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宅急送又丢了一件货

haoma

第 51 楼                                  中国人的道德标准都是由政府来制定的，至少是由政府掌控的主流媒体来引导的，稍有违背，就是大逆不道。我们想想，煽动民众起义不道德吧，毛泽东就是农民运动的领袖。发动内战道德吗？没有解放战争台湾能分裂吗？美国的南北战争使国家统一了，而我们正好相反。在中国人的心目当中，共产党做的就是道德的，反党就是违背道德。为什么呢？是没有思想。为什么没有思想呢？是在小时候接受教育的时候就剥夺了个人独立思维的能力。这才是中国教育当中最可怕的事情。我们那一代人从入学开始学的就是"社会主义好""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腐朽的资本主义"稍有质疑，就会被称为反动。于是，人们只知道效忠于政府，丧失了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从来就宣传老师是对的，而老师又是被政府控制的，稍有偏离政府的宣传基调，就会被免除教师的资格。课堂上只能讲书本里面的东西，只能拥戴政府，范美忠的一再失业就说明了问题，这样的教育，那才是最不道德的。我们一直认为舍己救人才是最高尚的，如果真是这样，只要是经过枪林弹雨活下来的人都一定是苟且偷生的。你看那些建立新中国的元老，那些老红军，哪个不是从参军一直活下来的，哪个不是鼓励别人舍己救人而自己活下来的。打了多少年的仗，只要你有一次舍己救人就吃枪子了，还能活到夺取政权吗？显然，宣传舍己救人的人完全是踩着别人尸体去摘胜利果实的那一类人。鼓励别人牺牲，自己享受胜利果实，这也未免太缺德了吧。现实生活和打仗一样，该冲的时候自己保自己，没有必要舍弃自己去保别人。从古到今，只有反判者才会成功。毛泽东等一代建国的元勋都抱着把皇帝拉下马的心态取得了皇帝的位置，要是他们在现在，就是典型的刁民。这本来也没有什么，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理想的权利，但是反过来教育别人当顺民，这就太不厚道了。没有哪一个政府是绝对正确的，也没有哪一个政府是绝对错误的，之所以坐在那个位置上面总有它的道理，那么反对者也有其道理。当年的解放军不就是反政府武装吗？正常的道德是自己跑，也鼓励别人跑，打仗的时候就是自己隐蔽好，也鼓励别人隐蔽好。你不能自已隐蔽好了，鼓励别人向前冲，为自己挡子弹，如果是这样，那为什么不自己冲上去替别人挡子弹呢？牺牲自己去救别人可以被称作是英雄，但要是鼓励大家学这种英雄，那是最缺德的。范美忠不是英雄，他已经为当时没有及时提醒学生一起跑而付出了代价，因为一般人是没有能力在危急的时候及时做出反应。但是总比那些强调老师需要舍己救人的人要强，那样等于害了学生。他后来的解释行为是以自己下地狱的方法来唤醒人们，想一想，如果每个学生都依赖老师来救，每个灾民都依赖政府来救，每个民众都依赖共产党，人们丧失了自己求生的本领，这个民族还有救吗？从我记事开始，但凡是反叛的思想都给我带来好处。纵观历史，为什么有些人能够永垂青史，就是他当年的思维与众不同，尽管有些人落得千古骂名，但毕竟历史记住了这些人，或是经验，或是教训，总比庸庸碌碌一生要强百倍。每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不能没有反叛之心，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就拿出国的例子来讲，中国太多地宣传西方社会的诟病，让很多的人觉得共产党领导得还不错呢。如果你没有独立的想法，单凭新闻上看到的那么一点东西就下结论，陶醉在原有的社会环境当中，最终会变成任人宰割的羔羊，等反应过来已经老了。当年我就抱着反叛的心情来到国外，学习西方的思想，领略西方的社会文明和政治文明。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我先跑了。当我自己安全了以后，没有沉迷于优越的条件，而是不遗余力地告诉别人应该跑。这个“跑”不是单纯的移民，而是思想跑。我从来都不认为移民适合于所有的人，只能适合于一部分人。但是这是一种思想，这种思想可以应用到说服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说服山区的人走出大山。如果人生不折腾，那就彻底完了，折腾一下，或许还有两个结果，而不折腾，只能是一个结果。范美忠为什么想当老师？是因为他想把自己的思想传授给学生们，从他写的文章上来看，至少他是有思想的。他的行为揭露了人性的真相，这就犯了政府的大忌。也犯了那些思想僵化人的大忌。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人去挑战其固有的思想，那么这个社会将永远停留在固有的模式上面没有创新。当今社会，但凡是提出反叛思想的都会遭到一顿臭骂，如果人们依然不去保护那些挑战者，那么终有一天所有人会烂在那个迂腐的思想里面，我只能奉送两个字"活该"。

lijingjing

第 52 楼                                  这条新闻吓我一跳新闻回放：为期三个月的全国公安机关"保奥运抓逃犯"行动7月1日启动以来，各地公安机关高度重视，迅速部署，广大民警全力以赴投入行动，首月取得了显著成效。7月1日至8月3日，抓获网上在逃人员50103名，其中，抓获重点在逃人员4144名、故意杀人在逃人员1171名。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在7、8、9三个月开展"保奥运抓逃犯"行动后，各地公安机关高度重视，迅速部署，从奥运安保大局出发，精心谋划，制定措施，力争多抓获一批网上在逃人员，为奥运会顺利召开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据介绍，7月份，河北、内蒙古、辽宁等14个省、市、区相继开展了全省或区域性的追逃集中统一行动，取得可喜战果。湖北省公安机关7月13日晚至15日晚，组织了全省"大清查"集中统一行动。浙江准备在奥运会期间开展三次追逃集中行动，目前，"攻坚一号"已经完成，"攻坚二号"和"攻坚三号"将适时开展。各地公安机关树立全局意识，充分发挥刑侦、派出所、治安、经侦、交警、行动技术、网监等部门打击犯罪的骨干作用，形成全警追逃态势；同时，加强信息战，认真落实在逃人员户籍地查控工作，加强对在逃人员亲属的政策教育和规劝工作，最大限度地提高追逃效能。起初我还怀疑是位数搞错了，后来一想，不对，人数不可能出现小数点的，因为我太不愿意相信了。那就是什么概念呢？在这场"保奥运抓逃犯"行动之前，在我们中间混杂着至少五万人是在逃的罪犯，其中有一千多人是杀人犯。这是一个月的成果，另外还有两个月呢。活动结束以后应该还有漏网的吧。那么能否披露一下，到底在我们的周围有多少的罪犯，怎么就让他们逍遥法外呢？既然一个月就能抓回来五万多人，而且还有一千多人命案在身，那么早干什么去了呢？也是否能够披露一下，如果不搞这场行动，平时到底一个月能抓多少在逃犯？如果大于、或是等于、哪怕是两三万人，那可真是吓着我了。如果远远小于五万人，那么假如不搞这场行动，这五万人依然混迹在人们中间，那么你平时到底干什么去了？如果说数据波动正常，那么什么导致一下子逃出来这么多人，那我只好再小声问一句，这里面该不会有冤枉的吧？问了这么多，不过说心里话，开一个奥运，警察最辛苦了，在这里向勤勤恳恳工作在警察岗位上的弟兄们表示慰问和感谢。

