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宅急送又丢了一件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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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1 楼                                  5、大浪淘沙始见金在参座最落魄的时候，是铁四军这支光荣的革命队伍收留了他。这支部队大部份将官来自广东，彼此间同声同气同乡同袍，本来他应该可以很快融入这个团体，但中国人陋习难改，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总是喜欢用各种标准划分成各式各样亲疏有别的小圈圈，从而党同伐异，内耗不止。如果参座加入时间再往前推推，稍假时日自不难融入这个集体，把四军团体变成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但土匪张手下的一干兄弟从广东出发，一步一瓢血地硬打过来，备尝艰辛。参座加入的却是蒋阿拉的嫡系部队，不打胜仗不说，还老打败仗，南昌打得骑虎难下，累及四军他们跑过去救火。平时言谈中自然揶揄蒋阿拉银样蜡枪头，有时参座也免不了捎带被取笑几句。况且参座刚投奔团体，土匪张便高位以待，四军里面那些觉得自己流过血，出过力，立下战功但又没被提拔的将官，自然有点怪话牢骚，说张、黄二人处事不够公道。四军主要的将官大都是保定六期（这一期真的是精英荟萃）出来的，对参座这个云南十二期又是黄埔教头出身的粤军异类，自然有那么一点隔膜轻视。可以说，除了土匪张、黄琪翔等几个高层明白事理，对他尚无成见，推食解衣的，别的人就很一般了。以参座之心高气傲，那里受得了这些闲气。再看看土匪张，这只鸟打是能打，他的兵与兄弟也肯为他卖命，但随着时日变迁，他那颗简单的头颅，肯定满足不了团体成员的各种利益诉求，他们很快便会瓦解。还有他对人对事太实在了，满脑子旧社会旧军队的观念，除了讲义气还是讲义气，一般人讲义气也就是讲讲就算了，那傻鸟却讲完了还要实实在在地去做，义气这玩意讲完还需要去做的吗？完全不是可成大事摸样的枭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要有利于革命大义的崇高目标，完全可以略过手段的善恶。在这个英雄辈出的时代，环伺四周，真是知音寥寥阿！当时的武汉，有股出国留学风，不少人都想去苏联留学（不亚于今天想去美国）。参座也想到列宁的故乡去尝尝面包鱼子酱，脱离这个苦闷的环境，听说邓演达同苏联大使馆关系很铁，便去找他介绍自己去苏联留学。谁知道大佬达说怕暴露自己与苏联大使馆友好的关系，不肯开介绍信（军事科学院编写组《叶剑英》P28页第二行）。参座气得差点一脚就踹过去，你大佬达几时变成咁虚伪？你与苏联佬嘅关系，连他妈街边卖菜的阿婶都知道，画公仔都画出肠了，还装、、、、、、他冤枉了大佬达，不知道位高权重的邓主任，在汪精卫来了武汉后，被国共苏三方同时排挤，象块抹布一样给扔在一边了，不再是一手抓三印主任，而是被人烹煮的煮任。大佬达那时自身难保，死要面子不好意思说原因，找借口打发参座而已。叶参座心里说“邓择生你条粉肠冇义气仲要份晒嘢，阿叔唔求你，自己揾路”。说是这样说，但一时间门路也不好找，苏联那些胡须佬没人引见根本不尿你，自己也不会俄语走过去搭讪。看来还是要找找共产党的门路，可当时共产党采取秘密党员制，党员都是隐蔽身份的，额头上凿了字知名的几个大共产党人和自己又没过命的交情，冒失跑过去说自己想入党，以自己过去蒋记高级军官和孙文学会骨干成员的身份，没准会被当成精神病赶出来。(看电影《八月一日》，打完仗后军官拿名册点名，共产党员：高达权，共青团员：韦广政，国民党员范戈明、、、、、、匪夷所思，纯粹为了煽情而捏造的情节，严重违反史实，还八一厂拍的。啊呸！）