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水]看看日本媒体如何评论小悦悦事件？

将梦洁

第 51 楼                                  在小悦悦事件中，如果路人的麻木和冷漠属于社会失德渎德，那么，如下举报控告信都石沉大海就属于社会失职渎职！而官家的失职渎职比民间的失德渎德对社会的危害更大！！=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this.style.cursor='pointer';}">

大哥大

第 52 楼                                  新文化-----先全盘西化后保护国粹　　1868年明治新政府的建国纲领《五条誓文》中，有两条关于新文化新文明的建立。4“破历来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5“”求知识于世界，广振皇基“。建国后，新政府倡导的向西方学习，可谓是迫不及待、全面灌输，对西方文化之敬仰，简直是顶礼膜拜，学习态度，几乎是全盘西化。　　在向西方学习的态度上，日本又和满清完全不一样。满清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而日本在刚开始，则是全盘西化。满清学习西方的目的是为满清专制统治服务，日本学习西方的目的是为了把日本发展成为西方列强那样的共和体制国家。满清是旧瓶装新酒，日本是新瓶装新酒。　　因此，应该强调的是，日本明治维新新政府的成立，不是改良而成，而是戊辰战争推翻幕府专制后的革命性的产物；推翻幕府专制的戊辰战争，相当于中国的辛亥革命，相当于英国1649年的资产阶级共和革命。之后明治维新的成功和日本的迅速崛起，完全是因为日本共和政体而实现的。　　1872年8月，太政官发布214号《布告》，废除以儒学为基础的教育，建立西式学校，强制普及初等教育。该《布告》指出儒家旧教育的三大弊端。1，等级森严，”自昔设立学校以来，历代虽久，或由于不得其道，误其方向，认为学问系士人以上之事，至于农工商以及妇女则置之度外，不知学问为何物。 2，脱离实际：“士人以上之少数学者，动辄谓为国而学，不知其为立身之基。或者骛于辞章记诵之末节，陷入空理叙谈之歧途，其论虽似高明，但身体力行者甚少。”3，毒害社会：“斯即沿袭之时弊，故文明不普及，才艺无增长，贫乏破产，丧家之徒之所以多也。”（引自《关于颁布学制之布告》，历史学研究会编：《日本史史料》4，近代卷，第96-97页）　　新政府要求一般人民的子弟必须入学，“幼冲之子弟，不分男女，不使其进入小学者，应视为父兄之过失”（引自同上，第97页）。改造幕府时期的教育设施，到1877年4月形成拥有法学、理学、文学、医学的东京大学，计划把各藩的280多所藩校改成中学，全国万余所寺子屋改造成小学。　　由于取消了武士、贱民等世袭阶层身份，全体国民之子女可以无差别地同班同校，接受平等的新式教育。1871年10月，明治天皇发布诏书，号召出国留学。到1873年，留学人数已达373人。同时大量引进西方人才，到1875年，在日西方人才达524人。　　同时期中国派出的留学生，因为更改发式服饰引起国内保守势力的责难，被迫中途全部召回。日本呢，却是政府颁布法令要求更改发式服饰。1871年颁发《断发令》，男人消除发髻。1872年，太政官发布废止幕府时期服饰的布告，要求天皇以下所有日本人，在正式场合穿西洋大礼服。鞠躬代替跪拜磕头，黑色洋式雨伞取代武士腰上的双刀。幕府时期不让吃牛肉，此时也号召吃牛肉，“士农工商、男女老少、贤愚贫富等以不食牛肉为不开化”。（明治文化全集），第8卷，《风俗篇》，日本评论新社，1955年，第386页）。1872年，把星期天作为休息日。　　1873年元旦开始，公历正式取代农历，上巳、端午、七夕、重阳等传统节日也遭废弃。西方的桌椅家具也流行起来。西方的建筑、街道、路灯、马车、火车、电报、邮局大量地兴建。　　1868年3月，颁布《神佛分离令》，要求僧侣返俗，不许跪拜佛像，拆除佛像。1870年1月，天皇发布《大教宣布》，加助毁佛运动。全国大量佛寺、佛像、佛器等文物惨遭破坏，大量佛经文献被焚毁。这一点可以反映当时日本全盘西化的文化态度。全盘西化导致日本迷失了自己，后又恢复了某些传统向西方学习的强大动力来自列强对日本的欺负。领事裁判权、关税协议制等不平等条约刺激着日本人的自尊；英法军队驻扎，外国兵随意扣押日本轮船，甚至私闯民宅滋扰闹事；外国军舰停泊在日本港口，而禁止日本人通行。所有这些耻辱，都是因为日本不如西方发达。　　新政府里掌权的维新派清楚认识到：“欧美各国的政治制度、风俗、教育、经济、经营等皆在我东洋之上，……把开化之风移入日本，使国民迅速进入与欧美同等水平的开化之域。”（伊藤博文传）上卷，第352、361页）大量社会精英支持新政府的文明开化政策。1874年，福泽谕吉、加藤弘之、西周、中村正直等进步精英人士组成启蒙团体“明六社”，发刊《明六杂志》，传播西方文明知识，分析日本问题，宣传开化政策。