gaogao

第 53 楼                                  　谁养活中国人？（转贴）中国的粮食问题，是目前争论的一个热点问题。自从去年9月份以来，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分成两派，一派认为中国的粮食到了今后可能会出现大的问题，出现粮食隐患；另一派则认为中国的粮食问题是长期有忧、近期无忧。另外，粮食问题还与“三农”问题的解决直接发生冲突，因为解决“三农”需要让农民进城来；但是为了保证粮食的安全，又要让农民到地里面种粮食。　　到底哪个方案是对的呢？中国到底会不会发生粮荒问题呢？　　农民不应再走“回头路”　　最近，中央又一次出台了鼓励粮食增产的政策，包括种一亩粮给几十块钱，有的给30，有的给50；在保护耕地上，耕地要转变成非农用地，必须经过很复杂的特批手续。由于这些政策，再加上农业税的取消或减免，导致很多农民本来要出来打工，现在不出来打工了。　　这样的一种情形，对中国整个现代化的进程会造成什么影响呢？我觉得，它不是个正常现象，是当前大趋势中的一个“回潮”。　　农业的产出靠的是土地，土地上长出来的东西值不了多少钱；而且，农业的市场是非常有限的，它生产的东西主要是吃的，现在吃的东西在我们开销中占的比例，是越来越降低了，城市人口越来越多地把钱花在教育、医疗、旅游、健身、美容上面了。现在，30%多的城市人口消费60%多的农民生产出来的东西，这个市场肯定是有限的，农民生产多一点就卖不掉，卖不掉价钱就低，价格一低，留在土地上的农民的收入就降低了。　　美国只有2%的农民，他们1%的农民就可以养活美国人，还有1%的农民养活的是全世界的人，包括我们中国从美国进口的粮食。法国是农业大国，也出口粮食，他的农业人口为3%。日本是对农业保护最厉害的一个国家，用很高的关税不让外部的农产品进来，但他也只保留了4%的农民。　　我们现在有60%农业人口，我们要让这60%多的农民中的90%都进到城里来。这个过程在西方国家也有发生过，大概要一二百年。我估计，中国的“三农”问题会持续30~50年，我们如果能在30~50年里完成这个过程，就算很不错了。　　而且，入世以后这个过程也是必然会发生的，世界上的农产品价格比我们国内农产品的价格低，而只要我们实行贸易自由化，外国的粮食必然要进来。这样一来，中国的农民种粮食更没有钱赚了。因此，中国的农民一定会由于市场的力量，进入别的行业里面去。我们与其去阻挡这个过程，还不如主动帮助农民进城。　　粮荒问题是“杞人忧天”　　中国是一个土地奇缺的国家，我们用全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全世界21%的人口，因此，我们国家的亩产超过了很多国家，大概目前只有荷兰比我们高。还有一组数据：中国的农民用5%的自留地，生产了30%的粮食。要是耕地都变成自留地，我们的粮食吃不完。但问题是代价太高，得投入很多的有机肥、很多的劳动、很大的灌溉工程等，这个对中国来讲非常不值得。　　所以说，不是中国没有能力生产，不是中国人养活不了自己，问题是我们不需要自己养活自己，我们要让美国人、澳大利亚人来养活我们。当然，这需要回答一个问题：是不是他们能生产得出这么多粮食呢？　　在过去的50年内，全世界人口增加了1倍半，人均消耗的粮食增加了17%，因此，总的粮食消耗增加了两倍还不止。而种粮食的农民减少了三分之二，与此同时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减少了耕地———需求增加，生产的人和土地都在减少，是不是粮食紧张呢？没有，粮食是越来越充裕，太多了，卖不出去，只好降低价格。从1950年到2000年，大米的价格降了一半；小麦原来是350美元，现在降低到150美元。这说明粮食是不断地过剩，粮食过剩价格就得下降，没有发生过粮食不足的问题，　　是什么原因造成需求这么大，生产的耕地减少、劳动减少，而价格反而降低呢？有两大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科学技术，现在有了好的种子、好的化肥、好的农业机械等。第二个原因是粮食贸易，世界上什么地方粮食生产最便宜，让它多生产，粮食生产贵的地方少生产、不生产，这样一来，粮食成本就下降了。中国就属于粮食成本高的地方，所以我们应该少生产———不生产是不行的，肯定还得生产，但是要减少。　　那么，不够的地方从哪来？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来，他们的价格比我们的价格便宜。从1950年到现在，粮食的世界贸易翻了4倍，50年前是6000万吨，现在是2.4亿吨，全世界粮食总产量是20亿吨，其中有12%是用于国际粮食贸易的。　　中国也一样，50年前，我查了一下是5.2亿，现在是13个亿，增加了1倍半。我们现在吃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吃得都要减肥，这个是大家自己的经验，也包括我本人的经验。现在，我们的农民减少了很多，种粮食的土地大幅度减少，而现在的粮价怎么样呢？当然最近涨了不少，我认为这个涨价是短时间的，整个粮价的趋势是从三次人代会以来一直下降，下降了差不多一半。不算粮票的价钱，粮食原来是1毛8分，现在一直涨了五六倍，但我们的工资涨了15倍，我们的理发涨了25倍，拿各种商品的价格做一个比较，我们会发现粮食的价格涨得是最少的。　　那么，将来还有没有潜力增产呢？《即将来到的生物科技时代》这本书就讲了生物科技对于各种作物，包括粮食的增产作用。