一边问她。

　　莉达有点不愿意回答：“不知道。哦，我想起来了！他早上说要到学校去替你上政治课。他说这是他份内的事，不是柯察金的事。”

　　这消息使保尔感到奇怪，也很不痛快。他一向不喜欢拉兹瓦利欣。“这家伙到学校里去搞什么名堂？”保尔不高兴地想。

　　“去就去吧。你说说，这儿有什么好消息。你到格鲁舍夫卡去过了吗？那儿同志们的情况怎么样？”

　　保尔坐在沙发上休息，活动着他那疲倦的双腿。莉达把最近的情况全告诉了他。

　　“前天批准了拉基京娜做预备党员。这样，我们波杜布齐支部就更强了。拉基京娜是个好姑娘，我很喜欢她。你瞧，教师们已经开始转变，他们有的人完全站到咱们这边来了。”

　　利西岑、保尔和新到的区党委书记雷奇科夫三个人，晚上常常在利西岑家围着大桌子坐到深夜。

　　卧室的门关着，小阿妞和利西岑的妻子早已睡着了，他们三个人还坐在桌子跟前，低头读一本不太厚的书。只有夜里利西岑才有时间读书。保尔下乡回来，晚上就到利西岑家里来学习，他看到他们两个人学到前面去了，心里挺难过。

　　有一天，从波杜布齐传来了噩耗：格里沙夜里被人暗杀了。保尔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跑了出去。他忘记了腿疼，几分钟就跑到执委会的马厩，以疯狂的速度鞴好马，一跨上去，就用皮鞭左右抽打，朝边界飞驰而去。

　　在村苏维埃宽敞的屋子里，格里沙的尸体停放在饰着绿色枝叶的桌子上，身上覆盖着红旗。屋门口有一个边防军战士和一个共青团员站岗，在上级负责人到来之前，不许任何人进去。保尔进了屋，走到桌子跟前，掀开了红旗。

　　格里沙躺在那里，头歪向一旁，脸像蜡一样苍白，眼睛睁得很大，还保持着临死前的痛苦表情。后脑勺被锐利的凶器击破，现在用云杉枝遮掩着。

　　是谁杀害了这个青年呢？他是独生子，母亲是个寡妇，父亲从前给磨坊老板当长工，后来成了村贫民委员会委员，在革命中牺牲了。

　　老母亲一听说儿子死了，立刻昏倒在地。邻居们正在救护这位人事不省的老人，可是他的儿子却默默地躺在那里，保守着他的死亡之谜。

　　格里沙的死震动了全村。这个年轻的团支部书记、贫苦农民的保卫者，在村子里的朋友要比敌人多得多。

　　拉基京娜为格里沙遇害感到非常伤心。她躺在自己的房间里痛哭，保尔走进来的时候，她连头都没有抬。

　　“拉基京娜，你看是谁下的毒手？”保尔沉重地坐在椅子上，低声问她。

　　“不会是别人，准是磨坊老板那一伙人，因为是格里沙卡着那帮走私贩的脖子，叫他们出不来气。”

　　两个村子的人都参加了格里沙的葬礼。保尔带来了他的军训营，全体团员都来给自己的同志送葬。二百五十名边防军战士在加夫里洛夫指挥下，列队站在村苏维埃前面的广场上。在悲壮的哀乐声中，人们抬出了覆盖着红旗的棺材，把它安放在广场上新挖好的墓穴前，旁边是国内战争中牺牲的布尔什维克游击队员们的坟墓。

　　格里沙流的血使他生前努力保护的那些人更团结了。贫苦的青年们和贫苦的村民们表示坚决支持团支部。致悼词的人都满腔悲愤，强烈要求处死凶手，要求抓住他们，就在这个广场上，在烈士墓前当众审判，让大家都认清敌人的真面目。

　　接着，放了三响排枪。烈士墓上铺上了常青树枝。当天晚上，团支部选出了新的支部书记——拉基京娜。国家政治保安部的边境哨所通知保尔，说他们发现了凶手的线索。

　　一个星期以后，区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别列兹多夫的剧院里开幕了。利西岑向大会做报告，他表情严肃，神态庄重。

　　“同志们，我以十分高兴的心情向大会报告，一年来由于大家共同努力，我们的工作有了很大进展。我们大大巩固了本区的苏维埃政权，彻底肃清了土匪，狠狠打击了走私活动。

　　各村都建立了坚强可靠的贫农组织。共青团组织壮大了十倍，党的组织也发展了。最近，富农们在波杜布齐杀害了我们的格里沙同志，现在案件已经破获，凶手就是磨坊老板和他的女婿。他们已经被逮捕，不久省法院巡回法庭就要来审判他们。许多村的代表团都向大会主席团提出建议，要大会作出决议，坚决要求将杀人凶犯处以极刑……”

　　会场上立刻响起了震耳的喊声：“赞成！处死苏维埃政权的敌人！”

　　这时，莉达在旁门口出现了。她做了一个手势，叫保尔出去。

　　莉达在走廊上交给他一封公函，上面写着“急件”。保尔立刻拆开了。

　　别列兹多夫共青团区委会。抄送区党委会。省委常委会决定从你区调回柯察金同志，省委拟另派他担任重要的共青团工作。

　　保尔同他工作了一年的别列兹多夫区告别了。最后一次区党委会议上讨论了两个问题：第一，批准保尔·柯察金同志转为共产党正式党员；第二，解除他区团委书记的职务，并通过他的鉴定。

　　利西岑和莉达紧紧地握着保尔的手，亲切地拥抱他。当保尔骑着马从院子里出来，走上大道的时候，十几支手枪齐放排枪，向他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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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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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车沿丰杜克列耶夫大街吃力地向上爬行，马达一个劲地呜呜叫着。它开到歌剧院门前，停了下来，一群青年下了车，它又继续向上爬去。

　　潘克拉托夫不住地催促落在后面的人：“快走吧，同志们。咱们肯定要迟到了。”

　　奥库涅夫到歌剧院门口才赶上他，说：“你记得吧，伊格纳特，三年前咱们也是这样来开会的。

　　那时候，柯察金、杜巴瓦和一群‘工人反对派’回到咱们队伍里来了。那天晚上的会开得真好。今天咱们又要跟杜巴瓦斗一斗了。”

　　他们向站在门口的检查小组出示了证件，走进了会场。这时，潘克拉托夫才回答说：“是呀，杜巴瓦的这出戏又要旧地重演了。”

　　有人嘘了一声，要他们保持肃静。他们只好就近找位子坐下。晚上的会议已经开始。在台上发言的是一位女同志。

　　“来得正是时候。快听听你老婆说些什么。”潘克拉托夫用胳膊肘捅了一下奥库涅夫，悄悄地说。

　　“……不错，进行这场辩论，我们花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但是，青年们参加辩论，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可以非常满意地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在我们的组织里，托洛茨基信徒们的失败已经成为定局。我们给了他们发言的机会，让他们充分说明他们的观点。在这方面，他们是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恰恰相反，他们甚至滥用了我们给他们的行动自由，干了一连串严重破坏党纪的事情。”

　　塔莉亚非常激动，一绺头发垂到脸上，妨碍她说话。她把头向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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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胖子

甩，继续说：“各区来的许多同志在这儿发了言，他们都谈到了托洛茨基分子采用的种种手段。出席这次大会的托洛茨基派的代表相当多嘛。各区特意发给他们代表证，好让大家在这次市党代会上再听听他们的意见。他们发言不多，那不能怪我们。他们在各区和各支部都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多少学乖了一点，他们很难再跑上这个讲台，把那些老调重弹一遍。”