正苦于走投无路，郁闷万分时候，碰到武汉市公安局当主任秘书的老乡李世安，他们是老相识，参座早怀疑他是共产党了。闲聊中李世安很快就被参座套问出真相，承认自己是中共秘密党员。真是险过剃头，好在参座没恶意，否则又应验了那句话“老乡老乡，背后一枪”。参座把自己渴望入党的愿望，还有找不到组织的苦恼告诉了李世安，希望李想办法开香堂接引他入党。李世安到是明白，以参座这样显赫的身份入党，不是他可以决定的，找到时任中共军事部长的周公，向他汇报这件事。周公大喜过望：“大浪淘沙始见金啊，现在革命低潮的时候，同志们到处被杀被驱赶，咱们共产党门前冷落车马稀，居然还有新同志加入，证明我们的党，我们的主张还是很有前途的，这个同志的底细我了解，是个很有才华的军事人才。”遂亲自批准了参座入党，开始了他们长达40多年的工作配合。参座晚年曾流露过大概的意思，说他年轻时曾接触过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对共产主义是逐步认识的，入党时也不是很明白什么是社会主义，只是觉得国民党快不行了，江山还没打下来就开始吃喝嫖赌，享乐腐化，迟早死梗。而共产党筚路蓝缕、奋斗不止，最后必然会夺取政权，后来参座经过学习马列主义，更是义无反顾地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之中。参座7月初了入党，觉得在黑麻麻的夜哺头（客家话：晚上）找到了指路的北斗星，人生立即有了意义和方向，正想向党申请去苏联学习马列主义时，武汉的国民政府7月15日，开始分共清党，苏联大使馆等机关相继撤离武汉、、、、、、靠！留学的事情又砸了。好在参座的身份还没暴露，周公指示他潜伏下来，伺机为革命出力。在四军所属部队里，土匪张从4、12以来，根本不理会什么分共、清共、反共的潮流，多次在会议上说“我们生生死死都与共产党在一起，这是鲜血凝结而成的战斗情谊”。但共产党的老板斯大林在六月一日，很不知趣地发电报给共产国际驻武汉代表罗明、鲍罗庭，指示共产党改组武汉国民政府，以国民政府名义推行苏维埃社会主义的政策，这是压垮摇摇欲坠国共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罗明把指示透露给汪美男之后，里面的内容严重违反了当初“孙越宣言”，一时舆论大哗，纷纷指责中共是苏俄谋取中国政权的代理人，令中共陷入了非常被动的局面。土匪张有见于此，自然对共产党也有看法，不再继续说和共产党生生死死搂在一起。四军里的共产党，也有点人心慌慌的感觉，害怕土匪张突然发神经，对共产党员举起屠刀。1927年7月中下旬，被欺负得无处躲藏的共产党，毅然决定在南昌插旗起事，让国民党知道一下马王爷有几只眼。共产党成立了以周公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与此同时大批人马云集九江，叶剑英也随第四军军部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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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2 楼                                  6、策应暴动党史对参座的评价，经常这样说“叶剑英同志屡次在革命的历史关头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南昌暴动中，参座送了两次重要的情报，有力地策应了南昌起义，事情过程大概是这样。7月15号后土匪张仍不肯分共，但拗不过汪美男，便在武汉电召第二方面军高级军官汇集庐山开会，让汪美男给予会军官解释分共政策，并磋商和平分共问题。会议时间大约定在7月底最后几天，先到九江的军官可以上山避暑，等人来齐了再开会。7月23日，贺龙从鄂东黄梅、武穴一带率部开到九江。刚下船，黄琪翔、朱培德两人带着一群军官在码头立即迎了上去，一脸淫笑地说：文常一路辛苦，我们先去聚财搂给你洗洗尘，晚上再到丽春搂按摩，爽完明天哥几个一起再赴庐山避暑，凉快几天，你看如何？