现在有了遗传工程了，有了生物工程。生物工程给我们打开了粮食增产的道路，比过去要广阔得多。　　粮食进口是可行之道　　在粮食的问题上，我的主张就是进口粮食。但拿目前的情况讲，我们不进口，我们已经出口了，我们整个是反过来干的。我就闹不清，很多学者说我们现在缺粮，但是看看海关的统计，我们从1998年开始连续出口，从500万吨增加到1000多万吨。怎么出口呢？补贴出口，每吨补贴30美元。　　进口粮食，我们首先要考虑我们买不买得起，我们需要进口多少粮食？从历史上看，我们最高进口大概是2000多万吨，正常是1000多万吨。当然，各种各样的粮食价格是不一样的，粮食价格的波动也很大，波动可以达到100%。我举的是一般的数字，就拿进口2000万吨来计算，目前小麦的价钱是150美元一吨，总共需要花费30亿。我们一年出口挣的外汇，去年是5000个亿。我们拿5000亿中的30个亿，不到1%，大概是0.7%，就可以进口2000万吨粮食，中国人怎么可能会饿死，就是粮食的价格再涨二三倍，我们也买得起。从价格上看，我们即使进口6000万吨，也有足够的买粮食的钱。现在我们消费量的又是多少呢？我们现在消费量是4.5亿吨，2000万吨仅占4%，寥寥无几，所以不值得惊慌。　　我们看看日本，日本的人口虽然是中国人口的1/10，但日本的进口为2700万吨，主要是从美国、加拿大进口的，占它消费总量的75%，所以我们不需要可怕什么。　　外国人会掐我们的脖子么　　有些人对市场的可靠性表示怀疑，担心外国人会掐我们的脖子，不卖粮食给我们，我们就完了。市场到底可靠不可靠呢？市场不是掐脖子的关系，双方都是奔着赚钱来的，这是市场最本质的东西。所以说这不是一个互相掐脖子的问题，而是互相从里面赚钱的问题。　　全世界出口粮食的出口商，我不知道有多少，估计有几千，几百肯定是有的。全世界这么多家出口粮食，怎么可能会出现几百个独立决策的人统统说我从今天开始，不卖粮食给中国了，这种可能性我觉得几乎不存在。有钱他不赚，这是什么道理啊？所以说，一个市场可靠不可靠，看它是不是有许许多多独立的决策人；相反，如果是一个人做买卖，那就有危险，他忽然犯神经病，“我赚钱但我就不干”，这是有可能会发生的事。　　我们看看石油，石油虽然不是一个供应者，但石油的供应商是有限的，因为不是每个地方都能生产石油，能出口石油的国家不太多，也就十几个。而且石油的运输也是很危险的，管道容易被破坏，油轮可以被炸掉，通道可以被堵塞。所以说，石油的供应有现实的危险性，而且石油确实发生过很多事情，1973年石油输出国统一起来禁运，于是造成石油价格上升。而且，我觉得现在石油的危险性可能还在增加，因为有破坏的问题。　　跟石油相比，粮食的供应没有这个危险性，是比较安全的。但是，国家是怎么对待粮食的呢？我们怕粮食不够吃，于是去年国务院拨专款修粮仓，修粮仓还是不行，因为生产得太多了，实在装不下了，而且时间长了就变成了“陈化粮”，于是不得不出口。由于粮食储备太多了，现在我们的“陈化粮”也在卖，好多农民工也只有到市场里面去。　　所以说，我们两年不进口粮食，一点事情都没有。但是石油没有储备会怎么样呢？据说石油只储备了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不进口石油，汽车就开不动了。而且，石油储备比粮食储备要难得多，石油储备没有三年根本搞不起来———我们说是石油危险，还是粮食危险？　　如上所述，中国进口粮食花费的外汇不到1%，进口石油要花多少钱呢？我们进口的石油是1.2亿吨，进口的价格是300美元，总共需要支付360亿美元，是粮食进口的10倍。当然，石油进口也只占到我们挣到的外汇的10%，而且中国人现在很有钱。但不管是粮食进口，还是石油进口，问题不在钱上，问题是在安全上，而石油进口的安全性是比较差的。　　也许有人会问，会不会全世界对中国禁运，虽然有几百、几千个独立的粮食进出口商，他们都说不卖粮食给中国了？我觉得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中国干了本·拉登那样的事儿。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太大。其实也不一定，因为恐怖分子也好，朝鲜也好，一些国家对他们实施禁运，但是粮食没有禁运，朝鲜不但粮食没有禁运，而且还送粮食给他吃。（作者茅于轼）依我看，外国人会来卡中国人的脖子吗？会，因为我们的国家经常不按规则办事。但是卡中国人脖子的方法太多了，现在可不是像上个世纪那样只有用禁运粮食的手段来制裁别人了。明明有更加简便的方式来制裁你，为什么还选择用那种古老的方法呢？就像是你想杀一个仇人，明明手边上有把枪，你却非要拿把匕首，就因为古人杀人都用匕首。切断粮道是古代打仗的做法，但现在这个粮的概念已经远不止是大米和小麦了。你可以傻，别人可不会。西方人要是和中国人作对，断你石油的进口渠道，又简便，又可以尽快使你的经济崩溃。甚至说美国人只要印钞票就可以治死中国人，因为我们国家动用了大量的外汇购买美国债券，同时我们还有巨大的外贸逆差。美元一再贬值，已经使我们倒退了不知多少年。另外还有技术封锁，甚至军事攻击，有的是办法。有高效率的办法，为什么别人还要用低级的办法呢？而我们还停留在“深挖洞，广积粮”的思维上面，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别人打仗用枪了，我们还在用古代的盔甲作为防护。当然穿上盔甲上战场可以万无一失，可以防止敌人跑过来用刺刀袭击你，但是代价是什么？是你根本跑不动了，被子弹打死是必然的。