　　突然，会场右角有个人刺耳地喊了一声，打断了塔莉亚的发言：“我们还是要说话的。”

　　塔莉亚转身对那个人说：“好吧，杜巴瓦，那就请上来说吧，我们倒要听听。”

　　杜巴瓦恼恨地看着她，神经质地撇了撇嘴。

　　“到时候自然会说！”他喊了一句，立刻想起他昨天在索洛缅卡区的惨败，那个区里的人都知道他。

　　会场上发出一阵不满的嗡嗡声。潘克拉托夫忍不住喊了起来：“怎么，你们还想动摇我们的党吗？”

　　杜巴瓦听出了他的声音，但是连头也没有回，只是用力咬住嘴唇，低下了头。

　　塔莉亚继续说：“就拿杜巴瓦来说吧，他正是托洛茨基分子破坏党纪的一个突出的典型。他做了很长时间的共青团工作，许多人都认识他，兵工厂的人更了解他。杜巴瓦现在是哈尔科夫共产主义大学的学生，可是，我们大家知道，他跟米海拉·什科连科在这儿已经呆了三个星期。这时候大学里功课正紧张，他们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呢？全市没有一个区他们没有去讲演过。

　　不错，最近什科连科开始醒悟了。谁派他们到这儿来的？除了他们两个以外，我们这儿还有许多外地来的托洛茨基分子。

　　他们以前都在这儿工作过，现在回来就是为了在党内煽风点火。他们所在的党组织知不知道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呢？当然不知道。”

　　台下传来了舒姆斯基的喊声：“我们没办法，都在灌木丛里打小工，我们没有地方办公。”

　　会场上响起了一阵哄笑，舒姆斯基自己也笑了。

　　舒姆斯基的玩笑暂时缓和了会场上的紧张气氛。大家都在等待托洛茨基分子出来发言，承认自己的错误。不管怎么说，这些同志虽然凶恶地反对多数派，他们同出席市党代会的这四百名代表过去毕竟共过患难，只不过由于不肯悬崖勒马，反而猛烈攻击党和共青团的领导，这种共同性才日渐消失，到前来参加会议的时候，压倒的多数派和分裂的少数派已经势不两立了。然而，只要杜巴瓦、舒姆斯基和他们那伙人真心诚意悔过自新，那么，言归于好仍然是可能的。可惜的是，这件事没有发生。

　　塔莉亚还在动脑筋，要说服他们承认错误。她说：“同志们，大家该还记得，三年前，也是在这个剧场里，杜巴瓦同志和一批‘工人反对派’的成员回到了咱们的队伍里。当时，柯察金发了言，这个发言同时也是受杜巴瓦同志委托做的，发言中说：‘党的旗帜永远不会从我们手中掉下去。’大家还记得吧？但是，不到三年，杜巴瓦同志已经把党的旗帜抛弃了。他刚才说：‘我们还是要说话的。’这说明，他和他的同伙还要继续顽抗下去。

　　“我回过头来讲一讲杜巴瓦在佩乔拉区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他都说了些什么，我念念速记记录：“年轻人不得担任党的领导职务。党委会到处都是由上面指派的，党的机关已经僵化，变成了官僚。一切迹象表明，老干部已经蜕化了。党的领导工作只能由这些职业管理人员来担任成了法规，这种合法的特权必须打破。我们要给党机关的日益衰老的机体注入新鲜的血液，年轻的血液。但是，党机关在疯狂地捍卫自己掌权的权利。为什么管理机关要拼命攻击托洛茨基同志呢？因为正是他勇敢地说出了这样的话：青年是党的晴雨表。”

　　会场上的喧闹声更大了。后排有人喊道：“让图夫塔谈谈晴雨表吧，他是他们的气象学家。”

　　会场上发出激烈的喊声：“别开玩笑！”

　　“让他们回答：他们还搞不搞反党活动了？”

　　“让他们交代，那篇反党宣言是谁写的？”

　　大家的情绪越来越激昂，执行主席不住地摇铃。

　　会场上人声嘈杂，淹没了塔莉亚的声音。不过，这场风暴很快就过去了，又可以听到她的讲话：“托洛茨基分子抱怨说，他们受到了无情的斥责。那他们要什么礼遇呢？最近几年，党和共青团思想上已经成长起来，坚强起来。党的绝大多数青年积极分子以刺刀来迎接托洛茨基分子的挑战，我们只能为此而感到骄傲。当辩论深入到广大党团员群众中去之后，托洛茨基分子输得就更惨了。他们到处煽风点火，夸夸其谈，可基层干部并不上他们的当。杜巴瓦和舒姆斯基同志有很多朋友，可朋友们也不支持他们，这并不是我们的过错。

　　“一九二一年舒姆斯基曾和我们一起同杜巴瓦斗争。如今他们同流合污了。茨韦塔耶夫过去就参加过‘工人反对派’，现在他继续同我们作对。斯塔罗韦罗夫摇摆不定，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斗争使我们受到了锻炼。青年们思想上成长起来。

　　“我还想说一点。我们经常收到各地同志们的来信，表示支持我们，这使我们深受鼓舞。我们是一个家庭的成员，损失哪一个同志对我们来说都是痛心的。现在，请允许我读一段来信给大家听听。信是奥莉加·尤列涅娃写来的。在座的人很多都认识她。她现在是共青团专区委员会的组织部长。”

　　塔莉亚从一沓信纸里抽出一张来，很快看了一遍，就读起来：日常工作停顿了，四天来所有的常委都下到各区去了。托洛茨基分子挑起了一场空前激烈的斗争。昨天发生的事引起了全专区党员的极大愤慨。反对派在市里任何一个支部都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于是就决定集中力量，在专区军务部的党支部里大干一场。这个支部包括专区计划部和工人教育部的党员，总共四十二个人，托洛茨基分子全都集中到了这里，参加这个支部的会议，并且发表了前所未闻的恶毒的反党言论。军务部有一个人竟公然宣称：“过去我们追随托洛茨基进行了国内战争。现在如果需要，我们准备接着打下去。为了健全机体，有时就得动外科手术。如果党的机关不投降，我们就用武力摧毁它。”

　　反对派听了这样的话，居然还鼓掌。这时，保尔站了起来，发表了义正词严的讲话。我没法把他的话全部转述出来。

　　他揭露了胆敢在工人阶级政党头顶上挥舞马刀的反对派的真实嘴脸，斥责反对派说：“你们作为布尔什维克党的成员，怎么能给这样一个法西斯分子鼓掌喝彩呢？”

　　这帮人马上鼓噪起来，把椅子敲得乒乓乱响，不让保尔说下去，还不断叫骂：“机关老爷！官僚！共青团贵族！”

　　支部的有些成员，见到会场上涌进来那么多“外人”，非常生气，他们要求让保尔把话说完，可保尔刚一开口，这帮人又都起哄。

　　保尔冲他们喊道：“瞧你们的民主，真是绝妙的写照。不管你们怎么闹，我还是要说下去，哪怕是为了那些中托洛茨基的毒还不太深的人也要说。”

　　这时候，上来好几个人，抓住保尔，使劲往台下拽。他们干脆撒起野来了。保尔一边挣扎，一边继续往下讲。那些人把他拖到后台，打开旁门，扔了出去。有一个坏蛋还把他的脸打出血来。那个支部的党员几乎全都退场了。这件事擦亮了许多人的眼睛，他们退出了反对派……