==========================、日本今天的文明完全受益于当初的强制全盘西化。和服，日本料理这些东西不过是外在表现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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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3 楼                                  　　全盘西化已很明显。服饰发式改了，生活方式改了，甚至还有要改日本文字，改日本人种的观点。西周在《明六杂志》曾经发表《以洋字书写国语论》，说：“维新以来，贤才辈出，百度更张，自官省寮司至六十余县，已非昔日之日本，其善政美举不胜列举”，进而提出也应该改革日本文字，提倡用罗马字来拼写日语。（《明六杂志》上，岩波书店，1999年，第26、442页）。　　还有人发表《日本人种改造论》，建议日本人与外国通婚，来改良日本人种。穿戴追捧欧美式样，饭馆招牌上也写上英文，艺妓表演时也夹杂几句外文，以抢购消费外国商品为荣，鄙弃国产货。“一些人言必称欧美，如果不是欧美之物，就不屑一顾；日本的固有之物，无论优劣均被抛弃”。（迁善之助《日本文化史》第6卷，春秋社，1950年，第263页）“一室的器具和一身的服饰皆为洋货，不管方便与否，只要是洋货就购用成风）”只管颂扬西洋事物，或钦佩羡慕，或沉醉其中，甚至有危惧之心“。（福泽谕吉《民情一新》，《福泽谕吉全集》第5卷，岩波书店，1959年，第10页　　明治新政策从一开始就遭到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有的反对开放，有的推崇儒学反对西学。起初，这些反对人物主要是在幕府时期成长起来的遗老，在除旧革新的转折时期，从被推重敬重的地位一下子变成被诋毁打击的狼狈状态，他们自然要发牢骚。武士公卿等幕府时期的贵族逐渐被瓦解处置，失落贵族自然也强烈地反对新政。维新派掌握政权，居高临下，颁布法令，靠行政强制手段，可以更加严厉地打击守旧势力。比如，维新派动辄以天皇的名义除旧革新，甚至让天皇出面，直接训斥复旧派的领导人，乃至以罢免职务来消除复旧派势力。　　维新官员强制推行，社会精英大力支持，进步舆论大肆鼓噪，使日本在很短的时间内，在政治体制、法律思想、文化风俗、经济改革等各个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私营经济得到政府扶持而快速增长，民族工商业阶层力量逐步壮大。社会政治势力从传统的新旧派别、藩土派别转向以经济阶层为基础的政党派别，政治势力的斗争有了经济利益导向的影响，政治势力同社会阶层的实际利益关系越来越紧密，日本人维护国家主权的意识和能力也增强，对外政策从原来的妥协忍让逐步转向强硬，民族意识大大提高。　　然而，当向西方学习到一定程度，逐渐清楚了西方的优点与缺点，看到某些西方文明成果在日本的应用状况有好有坏，而向西方学习的热潮开始消退，对西方的盲目崇拜有所减少，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要求理性地对待西方的舆论声音，最后，保护日本国粹被提出，并且逐渐成为日本主流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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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4 楼                                  先经过几乎全盘西化式的学习吸收，后及时地保护传统文化，这是日本从转型时期过渡到成熟国家的历史之路。大规模地、彻底地学习西方，有助于迅速提高日本的文明水平，可以让日本人在比较短的时期清楚地认识到西方文明的优缺点，认识到合适日本的和不合适日本的。如此必将引发日本人对学习西方的反省批判，进而更深刻地重新认识日本自身传统文化，保留优秀的，与已经学到的西方文明融汇起来，而能形成日本的新文化，形成具有日本特色的新的文明成果。　　可见，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扬弃，必须以切实引进吸收外国的优秀文明成果为前提。吸收了先进的文明成果，才可以深刻认识清楚传统文化的优点和缺点，才可以尽量正确地保留该保留的，抛弃该抛弃的。新文明新文化的形成，应该走这样的先破后立之路。　　反之，如果不先吸收国外的优秀文明成果，顽固的传统势力必然得不到消融解剖，则阻碍本国文明的进步。满清中国就是因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使传统旧势力之体不破，而先进文明成果无法被切实应用，导致失败。