二月花香

第 54 楼                                  该用户发言已被管理员屏蔽

小同

第 55 楼                                  别拿袁隆平老人说事儿人们都知道，在论述一件事情的时候需要佐证。建国以来我们树立了一个又一个典型，每一个时期的每一个典型都有着深刻的历史含义，用某个人的实例向世人诉说着一个需要诉说的道理，以一个特定人的特定行为来证明普遍性，这是我们国家媒体宣传的一大特色。我们都学过逻辑学，想想这种推论能够行得通吗？这种推论可靠吗？如果想证明共产党领导得好，那么就可以找出来像雷锋那样把党作为母亲的人，以说明国人应该感激共产党，但是在这个期间有很多人饿死了，可以不提；如果想证明中国的人权没有问题，就可以举出来在美国某个警察将嫌疑犯殴打致死的例子，来证明美国并不比中国好。这样的推理方法简直是太多了，随便翻开任何的报纸杂志都可以找到。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还是特殊性寓于普遍性之中？我们的中学的哲学课本上是这样说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并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这样正向说是对的，没有反过来说吧？但是我们从来都是反过来做的，用特殊性来证明普遍性。这种逻辑上的错误为什么一直就没有被人们察觉呢？是因为我们的主流媒体一直都是这样推理的，人们的脑子就乱了，然后也学着这样推理。从而形成了当今人们的一个最大恶习，就是断章取义。很多人不会整体地看待事物，就像是一些愤青只看了一个文章的开头，甚至是一个标题，觉得不符合自己的胃口，然后张嘴便骂一样，这样的一个群体，这样的一种思维，如何才能让我们的民族向前发展。要想反驳于别人，最好的办法是自己好好看看书，不但要看马克思主义，还有看到世界上还有各式各样的主义存在。同时还要遵从于本国的法律，不要以道德凌驾于法律。为了证明普遍性，去找到特殊性的实例。过去我们举出来的雷锋是真的，焦裕禄也是真的，美国警察把人打死了也是真的。现在的人找不出来真的怎么办呢？开始造谣了，这更加可怕，为了证明普遍性已经进入撒谎的境地了。只是因为袁隆平老人看了一次车展，然后就能编出来人家有6、7辆车，然后还决定要买奔驰等等。而事实是他只有一辆赛欧，并通过媒体告诉大家，赛欧足够了，没有买车的打算。为了证明自己不仇富，不惜拿一个老人说事儿，而且是先造个谣，再说事儿。人常说谣言止于智者，那么看看网上有多少人在热议这件事呢？那人们可以说，我们是假定他有这么多的车，我们也不去仇恨，我们只是拿他做例子。同样犯了以特殊性推论普遍性的错误，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袁隆平，他对人类的贡献将载入史册，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有几个这样的人？拿这样一个特殊的国宝级人物来代表富人这个群体，多么可笑，中学的哲学是怎么学的？讨论该仇谁，不该仇谁，本来就是把道德凌驾法律之上的做法，讨论这个问题本来就不应该，我们应该以法律为依据，以法庭的判决为基准，而不是以自己的好恶为基准。如果我们说富人的原罪，首先就形成了诽谤，到底是谁有罪呢？中国的民主和法制为什么一直都做不好，就是人们容许有东西凌驾于法律之上，无论是容许人也好，容许道德也好，也就是说容许规则可以随意地更改。一个规则可以随意更改的社会，就是一个动荡的社会，一个动荡的社会中的任何发展其实都是一种假相。为什么这样说呢？比如一个商人，通过什么关系搞到了一个煤矿，在法律上面很难界定他的行为违法，这是制度的漏洞。由于能源的涨价导致利润飙升，赚了一大笔钱。最理想的方式是我们以固定的规则保障他的这部分钱，扣除上税以后，让他持续发展下去。那么他一般就会拿出来一部分钱来改善安全问题，且不说道德层面，因为死了人会很麻烦，弄不好就要把这个矿关了，没有一个矿主是故意杀人的，谁都不想出事，无论出于什么目的。除了改善安全问题，为了长远利益，同时可以把剩下来的钱投入进一步的开发。现在的情况呢？那些煤老板整天像是坐在火山口上面，挖一天算一天，也许明天就关门大吉了呢。干嘛要关心工人的安全，自己的财产安全还不保呢，在工人身上的每一分钱都是浪费的，只要花一百块钱有人愿意下去干，决不会多花一块钱，因为他考虑的只是短期行为。他们每天都做逃跑状，因为他觉得眼前的钱都是假相，明天不定怎么样呢。有钱就拼命挥霍，不敢做长远打算。还有很多人把财富转移到了海外，看看这就是我们仇富的结果，这就是我们的社会动荡造成的。企业家的原罪之说使第一批致富的人不能安心在国内发展，要么挥霍，要么转移到海外，不愿意为自己在中国的长远投资。接着的第二批人呢，看到第一批人的下场，能对这个社会放心吗？中国历史上就一直认为，有钱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官府怕有钱人抢了风头，处处给有钱人找麻烦，逼着有钱人不得不收买官府，和官府勾结。朝廷怕有钱人富甲一方势力太大要谋反，对于下面官府的行为极端纵容，官商勾结已经由来已久。其实，勾不勾结倒没什么关系，只要是对老百姓有利就行，看看美国政府就为利益集团说话，但是在有利于利益集团的同时，也有利于百姓，美国人民并不傻，利益集团赚得越多，上的税就越多。关键的一点，他们根本不用马克思主义的剥削理论来看问题，人们觉得自己和资本家是劳动交换的关系，这是一个双赢的社会。今天比尔盖茨的例子就特别说明问题，再向前推，罗克菲勒的例子也说明问题，他们的财产最终又回到了社会，如果从一开始就不保护他们呢？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认识也在发展，改革开放使一部分人富起来的同时，也带动了整体社会的发展，我们的国有资产是流到了个人手里，但是没有被糟蹋掉，而流到个人手里的钱最终能够反馈于社会，前提是他们别挥霍，别转移。挥霍和转移都是环境造成的，促使他们在中国根本不打算长远地发展，如果你告诉他今天挥霍的一百万，到了明年就可以变成一百一十万的时候，为什么人家那么傻呀？即便是挥霍，也是人家的自由，很少有人会把钱烧掉的，一般还是去消费，消费的同时就会上税，上税的部分百姓受益。可怕的却是那些有点脑子的，把资金抽逃到海外，支援了外国的建设。你可以说不希罕，但是有那么多吃不上饭的边远地区人民需要钱来发展，钱在银行里面是没有属性的。所以，我们不要动辄拿个什么人就说事儿，特别是拿一位德高望众的老人，让人家也清静一点好吗？