　　塔莉亚放下拿着信纸的手，又激动地说下去：“我们谢加连区的党团员听到保尔站在我们一边，非常高兴。”

　　会场上一时间又响起了混杂在一起的喊声，只有几句能听清楚：“他们争取民主靠的是拳头。”

　　“让他们说说，他们到底什么目的。”

　　塔莉亚的发言时间已到，她走下了讲台。

　　下面还有人要发言。台上的主席团有十五个成员，其中有托卡列夫和谢加尔。

　　谢加尔到省党委担任宣传鼓动部部长的职务已经两个月了。他仔细听着市党代会各位代表的发言，到现在为止，发言的还全是年轻代表。

　　“三年前还都是些‘共青娃娃’呢，是又细又瘦的嫩枝条。

　　这三年他们成长得多快呀。”谢加尔轻声对身旁几位年纪大的人说。

　　“看到反对派竭力破坏新老近卫军的团结，却遇到如此多的困难，心里真是舒坦，而我们的重炮还没有投入战斗呢。”

　　托卡列夫听到谢加尔又在诙谐地说。

　　这时图夫塔连蹦带跳跑上了主席台，会场上对他发出一阵不满的喧嚷和短暂的哄笑。图夫塔转向主席团，想就此提出抗议，但是会场已经安静下来了。

　　“刚才有人管我叫气象学家。多数派同志们，你们就是这样讥笑我的政治观点吗？”他一口气说了出来。

　　一阵哄堂大笑盖住了他的声音。图夫塔气愤地指着会场上的情况，要主席团看看。

　　“不管你们怎么笑，我还是要再说一遍：青年就是晴雨表。

　　列宁有好几次就是这样说的。”

　　会场上霎时安静了下来。

　　“列宁是怎么说的？”有人问。

　　图夫塔马上来了精神。

　　“准备十月起义的时候，列宁曾经下令把最坚定的青年工人召集起来，发给他们武器，把他们和水兵一起派到最重要的地方去。我把这段话读给你们听听怎么样？列宁的原话我通通抄下来了，全在卡片上呢。”说着，他把手伸进了皮包。

　　“这个我们知道！”

　　“关于团结的问题，列宁是怎么说的？”

　　“关于党的纪律呢？”

　　“列宁在什么地方把青年和老一代近卫军对立起来过？”

　　图夫塔接不上碴，赶快换个话题：“刚才塔莉亚·拉古京娜在这里读了尤列涅娃的信。辩论中出现一些反常现象，我们可不能负责。至于柯察金被撵出门去这件事，我表示欣赏。一九二一年的时候，他也是反对派，他并没有制止他们的人把党委代表撵到门外去，具体来说，被撵的就是本人。在工厂里，两个小伙子挟着我的胳膊，不管我的反对，把我推到门外。舒姆斯基可以作证，他当时在场。现在让柯察金也尝尝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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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味，看是不是好受。”

　　茨韦塔耶夫气得要死，对坐在身旁的什科连科小声说：“真是，你让傻瓜向上帝祈祷，他连头都能磕破，太过分了！”

　　什科连科也小声说：“是啊！过个笨蛋准会把咱们彻底拖垮。”

　　图夫塔那又尖又细的声音还在往听众耳朵里钻：“你们在这里叱责我们，说我们瓦解党分裂党。我们有什么办法呢？既然党的多数派手里有党的机关作为武器，那我们也要有相应的对策。既然你们组织了多数派党团，我们也就有权利组织少数派党团。”

　　会场上又掀起了一阵风暴。

　　愤怒的吼声把图夫塔的耳朵都要震聋了。

　　“你说什么？再一次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吗？”

　　“俄国共产党不是议会！”

　　“他们这是为所有的孟什维克卖力气——从米亚斯尼科夫到马尔托夫！”

　　图夫塔像要跳水似的扬起两只手，又起劲地讲起来，而且越说越快：“对，就是要有组织集团的自由。否则，我们这些持不同政见的人，怎么能同这么有组织、有纪律、团结一致的多数派斗争，来捍卫自己的观点呢？”

　　会场上吵嚷声越来越大了。潘克拉托夫站起来喊道：“让他把话说完，听听大有好处！图夫塔总算把有些人憋在肚子里的话端出来了。”

　　会场又安静下来。图夫塔这才发觉他说走了嘴。这些话恐怕现在还不该说。他脑子一转，赶忙收场，已经有点语无伦次了：“托洛茨基迫使中央全会承认了党内生活不正常。是他作出努力，使中央作出了关于党内民主的决定。你们当然可以开除我们，把我们打入冷宫。这不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嘛。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的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就给撤了嘛，可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是跟托洛茨基一起领导了十月革命的人。再说我吧，也从省团委给排挤出来了。论关系，究竟谁是谁非，很快就能见分晓。我们不怕你们指责我们破坏党内的和睦。列宁也受到过孟什维克同样的指责。莫斯科有百分之三十的党组织支持我们。我们还要战斗下去。”说完，他匆匆跑下了主席台。

　　杜巴瓦接过茨韦塔耶夫写给他的条子：“德米特里，你马上上去发言。当然，咱们的败局已定，无法挽回，不过图夫塔的话必须纠正，他是个信口开河的浑蛋。”

　　杜巴瓦要求发言，立刻得到允许。

　　他走上主席台的时候，全场的人都静悄悄地等待着。这种讲话前的沉寂本来是会场上常有的现象，现在却使杜巴瓦感到，大家都对他冷淡而疏远。他在各支部发言时的那股慷慨激昂的劲头已经没有了。他的情绪一天比一天低落。现在就像一堆被水浇灭的篝火，只能冒出一股呛人的浓烟；这浓烟就是他那被明显的失败和老朋友们无情的反击刺伤了的病态的自尊心，以及他那坚持错误的顽固态度。他决心硬着头皮干到底，虽然他明知这样一来，一定会离开大多数同志更远。他说话的声音不高，但是非常清楚：“我请求大家不要打断我，也不要中途插话。我想把我们的观点完整地申述一下，虽然我早就料到，这是白费唇舌，因为你们是多数。

　　“我尽量简短些。这十天来说的话已经不少。

　　“你们都知道《四十六人声明》这个文件。托洛茨基同志和党的许多著名领导干部在这个文件里尖锐批评了中央的工业政策。我们要求工业的高度集中——这是第一。我们还认为，财政改革和发行垄断性的切尔沃涅茨［切尔沃涅茨是苏俄１９２２——１９２４年币制改革时发行的纸币，有多种面额，一切尔沃涅茨相当于十卢布。流通到１９４７年。——译者］会把我们引向危机。我们本该向农民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施加压力，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威力逼迫农民交出他们的财产，但是中央没有这样做，反而否决了提高工业品价格的建议。当然，也要看到国内农民有某种罢买的情绪——他们拒绝购买工业品。

　　“反对派提议以强制推销日用消费品的方式来制止罢买的情况，并且全部日用消费品都从国外进口。中央拒绝向农民施加压力，吓唬我们说，这样会破坏同这个所谓的可靠同盟军的联盟。而我们认为，要把这股自发势力手中所有的一切都压榨出来，不留一个子儿，把钱财全都投入到社会主义工业中去。历史会证明我们是正确的。