贺龙此时心急如焚，找了个借口没去，留在九江与叶挺等人商讨南昌起义的事略，地点就在四军指挥部附近的甘棠湖（城中湖），他们划着小木船游湖开会，船上有参座、贺龙、叶挺、廖乾吾、高语罕。说起第二方面军高级军官汇集庐山开会的事情，贺龙一拍大腿说：“谁知道他们打什么主意，到时候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老子是绝不去开这个什么鸟会。”“土匪张要你们上山避暑，讨论和平分共的问题，你们不答应分共的话，估计要把你们扣押，至少会赶出部队”，参座眼睛转了一转，把他了解的内情和盘托出。“对，我也不上山，部队也不在德安集中，直接开去南昌”。叶挺跟着也这样表示。经过磋商，大家作出了这样的决定：一，贺、叶不上庐山；二，部队不在德安集中，乘火车到南昌去；三，叶挺的部队先行，贺龙的部队随后行动。参座最后对叶挺、贺龙交代说：“你们有什么动作请及时通报消息。7月29日，汪精卫、张发奎、唐生智、孙科、到了庐山，召黄琪翔、朱培德、金汉鼎等到庐山开会，这就是武汉政府的正式的分共会议，会议的决议是：（一）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军队撤回九江；（二）封闭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馆，并逮捕其负责人；（三）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通缉恽代英、高语罕、廖乾吾等四人。（啧啧，“黄埔四凶”被通缉了一半，还有一个查补出来时谁，按照逻辑，这个人估计是后来叛变）开会时候参座在场，会后立即派人下山通风给廖乾吾。廖又立即转告恽代英、高语罕等。大伙连夜跑路，赶赴南昌参加起义。也有资料说是参座亲自连夜下山通风报信，扯谈。高级军官会议途中突然失踪彻夜不归，想挨枪子？南昌起义之后，土匪张开会商讨善后军情，一干兄弟气急败坏地拍桌子锤櫈骂“乞衣仔”冇义气。乞衣仔是叶挺的绰号，他在肇庆带独立团时，只有几百支老掉牙的粤造79步枪，军械钱粮均不足。便打着共产的旗帜到处找袍泽讨要赞助，别人有意见他还一瞪眼：叼，你唔知我系共产党咩？话明共产嘅嘛。他的字又是“希夷”，与粤语乞丐谐音，有次哥几个在长提酒楼喝酒，见了他远远地沿江走过来，吴奇伟惊惶高呼:乞衣仔来啦，快啲撇！一帮人顿时作鸟兽散、、、、、、朱晖日眼睛一瞪，杀气腾腾地说：华头，俾两个师我，去追乞衣仔、高佬蔡两个衰仔返来，高佬又唔系共产党，发癫哄到埋去，条友捉返来，我亲自喐手，佢两只大肶一边捅佢三刀六个窿。（蔡廷楷的10师归他的十一军，所以特别光火）。事情都做出来咯，你贪口爽插佢一百刀都冇用啦，要讲啲有建设性嘅意见。参座生怕土匪张被七嘴八舌地窜辍得火起，拍板决定追击就麻烦了。联系第二方面军上下都在传回广东的风声，参座心生一计，建议道：华哥，不如我哋吊住佢哋嘅尾，假装追击，一边收容溃兵，一边慢慢追，追着追着，拐一弯就追返广东去。此言一出，众人均点头称妙。土匪张没立即回答，站起来绕着会议室踱来踱去，慢慢走到参座身边，猛地一拍参座肩膀大笑说：“我大佬张铁胆（张民达）话你有两度散手，果然犀利”。参座被他冷不防地拍一下，吓得一激灵，还以为自己身份穿帮了。土匪张回到座位上，扳起面装着很严肃地说：“嗱，我哋下一步行动就按沧白的计谋，返广东赶走李和尚班广西佬，霸住广东，食大茶饭。之不过，大家记住要保密。”众人轰然答应，心里却免不了有点不以为然：叼！上下几万兄弟都知道的事情，仲要保密，多鸠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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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3 楼                                  7、八骗张发奎在南昌起义之前，中共原计划还有一支革命武装力量参加起义，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这间学校成立于1926年底，次年8月解散，总共大半年的办学历程中，行军打仗就花去了三分之一时间，正式在课堂上的学习时间非常短。