好哥哥

第 56 楼                                  富豪们开始跑了——谈谈保护富人问题看到一百多位富豪打算投资移民美国，我们意识到，富豪们开始跑了,其实这个事实早就开始了。他们可不像是贪官的那种逃跑，一个富豪在没有违法的情况下如果想跑，你挡得住吗？根本挡不住，你只是增加他们逃离这个环境的成本而已，他们损失的成本也并不能使你受益。那么我们采取极端的办法呢？把资产在十个亿以上的人都关起来，资产都充公，那么资产在八个亿的人就变成富豪了，因为贫富都是相对的，看到前面那些富豪的下场，他能在那里等死等你处理了他们吗？还有八千万的呢？还有八百万的呢？每一次均贫富，给中国带来的只能是灾难，生产力都遭到严重的破坏。当年国民党撤退的时候，大批的资本家（其中很多并不一定喜欢国民党的人）慌忙变卖家产跑到了台湾，有些甚至是只带了一点细软扔下所有的东西就走了，我们的国有资产哪里来的？就是这样来的。你在大骂他们把一个满目疮痍的烂摊子留给人们的同时，你在骂别人糟蹋中国的同时，有没有替人家想过？如果留下来的话的下场，有几个能像荣毅仁那样的？没有跑的下场是什么？我们在文革期间都已经看到了，如果换作你，你能不跑吗？那些跑掉的人尽管是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文革期间尽管他们身无分文在台湾，起码人身安全还有保障，起码不会被批斗。那些嘲笑别人逃跑的人、那些谩骂别人逃跑的人岂不是更可怜，他们是整整被耽误的一代。为什么要跑？是因为没有安全感。宪法保护个人合法私有财产，这句话里面的"合法"两个字很蹊跷，没有时间的界定。假如一个人由于钻国家政策的空子（我没有指那些违法的人）发了横财，根据国家当时的法律来讲他没有犯法，所以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但是国家发现了漏洞以后马上修改了法律，根据修改以后的法律，那个人就违法了。那么是不是该制裁那个人呢？这个责任到底是让那个人来担？还是由政府来担呢？这就是我国的法律和国外法律上面最大的区别。我们呢，修改了法律以后去找后帐，知道什么结果吧？逼着别人随时把财产转移到海外。你能控制吗？你从国家银行控制，还有地下钱庄；你挖出来底下钱庄还有人可以带现金，转移资产，无非是一个代价问题，总比留在那里当罪证的要好。这与黑帮洗钱的性质不一样，但是方法却是一样的。贪官和黑帮本身就是犯法的，但中国很多富人在发财的当时只是因为政策不完善，并没有违反当时的法律，那么这一部分资产是应当受到保护的。如果当时走私偷税，让他们逍遥法外也是政府的责任，早就该制裁他们。过去我一直不理解西方政府容许民众合理避税，这个行为是公开的，受到保护的。为什么这样呢？在你的行为当中能够找出来政策的漏洞。而中国政府纵容仇富就是他们自己不愿意承担政策漏洞的责任，而把这部分责任推给钻这种漏洞的人们。千错万错，政府都没错，千责万责，政府都无责。为什么有人提出来要保护富人？是针对国人"仇富"的心态，是针对那些对富人的威胁。这里界定的"富人"肯定已经排除了违法致富的那一部分人，当然会包括因为政策漏洞致富的人，富人之所以可以显露出来让大家知道自己是富人，起码是他觉得赚钱的时候是合法的，那些贪官肯定是不敢露富了。那么有人会说，袁隆平的富有我们并不仇，所以我们并不仇富。问题就在这里，仇谁，不仇谁是由你的好恶来定的，不是由法律来界定的，其实你没有资格。以个人的好恶来决定道德，然后以道德凌驾于法律，这就是给富人造成不安全感的原因，因为你创造了一个没有固定规则的社会。你以为你胜利了，其实正好相反，用脚投票到底谁损失大呢？大部分情况下，留在原地的人损失大。均贫富，均到最后就是自己。你把比你富的人都弄掉了，那么比你穷的人就该在你身上开刀了。人类是如何发展的？是靠创造和劳动，均贫富的过程既不是创造，也不是劳动，是在破坏创造和劳动的果实。为什么呢？因为破坏了规则，而这规则是用来保护创造和劳动果实的。你可以说钻政策空子既不是创造，也不是劳动，但是他们没有破坏规则。你说是放过他们损失大呢？还是破坏规则损失大？相信这些人在改革开放过程当中应该算是少数，毕竟大部分富豪都是凭个人的智慧和努力积累的财富。你破坏规则，结果是所有人只要挣了钱都会想着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因为可能明天政策一变，这些钱就成为自己的罪证了。你可以算一笔帐，把他们的钱就地分掉最痛快，但是这等于杀鸡取卵，如果让他们感觉安全，我们可以从那些钱生出来的收益里面得到好处。太简单了，收税啊。那些非法流走的钱都无法很好地控制，那些贪官从中国挖走了多少的钱财，这种漏洞都没有堵住呢。那么我们怎样去控制合法的外汇流出？你堵住了合法的渠道，无非使他们转为非法渠道。富豪们宁愿到异国他乡去投资别国的企业，以换来一个移民的身份，这次五十万美元不行下次就一百万，这种逃跑的成本被他国受益了。富豪的钱宁愿放在美国的银行里，去支援别国的建设，也不愿意放在中国的银行里，你能说什么？那是人家的自由，因为放在安全的地方是每个人必然的选择。想想这一切都是谁造成的？