　　“其次，我们的分歧表现在党内问题上。刚才塔莉亚·拉古京娜读了我发言的部分速记记录。我想重复说一说。

　　“为什么党的机关猛烈攻击托洛茨基呢？因为托洛茨基同党的官僚主义进行了斗争。高等学校的青年全都支持托洛茨基，他说的‘青年是党最重要的晴雨表’是一个真理。

　　“是的，同志们，托洛茨基是值得我们信赖的人。他是十月革命的领袖。他不同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没有在起义面前畏缩不前。他也不同于布哈林，没有在一九一八年布列斯特和约谈判期间破坏党的统一，而布哈林，据说甚至打算因为缔结对德和约而逮捕列宁和其他同志。托洛茨基在一九○三年是第一个布尔什维克。他领导红军走向了胜利。他同列宁一样，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革命家。当然，如果不是中央压制托洛茨基，我们早就向国际上的反革命势力发动进攻了。要实现真正的党内民主，所有的集团、派别都应该有权发表意见，而不能只有布尔什维克说话才算数。

　　“党的机关成了我们的不幸，领导成员清一色都是老近卫军这一事实使党有蜕化的危险。托洛茨基举出考茨基和保罗·勒维［保罗·勒维（１８８３—１９３０），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德共早期领导成员，后因右倾机会主义被开除出党。——译者］作为活生生的例证，他是正确的。”

　　会场上的嗡嗡声和愤怒的喊声反倒使杜巴瓦更来劲了。

　　到现在为止，大家都在耐心地静听他的发言，只有一排排人头不安的晃动才显示出与会代表紧张激动的心情。

　　“叫我说，同志们，权力会毁了一个人。所以我们要奉劝你们把党的机关干部，特别是那些头头脑脑，重新下放到工厂去开机器，这一劝告也是正确的。”

　　茨韦塔耶夫在座位上幸灾乐祸地叫喊：“对！让他们去闻闻汽油味，办公室都成了他们的避风港啦。”

　　没有人答理他。大家都在等着，看杜巴瓦还会说些什么。

　　“我们再次声明，中央的政策将把国家引向毁灭。继续执行这个政策，要不了多久，财政和工业就会崩溃，农民就会给我们致命性的打击。除此而外，中央和你们这些支持中央的人在制造党的分裂……”

　　大厅里犹如爆炸了一颗手榴弹。暴风雨般的怒吼声向杜巴瓦直扑过去。愤怒的叫喊如同皮鞭抽打在杜巴瓦脸上：“可耻！”

　　“打倒分裂派！”

　　“不许血口喷人！”

　　喧闹声静止下来后，杜巴瓦结束了他的发言：“是的，说这些话，需要有足够的勇气。我无非是讲讲真实情况。你们肯定会找我们算帐，我也无所畏惧，大不了再去当钳工。我在前线打过仗，没做孬种，现在你们也吓不倒我。”

　　他当胸捶了自己一拳，决定“拂袖而去”，临了，他高喊道：“十月革命的领袖托洛茨基万岁！打倒机关老爷和官僚！”

　　杜巴瓦在一片嘲笑声中走下了讲台，这嘲笑声使他极为沮丧。如果大家气得暴跳如雷，他倒是会满意的。可是，现在却是讥笑他，就像讥笑一个唱歌走调砸了锅的演员一样。

　　“现在请什科连科发言。”执行主席说。

　　什科连科站起来说：“我不发言了。”

　　后排传来了潘克拉托夫的男低音：“我来说几句！”

　　杜巴瓦一听潘克拉托夫说话的声音，就知道了他现在的情绪。这个码头工人只有在受到什么人严重侮辱的时候，才用这种声音说话。杜巴瓦忧郁地看着这个身材高大、微微驼背的人快步走向主席台，心里感到沉重和不安。他知道潘克拉托夫要说什么。他想起昨天在索洛缅卡区和老朋友们聚会，大家都苦口婆心地劝他脱离反对派。当时同他在一起的有茨韦塔耶夫和什科连科。聚会的地点就在托卡列夫家里。在场的有潘克拉托夫、奥库涅夫、塔莉亚、沃伦采夫、泽列诺娃、斯塔罗韦罗夫、阿尔秋欣。他们说了很多希望恢复团结的话，杜巴瓦根本听不进去，始终一言不发。大家谈得正热烈，他和茨韦塔耶夫却扬长而去，表示不愿意承认错误。什科连科当时没有走，现在他又拒绝发言。“真是个没骨气的知识分子！

　　一定是让他们争取过去了。”杜巴瓦愤愤地想。在这场斗争中，他这样不顾一切，恣意妄为，已经使他失去了所有的朋友。在共产主义大学，他同扎尔基的多年友谊也破裂了，因为扎尔基在常委会上激烈反对“四十六人声明”。后来，他们的分歧更加严重，杜巴瓦就不跟扎尔基说话了。他有好几回看见扎尔基到他家来找他的妻子安娜。他和安娜结婚已经一年了，两个人各有各的房间。安娜不同意杜巴瓦的观点，他们的夫妻关系比较紧张，而且正在日益恶化，杜巴瓦认为，关系恶化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扎尔基最近成了她的常客。这倒不是出于嫉妒，而是因为他已经同扎尔基绝了交，可是安娜却仍然同扎尔基保持着友谊，所以十分恼火。后来他把这话对安娜说了，两个人大吵了一场，关系就越发紧张了。这次杜巴瓦离家，跟安娜连招呼也没有打，就到这里来了。

　　他的回忆被潘克拉托夫的声音所打断，潘克拉托夫开始发言了。

　　“同志们！”潘克拉托夫把这三个字说得清楚而有力。他走上了主席台，站在台口上。“同志们！我们进行激烈的辩论，今天是第九天了。各个支部通宵达旦地开会，我们看见了许多东西，也听到了许多东西。现在，城里的辩论已接近尾声。

　　我们这里的会议，再召开一次也要结束了。枝节问题我们放到一边去，它们无关大局。我想讲讲主要的东西。昨天我们讨论了中央关于经济问题的决议。反对派的四十六个成员去年九月向中央递交了他们著名的声明，这个声明成了从工人反对派残余到民主集中派的一切敌对集团和派别的反党旗帜。这些形形式式的集团和派别是由托洛茨基和他的信徒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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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的。显然，杜巴瓦深入钻研过这个文件。托洛茨基分子对我们说了些什么呢？他们说，党中央和多数派把国家引向毁灭，而他们则是被派来的救世主。我要直截了当地说：他们的发言不像是我们的战友，不像是革命战士，不像是和我们共同斗争的阶级弟兄。他们的发言是充满敌意的、嚣张的、恶毒的和诽谤性的。是的，同志们，是诽谤性的！他们把我们布尔什维克说成是党内专横制度的拥护者，说成是出卖阶级利益和革命利益的人。他们污蔑我们党内最优秀的、久经考验的、光荣的布尔什维克老战士，也就是说，污蔑那些培育和锻炼了俄国共产党的人，那些在沙皇监牢里受尽了折磨的人，那些在列宁同志领导下同国际上的孟什维主义、同托洛茨基进行了无情斗争的人。他们污蔑这些人，说这些人是党的官僚主义的化身，是一个大权独揽的、类似于‘党内贵族’的特殊阶层。除了敌人，谁还能说出这种话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托洛茨基分子该做些什么呢？只有一件事——揪哇，砸呀，斫哪。他们中有些人说走了嘴，泄漏了天机。尤列涅娃信里谈到了这一点。这场斗争表明，在我们的队伍中确实有这样一些人，他们随时准备破坏党的统一，践踏党的纪律，每当党遇到困难，他们就兴风作浪，瓦解党的组织。让我们来揭开反对派的真面目吧。