汤香

第 55 楼                                  世界上最肮脏的民族也不过如此而已

景哥哥

第 56 楼                                  　政治----从“有司专制”到全民民主君主立宪政体　　1868年明治新政府成立后，日本民主政治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一，维新派妥善安置没落贵族；二，政府内部反对“有司专制”的权利斗争；三，社会各阶层的自由民权民主斗争；四，民主斗争的胜利-君主立宪政体的确立。1868年明治新政府的成立，不是成王败寇性质的政权更替，而是要建立统一的共和政体的新日本国家。政治统一，就是要结束幕府时期各藩国封建割据独立的局面。主要有两步：版籍奉还和废藩置县。　　在戊辰战争中，某些藩国领地被倒幕军占领后，明治政府在占领地区设置了府县，派遣官吏管理。某些识时务的藩主也主动把藩国版籍奉还明治政府。　　1869年1月，萨长土肥四藩主联名向政府递交了《版籍奉还上表文》，文称：“天祖肇临开国立基以来，皇统一系，万世无穷。普天率土，无不为其所有，无不为其臣子，此即大体。”（《明治维新基本文献史料选译》，〈明治维新的再探讨〉，第172页）　　有最强大的四家藩主带头归顺，其他200多家藩主只能纷纷仿效，归还版籍。1869年6月基本结束。各藩主变成了明治政府“任命”的“知藩事”。藩国归政后，明治政府开始建立统一的全国行政机构。藩主虽然沦落为政府的“打工者”，但是，其旧有的行政体系，在经济、政治上都是乱七八糟，无法满足明治政府全国统一的行政要求。1870年10月，大久保、岩仓在〈建国体制原则〉中提出了废藩置县。　　为了防止各旧藩主们抵制改革，政府高层进行了人事调整，维新派全面掌握实权。建立了新的政府军。1871年7月14日，天皇颁布〈废藩置县诏书〉，随即出台相应措施：废除府县藩三治制，在全国设东京、大阪、京都3府及302县；所有知藩事的身份待遇不变，但须一律辞职，居家迁居东京；各藩征税权归政府，所有债务也有政府承担；所有府知事和县令都由中央政府派遣。　　消除武士阶层的传统特权，兴建“四民平等”的社会关系。幕府时期，日本社会等级森严。将军、武士是特权统治阶层，中有平民，下有贱民。此等级身份是世袭的。即将军的后代就是将军身份，上级武士的后代就是上级武士，下级武士的后代就是下级武士，贱民的后代就是贱民身份。统治权按照身份高低布置。将军再无能也可以是权力中枢，下级武士本事再大，也进不了决策圈。比如，在1854年，德川家定虽然是个心智不健全的“傻子”，但照样出任幕府的第13代将军。西方文明开始影响日本后，此种伤天害理的封建门阀世袭制度受到中下级武士以及平民的强烈反对。　　维新派掌权后，当然不再容忍门阀世袭制度的存在。在西方平等文明的影响下，开始“四民平等”的改革。1869年6月，发布第542号〈布告〉，“根据公卿与武家同心、上下协同之精神”，废除公卿、诸侯之称，改称“华族”。但是，给予生活保障来稳定这些没落贵族。　　同年废除中下大夫、士之称呼，改称士族及卒，也保障其生活。1870年9月，宣布农工商称为平民，允许平民称姓。1871年1月，废除“秽多”、“非人”等贱民称呼，与平民同等。同时，还要求士族去掉旧武士特有的发髻，不得带佩刀。1876年8月，还发布〈废刀令〉，规定除军人、警察外，所有士族不准佩刀。进行土地改革，解除武士传统的经济基础。经过以上一系列的改革，幕府体制被颠覆，旧的社会关系被瓦解，形成符合文明发展的新的统一的日本国家。　　为了尽量减少没落旧贵族阶层的抵抗，明治政府允诺保障他们的优厚生活待遇。但是，四、五十万没落贵族的生活成了政府的严重的财政负担。所以，在初期，政府税收的一半或者三分之一都被用来支付这些没落旧贵族的生活。这对百废待兴的明治政府来说，是无法继续的。　　1873年12月，公布〈秩禄奉还规则〉，企图以赎买的方式让旧贵族上缴领取政府补贴的凭证“秩禄”。1876年8月，颁发〈金禄公债证书发行条例〉，规定：所有华族、士族的家禄、赏典禄一律废止；按照原有的秩禄的种类数额，一次性发放数量、利息不等的金禄公债证书；　　从1882年起，在30年内每年以抽签的方式，偿还本金和利息。这个秩禄改革，表面上只是对没落贵族阶层的生活安置问题，实际上却是明治维新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没落贵族们虽然失去了往日的政治特权，从统治地位降低到普通的平民，但是，他们的势力还是很强大的，数量达几十万，大都是往日垄断文化教育的阶层，具备很高的文化素质。社会关系错综复杂，与掌权的维新派新官员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所以，如果明治政府严重地亏待了他们，他们必然会组织起来反抗新政府，甚至可能建立军队发动政变。另外，没落贵族的妥协成全了新政府的一系列的改革。这也应该算是没落贵族对新政府的巨大贡献。凭此贡献，明治政府也不应该亏待他们。当初政府许诺保障没落贵族的生活待遇，所以，政府也不能说话不算数，必须讲信用。另外，经过战乱，广大平民的生活也不好，底层人民同新政府也有矛盾，甚至经常发生贫民暴动。所以，稳定没落贵族势力就显的非常重要。　　综合以上各点，新政府的确必须安置好没落贵族的生活。〈金禄公债证书发行条例〉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476家华族共获得519万日元的金禄公债证书，32万士族共获得面额1248万日元的金禄公债证书。（井上清：〈明治维新〉，第242页）有了这些资金，大多数贵族转向工商业投资发展。　　如此，有了大量资产“落袋为安”，没落贵族放下心来，对待新政府的态度从怀疑抵制转变成信任支持。后来，这些没落贵族，从原来的阻碍文明进程的落后阶层，转变成推动日本近代文明进步的新型工商业阶层，这个无疑更加顺利地推动了日本近代的成功崛起！之后，在激烈的自由民权运动中，从没落贵族转变发展起来的日本工商业阶层，又成为日本民主斗争的有力军，为日本民主发展进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haoma