将梦洁

第 57 楼                                  "道德血液"血型不同温家宝告诫先富人群:你们身上应该流淌着道德的血液。估计这句话又会被人们大做文章了。一个国家如果让道德超越法律，那么只能说明这个国家的法律不健全，或是说法律系统不完善，给人们带来的只能是不安全感。为什么呢？因为法律是暂时死的条文，是在某一个时期相对固定的游戏规则；而道德是千差万别的，每个人都可以凭自己对道德的认知去解释，是一个不确定的游戏规则。而中国人最喜欢的是使用道德暴力去侵害他人的利益，到头来损失最大的还是自己。无论总理说这句话的初衷是什么，都应该建立在尊重人权的基础之上来讨论。每个人身上所流的血液其血型是不同的，我们似乎没有道理，也没有资格去要求别人的血型一定要和自己一样。不错，每个人的身上都流淌着道德的血液，但这种血液的血型更是千差万别的。政府也罢，民众也罢，根本没有资格要求别人的血液血型和自己一样。似乎我们当中没有人愚蠢到那种非说O型血的人一定会比AB血的人优秀，因为我们知道任何血型里面都有其优秀的一面，同时有其缺陷的一面。道德方面更是如此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德标准，践行自己的，尊重别人的，这是基本的人权。如果一个国家连人权都给践踏了，还奢谈什么道德？中国的仇富心态代表了这个民族的落后，但凡能够找到一线瓜分富人的理由，马上就会像苍蝇闻到腐肉一样。很多年前有人提出来"要保护富人才能使国家发展"，马上遭到人们的反对，这就是均贫富的思想在作怪，这种思想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能够上网发表言论的人，虽然相对于那些亿万富翁来说是穷人，但相对于根本上不起网的人来说那就是富人，你若反对保护富人，那么其实最方便的就是从你身上开刀了。因为那些亿万富翁根本就不需要人们呼吁来保护，很多时候他们早就把政府给买通了，自然有人保护他们。保护富人实际上就是为了使更多的穷人变成富人，至少可以使富人占的比例加大，我们努力建设这个国家为的是什么？是让所有的人都富起来，如果富一个，灭一个的话，建设他干什么？其实不确定的游戏规则只能促使有钱人把财产都转移到国外去，这一点是你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了的，无非就是一个代价问题。保护富人，实际上是在说保护你呢，现在人们经常是好话坏话分不清，我总在问，丧钟到底为谁鸣？你在整天动脑筋去瓜分比你有钱人的家产时，别忘了，比你没钱的人也在动你的脑筋。因此所有人都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游戏规则，这样才能省出来防犯别人的那份精力，用在真正发展自己身上。在西方社会也有所谓的均贫富，政府从富人那里大量苛税用于穷人和环境的建设。但游戏规则十分稳定，税收政策很多年都不会有太大变化。富人们为什么会选择捐款，一方面可以使自己快乐，另一方面也可以抵税。假如一个人拥有一千万资产，去世的时候的遗产税在美国好像是49％，那么你有权利选择让孩子只拿510万，交给政府490万。你还可以选择，将这一千万成立一个慈善基金，让孩子来管理和控制，不是不能盈利，而是盈利了不能取出来，只能用来增加基数、支付员工的工资和支付费用。但后代人总有的事情好做了。而中国呢？人们对富人是一种没有规则的瓜分心理，能抢走一分是一分，结果是什么呢？逼着别人要么转移，要么挥霍，既然让你分走了你还不领情的话，富人何必等到你来瓜分的境地。改革开放伊始，是有那种“先富带后富”的说法，这也是一个不确定的游戏规则，没有制定固定的规则是国家管理的问题，不是富人的问题。有人可以认为我照章纳税就是带后富，有人认为我的财产捐出一半才叫带后富，总之在你没有制定规则之前（即没有契约，也没有相关的法律），你必须尊重别人的道德观念。道德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用来约束自己的，因为如果用来约束别人的话，那么谁有资格做监督者呢？不是说你能做到的东西就自然具备了要求别人做到的资格，况且很多东西连你自己都做不到，那么还有什么资格要求别人呢？每个人对这个资格的认同是不一样的，我可以觉得即便是我违背了道德，也轮不着你来说我，你看，你如何去用道德约束别人？但是，纳税人和其供养的政府之间的关系就不一样了，纳税人对政府有着监督的资格，这种说法是政府官方认可的。因此最后，本着人人平等的理念，把这句话送还给中国各级政府当中那些由纳税人供养的公务人员——你们身上应该流淌着道德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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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8 楼                                  移民感言背井离乡，自古以来都是用来描述一种很悲惨的境地，到了今天似乎依然如此，但是其中又有了新的含义，那就是让人们看到一种希望，所以宁愿忍受一段悲惨的时期。就这样，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加入移民大潮，义无反顾地舍弃国内的一切来到西方国家很多人都会问这到底是为了什么？西方社会的吸引力到底在什么地方？很多人逃离中国的深层原因是什么？自从九十年代初期我移民澳大利亚到现在，我经历的十几年的中国与西方社会的相互交替生活，前后更换了三个国家。不断有人向我问起这个问题，仔细想来，在西方国家生活感触最深的不是其优美的环境，也不是其富足的社会条件，更不是其舒适的生活方式。对比中国而言，西方国家是一个相对讲求规则的社会，这是其最吸引人的地方。人类生存除了物质上的东西以外，所最需要的就是安全感，明确的规则和严格的规则执行所带来的就是安全感。人之初到底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从我们的老祖宗开始已经争论了不知道多少年。要我说，人性善恶各占一半，关键在于环境。一个讲求规则的社会环境诱发人们善良的本性，一个不讲规则的环境，诱发人们恶的本性。说起来规则，中国的规则并不比西方少，我们有着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和道德教育，如今还有逐步完善的法律条文和行政规定，那么我们和西方国家的差异到底在何处呢？我们每个人在大讲规则的同时希望自己是被规则约束之外的那个人，宣扬规则的同时在破坏规则。这与中国的历史有关系。封建社会时期，皇上，乃至于皇族是被规则束缚之外的，到了解放初期，共产党为了赢取民心，采取的是自古以来农民起义的办法，那就是均贫富，这一招在历史上吸引广大群众的支持从来都是屡试不爽。但是真正的均贫富是不可能的，人的能力各有差异，过于平均会影响社会的发展。那么在分配的时候就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那就是在钱财等物质方面的分配是尽可能平均的，这样可以掩人耳目。然而同时分配了一种钱财以外的东西，那就是违反规则的机会，今天我们称之为特权。我们回忆一下，改革开放之前，一个高干和一个普通工人之间的工资差异并不是很大，也就是家里的存款差异也不是很大，但是高干有宽大的住房，专用的汽车，生活用品上面有特供。这还并不是主要的，最重要的是高干子弟犯了法，有几个能够被绳之以法的？只有极个别的做做样子罢了。因此，人们把追求特权看作是一种光荣，而不是可耻的事情。这种观念就把社会搞乱了。改革开放以后，执政党确实有了很大的改进，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但是被搞乱的思维依然存在，人们在自觉或是不自觉地破坏规则，看起来是一种适者生存法则，实际上是一种恶性循环，最后使很多人不得不逃离那个环境。我们先拿每天最常看到的现象做例子来比较，那就是路上的交通状况。特权使这个社会陷入混乱。在中国，汽车的牌照，挡风玻璃前插的牌子，专用的喇叭，闪动的红灯......都在预示着自己的特权，预示着自己可以游离于交通的法规之外，除了特殊情况以外，大部分的行为其实都是在无耻地侵占公共资源，本来应该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但是特权车的取消会影响不知多少贪官污吏的利益，于是人们只好弃善从恶，托关系办理特殊牌照，或者干脆就弄个假的警灯，找个机会享受一下特权。恶性循环就开始了。那么可不可以有特权？当然可以。这和特权的必要性以及道路的状态有关系，必要性是指公众所公认的事情，比如说救人，救火，抓坏人等等，那么一辆军车鸣着警笛送孩子上学肯定就不必要。想想中国的那些特权车有多少是有必要的？中国的道路状态到底只能容纳多少特权车？在国外这些专用车辆只要是红灯一闪，所有车会马上靠边，因为大家认同这项规则。当道路状态允许的情况下，政府还会设计出一些特权车道，给那些乘坐两人以上的汽车通行，以鼓励大家多搭车，少自己单独用车以免造成拥堵，所有人都会认同这项规则，你看这种特权是还给百姓的。过去人们总以为国外人的素质高，交通秩序良好是因为大家相互礼让的结果，仔细观察发现不是。在这里的人该你走的时候丝毫不让，其实这样才有利于交通疏导，这是人们严格遵循规则的结果。明确的规则和严格地执行规则使人们充满了安全感，人们在充分享受这种行为带来的好处以后就会更加珍视这种环境，从而使社会进入良性循环。