　　“难道党中央在决议里没有指出我们的某些组织中存在着官僚主义和过多的集中？难道十二月五日没有作出关于工人民主权利的决定？都有过，而且托洛茨基投了赞成票。党内每一个布尔什维克都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剩下要做的，只是在统一的党的家庭内部进行讨论，共同努力克服困难，把事业推向前进。

　　“托洛茨基做了些什么呢？就在他投票赞成他完全同意的那个决议作出的第二天，他越过中央，直接向党员群众发出了他那份臭名昭著的声明。接着，党内所有的反对派便疯狂地向党中央开火。本来应该扎扎实实地讨论我们经济工作和党内生活中的问题，现在却打起了党内战争。托洛茨基企图把青年武装起来，把他们当枪使，反对老一辈革命家。他想破坏新老两代人牢不可破的团结。他和他的追随者竭力诽谤中央和革命老战士。党内多数同志对这种空前的、搞突然袭击的反党行径十分愤慨，向反对派展开了无情的全面反击。于是他们便污蔑我们压制他们。可谁相信这些鬼话呢？

　　“我们基辅现有的托派宣传鼓动家不下四十名。有从莫斯科来的，有从哈尔科夫来的一大帮，还有两个来自彼得格勒。

　　这些人我们全都让他们讲话。我相信，不论到哪个支部，他们不会错过造谣中伤的机会，杜巴瓦、舒姆斯基，还有另外几个过去的干部都不属本地组织，按规定他们无权参加各区和市的代表会议，但是我们还是给他们发了代表证。他们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如果他们遭到多数人的尖锐的、毫不留情的谴责，那责任不在我们身上。

　　“请听听他们给别人起的那个污辱性的绰号‘机关老爷’吧。里面包含了多少仇恨！难道党和党的机关不是一个整体？

　　他们对青年说：‘瞧那些机关，它们是你们的敌人，朝它们开火吧。’“这叫什么话？这种话只能出自颓废的无政府主义者之口，而不是布尔什维克之口。

　　“请大家说说看，假如有人恰恰在部队被敌人包围的时候，出来挑唆年轻的红军战士，叫他们去反对他们的指挥员、政委、司令部，我们管这些人叫什么呢？

　　“又比方说，我今天当钳工，在托洛茨基看来，我还可以算是个‘好人’，要是我明天当上了党委书记，那我就是‘官僚’，成了‘机关老爷’了。这叫什么逻辑！

　　“你们是不是明白，托洛茨基派进行这种诽谤，会落个什么下场？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变成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

　　“我们的各级党委过去是，将来仍然是我们的司令部。我们把最优秀的布尔什维克派到那里去工作，并且决不允许任何人损害他们的威望。”

　　潘克拉托夫喘了一口气，抬手擦去前额上的汗珠。

　　“反对派要求结派的自由，也就是说，他们要在党内不受拘束地结帮结伙，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他们要把我们的党变成争论不休的俱乐部。这意味着，今天党作出一项决议，明天某一个团伙便可以要求废除这项决议。争论又随之而至。到那时候，我们全都成了一群糊涂虫。

　　“我们党是一个行动的党。既然作出了决议，所有党员都应该贯彻执行。只能如此。否则，我们不可能成为一支不可动摇的力量。布尔什维克是不会同意结派自由的。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反对派拢络的都是些什么人呢？大部分是高校的青年。托洛茨基称他们是晴雨表，是党的基石。

　　可是我们这儿任何一个小孩都知道，党的基石是老一辈革命近卫军，是机床旁边的工人。

　　“反对派里有图夫塔、茨韦塔耶夫，还有阿法纳西耶夫这样一些人。图夫塔是因为官僚主义不久前被撤职的，茨韦塔耶夫那套‘民主’在索洛缅卡区是出了名的，阿法纳西耶夫则因为在波多拉区搞强迫命令和压制民主三次被省委撤销职务。反对派一方面起劲地叫喊争取民主，一方面又网罗这样一批人，同志们，这岂非咄咄怪事？

　　“固然，反对派里也有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可事实毕竟是：那些因为工作方法问题受过党批评处分的人，都纠合在一起向党进行斗争了。这是一幅什么情景呢？杜巴瓦、舒姆斯基带领被他们蒙蔽的工人打头阵，他们的侧翼则是昨天还是官僚主义者和形式主义者，今天却在猛烈攻击官僚主义的图夫塔之流。谁能相信他们呢？

　　“托洛茨基成了反对派的旗帜。我们听到他们千万次地重复：‘托洛茨基是十月革命的领袖’，‘他是打败了反革命势力的胜利者’，‘他是党的最早的领袖’等等。

　　“他们逼得我们非谈这个问题不可，那我们就一劳永逸地把托洛茨基在我国革命中的作用彻底弄清楚。反对派讲到十月起义的时候，很少提到列宁同志的名字，这不是偶然的。他们也不提中央委员会。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的革命工人、水兵、士兵更不在话下。他们只有一个人——托洛茨基。

　　“反对派企图以托洛茨基偷偷取代全世界无产阶级最伟大的领袖列宁，取代我们的党，而托洛茨基是一九一七年才加入多数派的。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目的仍然没有变：为了派别斗争的利益，为了蒙蔽不了解我党历史的人，把这些人拉到他们一边去。只要能达到目的，手段在所不惜。

　　“对反对派来说，在国内战争中，无论是列宁，还是党，还是为苏维埃政权英勇战斗的千百万战士，都是不存在的。只存在一个人——托洛茨基。这也不是偶然的。但是，我们是亲身参加了斗争的见证人，我们知道谁是胜利的领袖。是党和党的领袖列宁，是我们光荣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领导无产阶级战胜了敌人，是我们红军战斗员和指挥员战胜了敌人。这伟大的胜利是用劳动人民的儿女的鲜血换来的，而不是某个人取得的。”潘克拉托夫的话声调高昂，铿锵有力，他讲到这里，暂停了一下。

　　全场对他的这些话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这掌声是奔腾的洪流，汹涌澎湃，来势迅猛，仿佛正在吞没堤岸。

　　杜巴瓦不止一次听到这洪流的咆哮。这些日子他参加支部会和区代表会议，总是被这洪流席卷而去。他领教过它的威力。过去，当他和大家并肩前进的时候，他的心、他的身子曾经是这不可阻挡的洪流中的一滴。如今他和他的一小撮同党却逆潮流而动，过去引起他内心共鸣的东西，如今向他猛扑过来，把他扔到了浅滩上。潘克拉托夫讲的话，每个字都在他心里引起病态的反响。他真恨不得这样讲话的是他杜巴瓦，而不是这个从第聂伯河畔来的码头工人。瞧他那么结实，表里都是一块整料，不是他杜巴瓦那种裂成两半的、正在失去立足之地的货色。潘克拉托夫又在接着说下去：“至于十月革命前托洛茨基的布尔什维主义是什么东西，还是让老布尔什维克们来介绍吧。年轻人对此知之不多。现在既然用他的名字同党对抗，那我们就必须了解托洛茨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全部历史，了解他是怎样反复无常，经常从一个营垒跳到另一个营垒的。党应该了解，是谁把各个少数派纠集在一起，组织八月联盟来反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这些事都要写成书印出来。托洛茨基既然成为分裂的组织者，我们就要摘下他的桂冠，还他以昨日的和今日的本来面目。