第 57 楼                                  转至第48楼第 48 楼 伟哥A5代 2011/10/21 11:34:10的原帖：日本少女车内遭强奸四十余乘客拒施援手－－－这是不是道德高尚的证明？？？是A片片段吧？

绿山游客

第 58 楼                                  　英国民主斗争的成功，是依靠工商业阶层以及平民阶层的激烈的斗争而迫使议会贵族于1832年改革议会，把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扩大到中产阶级.而日本民主发展的历程，在开始阶段，不是从民间，而是从政府高层的权利斗争开始。安置好几十万的没落贵族之后，主要政治斗争，转向明治政府内部。虽然明治新政府的建立是根据民主性质的《五条誓文》为建国纲领，但是，政府的行政体系还不是民主政体。特别是为了成功地废藩而建立统一的日本政治，明治政府的行政机构是中央集权性质的。太政官是政权中心。开始废藩置县后，进一步调整太政官。太政官改成正院、左院、右院三院体制。正院为最高权利机构，设太正大臣1名，左大臣2名，右大臣1名，参议15名，管辖各种行政部门；左院为立法机构，但是，接受正院的领导，议员由正院任命，议长由参议兼任；右院为审议咨询机构，各省长官为主要成员。可见，国家的最高权利机构-正院，凌驾于立法、审议机构之上。左院为立法，但是不独立，右院，其实是网络各省官员而听命正院的作用。在废藩建立统一国家的过程中，中央集权的行政机构，在开明维新改革派的领导下，可以形成强大的行政力量，来同旧体制旧势力做斗争。　　统一的日本国家形成后，落后政治势力被瓦解，集权的中央权利机构的历史使命也就完成了。如果继续实行集权专制的中央行政体系，必然不利于日本建立共和民主政体的发达国家。所以，中央集权的太政官行政体系向宪政民主政体的转变，是日本民主文明进步的必然，是日本近代文明崛起的必需。明治政府高层的权力斗争开始于1873年。明治政府成立后，日本曾经两次联系朝鲜要求建交，均遭拒绝。1873年8月，陆军大将兼参议、近卫都督西乡隆盛建议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征讨朝鲜。此时，左大臣岩仓具视正率团游访欧美。