从交通现象推广到社会上所有的领域，我们不难从中受到启发。现实中的例子真是太多太多。从眼前开始找，就说救灾捐款问题。本来做善事是一个人的自由，人们靠捐助的行为使自己的内心感到快乐，这是做善事本来的规则。个人的财产，公司的财产都是受到宪法保护的，这也是规则，而且是最高、最神圣的规则。然而这个时候就有一些人站出来制定另一套捐款规则，去指责别人是不是捐少了，但这种多与少又没有确定的依据，制造了一些非常混乱的规则。在国外，一个人捐了多少属于个人隐私。对于富人，政府所制定的税收政策应该是固定的，不是今天这个政策，明天那个政策，难怪中国的富人要把钱转移到海外去呢。前一段时间抵制家乐福的行为更是毫无规则而言，在家乐福门前示威的人们没有人去理会到底以什么为依据去这个地方示威，没人去关心家乐福的大股东和达赖到底有没有关系？反正我就选中你了，这个规则由我来定。本来“冤有头，债有主”这是规则，所谓"杀鸡给猴"看是最没道理的了。猴子犯了错，应该把猴子抓来杀了，你杀那无辜的鸡算什么？倒是猴子装出来一副害怕的样子，让你觉得特有效果，下一次猴子再犯错，还抓一只鸡来杀，这样看来简直是让猴子给耍了。想想我们还有多少这种不讲道理的规则呢？另外，在规则上面加上一个潜规则是破坏规则的最好办法。我现在生活在这个城市温哥华，从申请移民到申请持枪证，所有的审批都是按照固定规则进行的，到了规定的时间没有消息你可以理直气壮地去质问。在中国却要去请客、送礼、走关系，你如果不遵从潜规则会遇到各种麻烦，你去质问应该是在维护本来的规则，但是你敢吗？西方社会当然也有其不完美的地方，但单凭这一点就足够一俊遮百丑的了，因为这样可以进入良性循环。在中国，改革的难度就在于会影响那些掌握特权人们的利益，只要有那些没有道理的特权存在，人们永远无法做到遵守规则，因为特权本身就是在破坏规则，这样就自然进入了恶性循环。我们一直在高喊要求民主，一个连基本规则都不遵守的环境如何推行民主？似乎是个悖论。民主的规则是你有自由的权利，但一定要尊重别人也有自由的权利；你有说话的权利，同时也要尊重别人说话的权利。这个规则你能遵守吗？看看在网上人们在讨论一个问题的时候遵守这个规则了吗？人人都在试图扮演执法者的角色，或者是规则制定者的角色，其实人们误解了，执法者首先自己最应该守法，规则制定者自己需要首先遵守规则。在国外，脱了警服的警官（下了班以后）比百姓还老实，灭了警灯的警车（不执行任务时）只能挤在车流里，中国做得到吗？这就是过去政府在执政过程当中留下的祸根，所以说，中国要想赶上西方先进的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单纯经济上去了还远远不能称为是发达国家，一个没有安全感的环境是不利于吸引人才的，吸引来的人只会出于经济利益把这个地方掏空。改变一个观念或许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所以等不及的人们就这样移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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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9 楼                                  国外的失业与中国的失业一个社会的向前发展需要的是在这个社会当中的大部分人付出劳动，而且最好是高效率的劳动，在换回一部分的劳动报酬的同时推动社会的发展。西方社会并不认同马克思主义的剥削理论，因为几乎所有的劳动者都有流动的自由，既然可以自由流动和最大程度地防止企业垄断，因此剥削是很难发生的，当你发现有人剥削你的时候你可以走人，直找到一个你认为不剥削你的地方，因为企业之间是没有垄断的竞争关系，总会有个企业付给你一个公道的劳动价格。这种情况一般是在劳动力和需求平衡的情况之下实现的，经济危机似乎会打破这种局面，因为社会的需求下降而导致对劳动力需求的下降，失业大军的不断扩大会导致劳动力供应过剩，那么是不是企业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呢？在西方社会通过两方面来束缚了企业对工人的盘剥。一个是市场，一个自由交换的市场决定了劳动力的价格和产品的价格。如果产品的价格低，不是资本家想盘剥工人，而是在商品上面赚不到钱了，这个损失必然会转嫁到生产这个商品的成本上面，劳动力的价格降低是必然的，劳动力的价格下降伴随的是商品的价格下降，说白了就是赚得少了，花得也少了。这一点现在的中国人在告别的马克思理论转向西方经济的过程当中很容易理解。然而，还有一点是国内的人不知道的，中国的政府也不打算让民众知道。因为我们的条件达不到，那就是西方社会的失业保障制度。政府对失业人员的保障最大程度地防止了资本家盘剥工人，难怪我们会听说有些人宁可在家领失业金也不愿意上班，还有些人干脆每年只上几个月的班，够花了就去旅游享受生活。我们所谓的低保根本就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实在是少得太可怜了，就这样很多人都享受不到。这样说来，西方社会的失业概念已经和中国的失业概念产生了本质的差异。就拿经济海啸前后所产生的影响，我们从表象里面就可以看出其差别在什么地方。在经济发展好的时候，国外的原本申领救济金和失业保险的人数会大幅减少，因为上班毕竟要收入多一些，收入多了就要上税，同时还要由老板缴纳失业保险，这些钱是用来保障以后失业的时候用的。这个数据很快地就反应到专业的统计部门，国家要采取政策防止经济过热，限制通货膨胀的产生。而中国呢，经济好的时候，除了城里的人收入提高以外，大批的农民到城里找工作，尽管是工资很低，但毕竟比种地要强得多，因为中国现在依然存在剪刀差，同工不同酬。这一部分情况是不在统计范围之内的，因为很难精确地了解这部分情况，农民本来就并没有什么救济。那么到了经济不好的时候呢。国外失业的劳工数量迅速地反应到申领失业金的数据当中，而中国的，农民返乡只能通过在火车上拍的照片看到一些表象。他们能叫失业吗？本来就业的时候就没有统计过他们的数据，因此我们的所谓失业率统计纯粹是数字游戏，一点可信度都没有。那么问题就来了，他们进城的时候，家里的地照种，也没见到中国出现什么粮荒，从某种程度上说明这一部分劳力在农村是过剩的。现在他们回家了，变成真真正正的失业者，糟糕的是这一部分人根本是没有任何社会的保障，这就是社会将来会动荡的原因，而且这部分人已经不是那么好唬弄的农民了。那么国外人们失业了以后是什么样子呢？和本来就无业的人相比会多出来一块失业保险赔付，也就是人常说的EI，这部分钱像是交强险一样的一种强制性保险费，发工资的时候雇主就会从工资里面按比例扣除，同时雇主再给你支付另一半。很多人可以用这一部分钱过着很好的日子，可以申请去学习深造，加强工作技能。这一点中国也是有的，但是连普通的过日子都困难。但是中国没有的是什么呢？是那些本来从土地上走出来的人，由于经济危机的原因成为了社会没用的一部分人，而这一部分人又没有社会的保障，同时还要加上新毕业的大学生。因此这两部分人加起来对社会的压力就不可同日而语了。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我们过去太过依赖出口，其实跟美国是拴在一起的两个蚂蚱，但是人家要结实多了，也经得起折腾。但是奇怪的是当今的就业问题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国家并没有什么切实的措施解决农民工的就业问题，或许以为他们回到土地上至少还有地种，其实你觉得可能吗？除非采取强迫的方式，但这能维持多久呢？我宁愿相信现在政府是出于无奈。其实保GDP的意义远不如保就业，本来压力不大的美国都宁愿保就业而很少提及GDP问题，因为失业的人员每天都从国库里拿走大批的银子，尽管西方国家资源丰富，大不了卖资源也能度过难关。中国有什么？那些回乡的壮劳力不可能再去种地了，而这些人国家给他们一点保障都没有，这是所有人所应该考虑的问题。过去国家的管理更多地依赖于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方式，不行就强压。习惯于赞美一片的氛围，有人指出问题就会遭到一顿痛骂，看到有人介绍国外的经验就以为是故意捣乱。于是大家宁愿过着麻木的生活，宁愿被一些假象欺骗着，宁愿相信国外比自己过得更差，从而得到心理上的一点安慰，这又有什么用呢？现在不注意这个问题，等这些人真的造了反就来不及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只有稳定才能发展，而稳定不能单靠镇压的方式。善待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务工人员是保障社会稳定的根本，切实给他们更多的机会比说空话强多了，虽然我也想不出来什么好办法，但是我们国家养了那么多专家学者，除了给政府拍马屁以外就不会干一点正事。起码有一点国外的经验可以分享，我生活在北美，在这里对于任何阶层的机会是平等的，尽管是财富的绝对值不平等，但是实际上很公平。在中国就是机会不平等。表现在户籍的不平等，地域的不平等，身份的不平等，硬把财富搞平等了，那才是最不平等的事情呢。中国的发展很大程度地表现在城镇的发展和城市居民的富裕，但是城乡越不均衡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就越大，善待那些穷苦的人们吧。