　　“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的斗争表现不错，所以党委他以重任。党为他树立了威望，对他高度信任。如果说这个人曾经是个英雄，那也是在他同我们步伐一致的时候。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前不是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他摇摇摆摆地总是走曲线，无论是布列斯特和约谈判，还是有关职工会的争论，或者这次向党发动空前规模的进攻，都是如此。

　　“同反对派的斗争，使我们的队伍更加团结，使青年们在思想上更加坚强了。布尔什维克党和共青团在反对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潮的斗争中得到了锻炼。反对派里那些患有歇斯底里恐慌症的先生们预言，明天我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一定要破产。我们的未来会证明这种预言究竟有多大价值。

　　他们要求把我们的老同志，比如托卡列夫和谢加尔同志，派去看车床，而让杜巴瓦这样的把反党活动当做英雄行为的失灵的晴雨表占据老同志的岗位。不行，同志们，我们不能这样做。老布尔什维克是要有人接班的，但是，绝不能让一有风吹草动就向党的路线猖狂进攻的人来接替他们。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破坏我们伟大的党的团结。老一代和青年一代近卫军永远不会分裂。他们是一个整体，如同人的肌体一样。

　　正是在团结中才体现出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坚定性。同志们，前进，迎着困难，迈向我们的目标！我们在列宁的旗帜下，同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潮进行斗争，一定会取得胜利！”

　　潘克拉托夫走下讲台，全场向他热烈鼓掌。会场上许多人站了起来。自发地唱起了无产阶级庄严的国际歌。

　　第二天，图夫塔那里聚集了十来个人。杜巴瓦说：“我跟什科连科今天就动身回哈尔科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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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哥

。我们在这儿已经没什么事可干了。你们尽量不要散伙。咱们只有等待时局发生变化了。很明显，全俄党代表会议一定会批判咱们，不过，我认为，还不至于马上采取迫害行动。多数派决定在工作中再考验考验咱们。现在，特别是在这次大会之后，再搞公开斗争，就会被开除出党，这可不合咱们的行动计划。将来会怎么样，现在还难以预料。就这样吧，好像也没什么可说的了。”杜巴瓦站起来要走。

　　细身材、薄嘴唇的斯塔罗韦罗夫也站了起来，咬着舌头，结结巴巴地说：“德米特里，我不懂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大会的决议咱们不一定服从？”

　　茨韦塔耶夫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形式上还得服从，要不，你就别想要党证了。咱们看看刮什么风再说，现在散会吧。”

　　图夫塔在椅子上不安地动了一下。什科连科愁眉不展，脸色苍白，因为老是失眠，眼圈发黑。他一直靠窗坐着，苦苦地啃着指甲。一听茨韦塔耶夫最后这几句话，他突然把手放下，朝在场的人转过身来。

　　“我反对来这一套。”他生气地粗声说。“我个人认为，大会的决议我们必须服从。我们已经申述了自己的观点，大会的决议我们应该服从。”

　　斯塔罗韦罗夫用赞同的目光看了看他。

　　“我也是这个意思。”他咬嘴咬舌地说。

　　杜巴瓦狠狠地盯住什科连科，咬着牙，非常露骨地挖苦他说：“悉听尊便，根本没人管你。你还有机会到省党代会上去‘忏悔’呢。”

　　什科连科跳了起来。

　　“你这是什么话，德米特里，老实说，你这话只能让人反感，我不得不重新考虑昨天的立场。”

　　杜巴瓦把手往外一挥，对他说：“你只能走这条路了。快认罪去吧，现在还不晚。”

　　杜巴瓦同图夫塔等人一一握手告别。

　　他走后，什科连科和斯塔罗韦罗夫接着也走了。

　　一九二四年在滴水成冰的严寒中来到了。整个一月份，冰雪覆盖着祖国大地，天气异常寒冷，月中又刮起暴风，大雪下个不停。

　　西南的铁路线全被大雪封住了。人们和这无情的天灾展开了斗争。除雪车的螺旋转子钻进高大的雪堆，为火车开路。

　　因为天冷风大，结上冰的电报线断了不少，十二条线路只有印欧线和另外两条直通线还畅通无阻。

　　在舍佩托夫卡火车一站的报务室里，三架莫尔斯电报机啪嗒啪嗒地响着，只有内行人才能听懂这不绝于耳的密语。

　　两个女报务员都很年轻。从开始工作到现在，经她们手收发的电报纸条，顶多也就两万米长，可是，跟她们同事的老报务员却已经超过二十万米了。收报的时候，他用不着像她们那样，看着纸条，皱着眉头，去拼读那些难认的词和句子。他根据电报机的嗒嗒声，就能把电文译出来，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在纸上。现在他正在收听并记录电文：“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

　　老报务员一边抄录，一边想：“大概又是清除积雪的通知。”外面狂风呼啸，卷起团团白雪，向玻璃窗上打来。老报务员觉得好像有人在敲窗户。他转过头去，不由得欣赏起玻璃窗上那美丽的霜花来。霜花的图案有枝有叶，精巧别致，是任何巧手都刻不出来的。

　　他看得入了神，竟忘记了听机器的响声。等他回过头来，已经漏过了一段电文，他托起纸条读道：“一月二十一日晚六时五十分……”

　　他迅速抄下这段电文，然后放下纸条，用手托着头，继续往下听：“在高尔克村逝世……”

　　他慢慢地记下来。一生中他不知收听过多少讣闻和喜讯，他总是最先知道别人的痛苦和幸福。那些简略而又不完整的句子究竟说些什么，他早就不去留意了。他耳朵听着，手机械地记着，根本不理会它的内容。

　　不过是某某人死了，通知某某人而已。老报务员已经忘了电文开头的几个字：“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机器嗒嗒地响着，他边听边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平静地坐在那里，已经有点累了。在某个地方死了一个叫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人。他现在把这个噩耗抄下来，有人收到后会悲伤地放声痛哭。可是这跟他毫不相干，他不过是个旁观者。机器嗒嗒地拍出几点，一划，又是几点，又是一划。老报务员听着这熟悉的声音，立即译出第一个字母，在电文纸上写了一个“R”，接着又写上第二个字母“W”，然后又工整地写上“Ｈ”，两竖中间的短横还特意描了两次。“Ｈ”后面是“X”，最后一个字母一听就知道是“Ｈ”。

　　收报机接着打出了间隔，他只用十分之一秒的时间瞥了一眼刚刚抄录下来的五个字母，拼在一起是：“RＥＨXＨ”（“列宁”）。

　　机器还在啪嗒啪嗒地响着。老报务员刚才偶然碰到的那个十分熟悉的名字再一次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他又看了一遍最后那两个字：“列宁”。怎么？……列宁？……他把电报纸拿远一些，看着电报的全文，瞪大眼睛看了好一会儿，于是，他干这一行三十二年以来，第一次不相信自己亲手抄的电文了。

　　他把电文反复看了三次，看来看去还是那句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逝世。”老报务员从座上跳了起来，抓起卷曲着的纸条，两眼紧紧盯着它。他不敢相信的消息还是被这段两米长的纸条证实了！他把煞白的脸转向两个女同事。她们听到了他的惊叫：“列宁逝世了！”

　　这个惊人的噩耗从敞开的房门溜出了报务室，像狂风一样迅速地传遍了车站，冲到暴风雪里，在铁路线和交叉点上旋绕着，又随着一股寒冷的气流钻进机车库那扇半开的大铁门里。

　　机车库里的一号修车地沟上停着一台机车，小修队的工人正在修理它。波利托夫斯基老头亲自下到地沟里，钻到自己这台机车的肚子底下，把有毛病的地方指给钳工们看。勃鲁扎克和阿尔焦姆正在把压弯了的炉条锤平。勃鲁扎克钳住炉箅子，放在砧子上，阿尔焦姆一锤一锤地锤打着。