太上老君

第 59 楼                                  　9月13日，岩仓回国。10月15日太政官决定派遣西乡为使节前往朝鲜交涉，并作好对朝战争准备。岩仓等去欧美的主要目的，是希望修改幕府时期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没有成功，岩仓等“外游派官员”在国内的政治影响力必然受损。在这个时候，西乡等“留守”派官员就想通过出使朝鲜，并且发动战争来提高自己的政治威望。当时的日本，除了疯狂地学习西方文明知识，也很羡慕西方列强的军事扩张。1872年，把属于中国宗主权下的琉球王列为日本的一个藩王，迈出吞并琉球的第一步。所以，西乡等谋图朝鲜可以得到越来越强大的日本扩张势力的支持。如果成功，西乡等“留守派”必然把持日本政权。岩仓等外游派完全清楚这一点，所以，极力反对西乡到朝鲜。　　10月17日，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左大臣岩仓具视以及参议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大隈重信、大木乔任等“外游派”以辞职威胁来阻止西乡赴朝。24日，天皇接受了岩仓的要求，宣布无限期推迟派使赴朝。西乡立即辞职反对。25日，太政官左院事务总裁后藤象二郎、外务省事务总裁副岛种臣、板垣退助、江藤新平等“留守派”参议们集体辞职。可见当时的　　天皇是向着岩仓外游派的。外游派，主要是当初倒幕军的主要领导人。明治小天皇一直受外游派官员的“教育”，所以明治天皇与三条实美、岩仓、木户等的关系很好。所以，外游派获得明治天皇的支持，而留守派的辞职，就只能下台。此刻，日本新政府内部分成两派。一是掌权的“外游派”，一是辞职的“留守派”。两派相争，拉开了日本民主宪政演变的序幕。

欣欣

第 60 楼                                  　　需要说明的是，这出民主演化戏能进行，是因为有根据〈五条誓文〉这个民主共和性质的建国纲领建立起的明治新政府这样的戏台。所以，在野的“留守派”不会被掌权的“政敌”消灭，反而还能同执政的“外游派”进行公开的权力斗争。　　1874年1月17日，板垣、后藤、由利公正（〈五条誓文〉的起草者）、江藤、副岛、古泽滋、小室信夫、冈本健三郎等8人向太政官左院提出〈设立民选议院建议书〉。第二天，〈日新真事志〉报刊全文发表了该建议书。〈建议书〉批评大久保利通的“专制”，指出“方今政权之所归，上不在帝室，下不在人民，而独归有司”；“人民对政府有纳税之义务者，即有对政府之事于知可否之权。此乃天下之通论”；“伸张天下公议，即在于设立民选议院”。　　发布〈建议书〉后，建议书的起草者由利公正、古泽迂郎在东京创立了近代日本第一个政党，爱国公党。其立党宗旨是“以爱君爱国的一片赤诚，保全天赋予人民的通义权理”；“拥戴五条誓文之旨意”；“唯以公论公议，遵守誓约的旨意”；“维护我日本帝国并使之昌盛”。（〈爱国公党本誓〉，板垣退助监修：〈自由党史〉上卷，第87-88页）同年4月，板垣返回故乡高知县，与片冈健吉、林有造等创建了立志社。随后，在九州、四国等地出现了类似的许多民权政治团体。为了把分散的这些民权团体集合起来，1875年2月，由立志社主持，各个团体在大阪举行合并大会，成立了爱国社，总部设在东京，成员遍布日本10多个县。这个爱国社的成员，主要是些失意的不平士族。他们斗争的目的，“并非使人民普遍享有选择其代理人的权利，只是让士族和豪弄农豪商暂时独享这种权利而已。”（板垣退助监修：〈自由党史〉上卷，第87-88页）而且，受当时日本皇权思想影响，爱国社把天皇的威权放在一切民权之上，热衷扩张，推崇日本“国权”，把天皇和国家合二为一。　　185宫内省四等官加藤弘之在《日新真事志》上发表〈设立民选议院质疑〉一文，说在日本设立民选议院为时尚早。说：“日本并未完全开化，让我国开化未全只人民共议天下之事，并欲采其公议制定制度宪法，无异缘木求鱼”；“当今欧洲之硕学鸿儒皆认为民选议院对开化国乃为必须，对未开化国有害”，“大凡人民智识未开，就先已得到大量自由权利，其时尚不知施行权利之正道，反而因此而陷入自暴自弃之中，遂伤害国家之治安，岂克不惧”。加藤的意思，是应该先普及教育，等全民开化之后，再设立议院制定宪法。（板垣退助监修：〈自由党史〉上卷，第98-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