小胖子

第 60 楼                                  现代的战争都这样打了以下故事来自网络，与大家分享现代战争的模式。这场战斗发生在阿富汗努里斯坦省的都阿布山谷，针对的是塔利班恐怖组织势力，充分显示了当地面部队在人数上处于极度劣势且遭到孤立后，空中力量发挥的决定性作用，也证明了区区两位“空地协同指挥小组”（TACP）成员就足以扭转一场战斗的结局。两位幕后英雄是技术军士塔维利·戴拉尼和迈克·马科弗雷，均来自华盛顿州空中国民警卫队第116支援作战中队。在这场暮春时节的战斗中，他们一共协调了18次空袭，友军无一伤亡。如此优异的表现，让戴拉尼赢得了银星奖章——美国军人的第三高荣誉。侦察小队身陷重围据美国《军事时报》报道，今年5月25日天刚亮，戴拉尼正要吃早餐，马科弗雷气喘吁吁地跑来，要他和自己一道去见长官吉耶吉斯少校。后者让他们加入133步兵团第1营的一个侦察排，同行的还有约20名阿富汗国民军。按照计划，他们将搭直升机深入荒野，对都阿布进行3天的侦察。谁也不清除此行可能面临的危险，更没人想到大队塔利班分子早就在附近集结。直升机着陆的同时，2架F-15E战斗轰炸机已经到位并提供空中掩护。长机飞行员索伦逊一度被“险恶的山势和陡峭的岩壁”吓住了：“我知道，如果这些士兵遭遇一场大规模战斗，光是帮他们撤离便是巨大的挑战，这是我来阿富汗后看到的最复杂的战场。”或许是发觉F-15被临时召走，去支援另一支美军侦察队，满以为自己能打个歼灭战的塔利班分子终于按捺不住。霎时间，附近山上的AK-47步枪、重机枪、火箭弹和迫击炮对着谷底的侦察小队一起“发言”，子弹和炮弹几乎是从四面八方飞来，只有几块岩石为美阿军人提供掩护。马科弗雷回忆说：“对方显然知道我们要在哪里降落，因为整个山谷里就那么一小片地方，所以提前把家伙架好，就等猎物自投罗网。”海陆空三军联手驰援让戴拉尼和马科弗雷稍稍心安的是，一架MC-12“自由”情报监视/侦察机始终在头顶盘旋，它的任务原本是帮忙搜集情报，当部队遭遇袭击后，立即成为重要的通讯节点。戴拉尼用无线电紧急报告说，敌人的火力相当猛烈，急需空中掩护。MC-12迅速联系上了116空中支援作战中队的后方指挥中心，协调巡逻战机驰援。有人需要空中支援的申请在三军通用指挥链中闪电般传开，很快，两架海军的F/A-18“大黄蜂”战斗机率先赶到。由于陡峭的山峰阻挡了信号，戴拉尼和马科弗雷无法直接呼叫F/A-18。于是，戴拉尼先把目标数据传送给MC-12，再由后者转给战斗机。只见“大黄蜂”急速俯冲，将第一波炸弹狠狠砸在东边的山嵴上，但敌人的炮火仍在继续。几乎与此同时，陆军的数架AH-64“阿帕奇”和OH-58“基奥瓦人”直升机也到达现场，开始向西侧的敌人射击。不久之后，两架载弹量更大的F-15E飞了回来，换下了海军的战斗机。子弹在马科弗雷身边乱飞，他有条不紊地使用激光测距仪和GPS引导装置确定目标位置，只有当附近冒出枪口火舌时，才抄起M4卡宾枪，打出一排子弹还击。戴拉尼则接到了MC-12传来的最新敌情：塔利班正在一个山洞里集结，正是实施集中歼灭的良机。由于洞口比较隐蔽，驾驶F-15的索伦逊与后座的武器操作官里反复瞄准几次，才投下了一枚2000磅重的炸弹，至于它的效果，“就好像捅了马蜂窝般。”炸弹在眼皮底下轰鸣为了更准确地锁定敌人，索伦逊倾斜着机身钻进山谷，呼啸着掠过塔利班分子的防线，巨大的F-15忽而贴地飞行，忽而垂直冲向天空，被地面上的士兵戏称为“死亡之星在演戏”。随着时间的推移，两架F-15扔光了所有12枚炸弹，可塔利班武装分子还没死心。无论演习还是实战，在一次出击中消耗如此多的实弹，是索伦逊此前从未有过的经历。大约两小时后，地面部队的弹药接近告罄，两架运输直升机试图空投补给，但被敌军火力阻止在很远的地方。眼见战况不利，戴拉尼果断向后方指挥部请求实施两次“危险接近”打击，目标区离自己人只有200码远。所谓“危险接近”，是指目标的600米方圆内存在我军或友军部队，实施远程或空中火力打击可能造成误伤。现在，如果戴拉尼和马科弗雷的计算出现任何失误，侦察小分队都可能遭受不必要的伤亡。山谷里的每个人都被命令就地隐蔽。说时迟那时快，两架赶来接班的F-16突然从山嵴后跃出，几乎在大家眼皮底下丢下了炸弹。巨响过后，岩石和泥土漫天乱飞，当中似乎夹杂着敌人的惨叫与咒骂。当尘埃落定，美军士兵惊奇地发现，居然没有一个战友受伤。“空中炮艇”逆转战局戴拉尼意识到地面部队需要更多帮手，于是要求增派绰号“空中炮艇”的AC-130攻击机、一名空中前沿控制官和两名空地协同的高级指挥人员。不过，最先出镜的反而是一小批美军快速反应部队和阿富汗国民军突击队员，他们乘“支奴干”直升机很快就到达了。此时，敌方的火力稍有减弱，仿佛全然没有注意到浑身重武器的AC-130已出现在天边。地面增援部队携带了红外线频闪观测器，指挥“空中炮艇”用105毫米加农炮对北面的山嵴进行密集覆盖。形势顿时发生了逆转，塔利班的进攻显出颓势，美阿联军开始反击。戴拉尼、马科弗雷和另一名协调员划分了负责区域：新到的那位负责引导AC-130对北边的目标实施压制，戴拉尼和马科弗雷则重点指挥打击南、西、东面的敌人。在随后的5个小时里，美军战机一直在山间低飞，全力搜寻四散的塔利班人员，第二架AC-130也赶到战场，两架“空中炮艇”不间断地盘旋，朝地面上的一切可疑目标开火。戴拉尼通过夜视仪看到飞机的远红外聚光灯来回扫射，随后，如雨的炮弹倾泻而下。无线电中不断地传来一个持续更新的数字——那是已被消灭的敌人数量。伏击开始后13个小时，四周的枪声沉寂下来。侦察队继续坚守在原地，但这一次，敌人的反击再没出现。第二天上午，从后方赶来的大部队小心翼翼地向山谷深处进发，但见硝烟早已散去，除了多达270具的敌人尸体，再也找不到塔利班分子的丝毫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