　　勃鲁扎克这几年老多了。他经历过的一切在他额上刻下了很深的皱纹，两鬓白了，背也驼了，一双眼睛深深凹陷进去，流露出一副忧伤的神情。

　　机车库的门半开着，射进一线光亮，一个人从外面跑了进来，在傍晚的昏暗中看不清这个人是谁。铁锤敲打的声音淹没了他的第一声叫喊。但是，当他跑到在机车旁边干活的人们跟前时，阿尔焦姆举起的锤子在空中停住了。

　　“同志们，列宁逝世了！”

　　锤子慢慢地从阿尔焦姆肩上滑下来，他轻轻地把它放在水泥地上。

　　“你说什么？”阿尔焦姆听到来人报告的这个惊人消息，手像钳子一样紧紧抓住了他的皮外套。

　　那个人满身是雪，大口喘着气，用低沉而又悲痛的声音重复了一遍：“真的，同志们，列宁去世了……”

　　因为这回他没有叫喊，阿尔焦姆才听明白这个可怕的消息，同时也看清了那个人的脸，原来是党组织的书记。

　　工人们从地沟里爬出来，默默地听着这个名闻世界的人逝世的消息。

　　大门旁边，有一台机车吼叫起来，大家都打了一个寒战。

　　接着，车站尽头的一台机车也吼叫起来，随后又是一台……

　　发电厂的汽笛也应和着机车那强有力的、充满不安的吼声，像炮弹飞啸一样发出了尖叫。一列客车正准备开往基辅，它那快速、漂亮的Ｃ型机车敲响了铜钟，清脆响亮的钟声盖过了其他声音。

　　在舍佩托夫卡——华沙直达快车的波兰机车上，司机弄清了鸣笛的原因，又细听了一会儿，然后，也缓缓地举起手，抓住小链子，拉开了汽笛的阀门。这倒把国家政治保安部的一个工作人员吓了一跳。波兰司机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拉汽笛，以后他再也不能开车了，但是他的手一直没有松开链子。机车的吼叫声，吓得包厢里的波兰信使和外交官们慌张地从柔软的沙发上跳了起来。

　　机车库里的人越聚越多。人们从各个门里走进来。当机车库已经挤满了人的时候，在哀痛而肃静的气氛中，有人开始讲话了。

　　讲话的是舍佩托夫卡专区党委书记、老布尔什维克沙拉布林。

　　“同志们！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列宁逝世了。我们党遭受了无法弥补的损失——那位缔造了布尔什维克党并教育她同敌人进行毫不妥协斗争的人跟我们永别了……党和阶级的领袖的逝世应该是一种召唤，召唤无产阶级的优秀儿女加入我们的队伍……”

　　奏起了哀乐。几百个人都脱下了帽子。十五年来没有掉过眼泪的阿尔焦姆突然感到喉咙哽住了，宽厚有力的肩膀也颤抖起来。

　　铁路俱乐部的四壁似乎要被参加会议的人群挤倒了。外面是刺骨的严寒，门旁的两棵云杉覆盖着冰雪，大厅里却又闷又热，荷兰式炉子烧得呼呼直响，六百个人聚集在这里，参加党组织召开的追悼大会。

　　大厅里没有往常的嘈杂声、说笑声。巨大的悲痛使人们的嗓子喑哑了。谈话的声音都很低。几百双眼睛流露出哀痛和不安。聚集在这里的好像是一群失去了领航员的水手，他们那位久经考验的领航员被狂风巨浪卷走了。

　　党委会的委员们也默默地在主席台上坐下来。矮壮的西罗坚科小心地拿起铃，轻轻摇了一下，就放在桌子上。这已经够了。大厅里渐渐静下来，静得使人感到压抑。

　　报告完了以后，党委书记西罗坚科立刻从桌子后边站了起来，他宣布了一件事，这种事在追悼会上宣布是很少见的，但是并没有任何人感到惊奇。他说：“三十七位工人同志署名写了一份申请书，请求大会予以讨论。”接着，他宣读了这份申请书：西南铁路舍佩托夫卡站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组织：领袖的逝世号召我们加入布尔什维克的行列，我们请求在今天的大会上审查我们，并接受我们加入列宁的党。

　　在这段简短的文字下面是两排签名。

　　西罗坚科挨个往下念，每念一个就停几秒钟，好让到会的人记住这些熟悉的名字。

　　“波利托夫斯基，斯塔尼斯拉夫·济格蒙多维奇，火车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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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哥哥

三十六年工龄。”

　　大厅里发出一片赞同声。

　　“柯察金，阿尔焦姆·安德列耶维奇，钳工，十七年工龄。”

　　“勃鲁扎克，扎哈尔·瓦西里耶维奇，火车司机，二十一年工龄。”

　　大厅里的声音越来越大了，西罗坚科继续往下念，大家听到的都是那些始终同钢铁和机油打交道的产业工人的名字。

　　当第一个签名的人走上讲台的时候，大厅里立刻鸦雀无声了。

　　波利托夫斯基老头讲起自己一生的经历，怎么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同志们，我还能说些什么呢？过去旧社会当工人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大家都清楚。一辈子受压迫受奴役，到老了，穷得像叫化子，两腿一伸了事。说实在的，革命在这儿刚闹起来那阵子，我想我老了，岁数大了，拖家带口的，入党的事也就放过去了。我倒是从来没帮过敌人的忙，可也没怎么参加战斗。一九○五年在华沙的工厂里参加过罢工委员会，跟布尔什维克一起闹过革命。那个时候我还年轻，干什么也干脆。老话还提它干什么！列宁死了，这对我的心打击太大了，我们永远失去了自己的朋友和知心人。什么岁数大不大，我哪能再说这话！……我不会讲话，有讲得好的，让他们讲吧。反正有一点我敢保证：永远跟着布尔什维克走，绝不含糊。”

　　老司机那白发苍苍的头倔强地晃了一下，白眉毛下面两只眼睛射出坚定的目光，一眨不眨地注视着大厅，好像在等待大家的裁决。

　　党委会请非党群众发表意见，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表决的时候，也没有一个人反对吸收这个矮小的白发老人入党。

　　波利托夫斯基离开主席台的时候，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

　　会场上的每一个人都懂得，现在发生的事情是不同寻常的。老司机刚才讲话的地方，现在站着身材魁梧的阿尔焦姆。

　　这个钳工不知道该把他的大手往哪里放，就老是摆弄手里那顶大耳帽子。他那件衣襟磨光了的羊皮短大衣敞开着，露出里面的灰色军便服，领口上整整齐齐地扣着两颗铜钮扣，这使他显得像过节一样整洁。他把脸转向大厅，突然看到了一张熟悉的妇女的面孔：在被服厂那群工人中间坐着石匠的女儿加莉娜。她对阿尔焦姆宽恕地笑了一下。她的微笑中包含着对他的鼓励，嘴角上还露出一种含蓄的只能意会的表情。

　　“讲讲你的经历吧，阿尔焦姆！”他听到西罗坚科说。

　　阿尔焦姆不习惯在大会上发言，不知道从哪里讲起才好。

　　只是到现在他才感到，不可能把一生中积累的一切全讲出来。

　　词句老是连贯不起来，加上心情激动，就更说不出来了。这种滋味他还从来没有体会过。他清楚地意识到，他的生活已经开始发生急遽的转折——他阿尔焦姆，正在迈出最后的一步，这一步将使他那艰辛的生活变得温暖，获得新的意义。

　　“我母亲生了我们四个。”阿尔焦姆开始说。

　　会场上很肃静，六百个人聚精会神地听着这个高个子、鹰钩鼻、浓眉大眼的工人讲话。

　　“我母亲给有钱人家当佣人。父亲什么样，我记不大清了，他跟母亲合不来，酒喝得很凶。我们跟着母亲过日子，她养活那么多张嘴，可真不容易。东家管饭，她一个月才挣四个卢布，就为这几个钱，她天天起早贪黑，腰都累弯了。我总算好，有两个冬天上小学，学会了看书写字。满九岁那年，母亲实在没法，只好打发我到一家小铁工厂去当学徒，只管饭，白干三年，不给工钱……老板是个德国人，叫费斯特，他嫌我小，不愿意要，后来看我长得结实，母亲又给我多报了两岁，才把我收下。我给他干了三年，他什么手艺也没教给我，尽支使我干杂活，给他打酒。他一喝起酒来就不要命。撮煤叫我去，搬铁也叫我去……老板娘也把我当成小奴隶，叫我倒尿罐，削土豆皮。他们俩动不动就踢我一脚，常常是无缘无故的，他们就是这个脾气。因为老板常喝醉酒，老板娘对谁都没好气，稍微有点不如意，就打我几个嘴巴子。有时候我跑到街上，可是我能往哪儿逃呢？苦水能向谁吐呢？母亲离我有四十俄里，再说她那儿也没有我安身的地方……在厂里也一样。管事的是老板的弟弟。这个畜生专爱拿我开心。有一回，他指着墙角放铁匠炉的地方，对我说：‘去把那个铁套圈给我拿来。’我跑过去，伸手就拿，哪知道铁圈刚从炉子里夹出来，打完了，扔在地上的，看着是黑的，手刚碰上，皮都烫掉了。我痛得大哭大叫，他却在那儿哈哈大笑。我实在受不了这种折磨，就跑回母亲那儿去了。可她也没地方安顿我，只好又把我送回德国人那儿。一路上她光是哭。到了第三年，他们开始教我一点钳工技术了，但是还照样打我。我又跑了，一下子跑到旧康斯坦丁诺夫，进了一家灌香肠的作坊。在这个作坊整天洗肠子，像条狗似的又过了不到两年。后来老板耍钱把家当输得精光，四个月不给我们工钱，不知道溜到哪儿去了，我就离开了那个鬼地方。我搭上火车，到了日美林卡，下了车就去找活干。感谢机车库的一个工人，他很同情我。他听我说多少会点钳工，就说我是他的侄子，央求上司把我收下。他看我个子高，给我报了十七岁。就这样，我给钳工打下手。后来我转到这儿来干活，已经有九个年头了。我过去的情况就是这样。在这儿的这一段，你们全都知道。”

　　阿尔焦姆用帽子擦了擦前额，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现在，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也是最难讲的事要说，不能等着别人发问。他紧皱着浓眉。继续讲下去：“人人都会问我，为什么革命烈火刚烧起来的时候，我没有成为布尔什维克？对这个问题，我能说些什么呢？说老吧，我还早着呢。我只能说，我是今天才找到自己的这条路。我有什么可隐瞒的呢？以前就是没有看清路。早在一九一八年，举行反德大罢工的时候，就应该走上这条路。有个水兵，叫朱赫来，跟我谈过不止一次。直到一九二○年，我才拿起枪来战斗。后来战争结束了，白匪给扔进了黑海。我们就转回来了。我成了家，有了孩子……一头钻到家务事里去了。现在，我们的列宁同志逝世了，党向我们发出了号召，我回头看看自己的生活，看清楚了我一生中缺少的是什么。单单保卫过自己的政权是不够的，我们应该一致动员起来，接替列宁，把苏维埃政权建设成铁打的江山。我们都应该成为布尔什维克——党是我们的党嘛！”

　　阿尔焦姆结束了自己朴实而又极其真诚的发言，他为自己那不寻常的措词感到有些不好意思，同时像从肩上卸下了重担似的，挺直了身子，等待大家提问题。

　　“也许，有人想要问点什么吧？”西罗坚科打破了沉默。

　　会场里的人晃动起来，但是暂时还没有人说话。一个下了机车就来开会的、黑得像甲虫一样的司炉干脆利落地喊道：“还有什么可问的？难道咱们还不了解他吗？把党证给他就得了。”

　　矮壮的锻工基利亚卡又热又紧张，脸涨得通红，他用伤了风的沙哑声音说：“这种人是不会出岔子的，他会成为一个坚强的同志。表决吧，西罗坚科！”

　　后面共青团员座席上站起一个人来，由于光线很暗，看不清是谁，他说：“让柯察金同志说说，他为什么让土地缠住了，种地会不会使他丧失无产阶级意识。”

　　会场上掠过一阵轻轻的、不以为然的议论声。有个人出来指责那个小伙子说：“讲简单点，别跑到这儿来卖弄……”

　　阿尔焦姆打断他说：“没关系，同志，这小伙子说得对，我是叫土地缠住了。

　　这是实在的，不过我并没有因为这个把工人阶级的良心扔掉。

　　从今天起就一刀两断。我一定把家搬到工厂附近来，住在这儿更牢靠些。要不然，那块地会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阿尔焦姆看见会场上举起很多手臂，他的心又哆嗦了一下。他感到浑身轻松，挺胸阔步向自己的座位走去。身后传来了西罗坚科的声音：“一致通过！”

　　第三个走上主席台的是勃鲁扎克。波利托夫斯基的这个沉默寡言的老助手，早就当上司机了。他介绍了自己劳苦的一生，快结束的时候，讲到了最近的感受。他说话声音很低，但是大家都听得很清楚。

　　“我有义务完成我两个孩子没有完成的事业。他们牺牲了，可并不是为了让我躲在房后去哭。我还没有补上他们牺牲的损失。这回领袖的逝世打开了我的眼界。过去的事情大家就不要问我了，真正的生活打现在起重新开始。”

　　勃鲁扎克回忆起往事，心绪很乱，忧伤地皱着眉头。会上没有人向他提出任何尖锐的问题，就一致举手通过他入党了。他的眼睛立刻闪出了光彩。斑白的头也抬了起来。

　　讨论接收新党员的大会一直开到深夜。只有那些大家熟悉的、经过生活考验的、最优秀的分子，才被吸收入了党。

　　列宁的逝世促使几十万工人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领袖的去世没有造成党的队伍涣散。一棵大树，它的巨大的根子深深地扎在土壤里，只削去它的顶端，它是不会死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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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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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馆的音乐厅门口站着两个人。其中一个大个子，戴副夹鼻眼镜，胳臂上佩着写有“纠察队长”字样的红袖章。

　　“乌克兰代表团是在这儿开会吗？”丽达问。

　　大个子打着官腔回答说：“是的！有什么事吗？”

　　“请让我进去。”

　　大个子堵住半边门，打量了一下丽达，问：“您的证件呢？只有正式代表和列席代表才能进去。”

　　丽达从提包里拿出烫金的代表证。大个子看见上面印着“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字样，怠慢的态度马上不见了，他变得彬彬有礼，像对“自家人”一样亲热地说：“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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