其中还招过一队女生，赵一曼便是女生队里面最牛的人物。当时军校里面，CP相当多，所以革命的气氛比较浓厚。5月底唐生智、土匪张带兵进行二期北伐，武汉兵力空虚，象个待宰的小肥羊，惹得夏斗寅和杨森垂涎三尺，以饿虎擒羊之势猛扑武汉三镇，而武汉此时只有叶挺的二十四师，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四千多学员，也被紧急被改编为“中央独立师”，下发枪弹参与平定叛乱。(中央独立师根本就没打仗，叶挺也没怎么打，夏斗寅一看土匪张在河南横扫之势，就不敢动手了，否则也是落个有命抢钱没命花的下场）　七月初张发奎班师回朝，“中央独立师”随即取消，恢复原来分校的名称与建制。一骗张发奎　　7月15号武汉“分共会议”之后，唐生智想把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解散，收缴学生的枪枝。分校师生收到了风声，借野营战斗演习为名，撤出了武昌城，在洪山以东地区盘旋等待救援。参座对这支部队是早有留心，得知军校生被何键、李品仙部包围在洪山后，立即去找土匪张，要他去救这群待宰的羔羊。参座一脸神往地对张说：“华哥，呢班细路（小孩）现在是累赘的羔羊，但胜在他们是有文化、有纪律、有理想、有斗志的新时代四有羔羊，稍加磨练难说里面不能栽培出一群将种。尤其听说里面的女生大队，有不少年轻貌美又心向革命的名媛，收编过来不但壮大第二方面军的基层力量，同时也可以解决很多同志的婚姻问题。”土匪张一听，顿时眼就绿了，饿狼看见小羊羔的样子也莫过于此，打天下没干部怎么打？遂接受参座献计，亲自出马与唐生智打擂台，把分校的师生从何键、李品仙的枪口下，强行捞了出来，改编为第二方面军的教导团。唐生智也没吃亏，汉阳兵工厂的装备，他又匀多了不少。这支革命武装保存下来后，全团编成三个营，有100多名没有暴露身份的CP，另外女生大队300多名的女同学。土匪张对姑娘们不感兴趣，他与兼任团长的谢膺白说：我们回广东是搏命的，谁死谁活未可知，拖累姑娘们的青春做乜？下令遣散女生大队，这事后来让四军将校们意见很大，大骂土匪张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但游曦、郑梅仙、骆英豪、曾宪植等30多个小姑娘迷恋革命，匝着校门的柱子拖都拖不走，便被留下来组成一个小队随军东征。此外，还有崔庸健为首的朝鲜学生100多人。（此人后来蛮有成就，以亲中派面目在朝鲜混到了老二的位置，成为仅次于金日成的次帅）后来教导团起南下广东，不少朝鲜同志跟着一起走，沿途参座经常和他们进行日语交谈，做他们的思想工作。（想不到参座会日语吧）二骗张发奎　　教导团随第二方面军东征，该团是殿后部队（宝贝疙瘩阿），可他们遗憾地错过了光荣的南昌起义，八月二日才离开武昌。教导团在武昌下船出发时，尚不知南昌已爆发起义，在船上就更不知道了。八月四日上午坐船到达九江，可第二方面军指挥部命令暂时不许登岸，谢膺白把一切布置好后，让教导团学生徒手上岸集中传达事件，教导团学生集中听传达的时候，谢膺白乘机另外派人下船将武器收缴，这种猥琐的行为，造成学生们对他的反感，致使他几乎带不动教导团。教导团的学生知道“南昌起义”的消息后，觉得徬徨无措，不知道自己该往何处去，家在两湖的学员纷纷离队回家。参座深知教导团的羔羊，稍加训练便是一支可以转化成强大战斗力的部队，无论如何不能就这样被宰了，也不能叫它自己垮掉，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它保存下来，为革命留点本钱。于是假装无意中碰到谢膺白，闲聊起起教导团。谢膺白呲牙咧嘴，痛苦万分地摇着头说：“呢啲兵一个比一个识讲，把口啷过油咁，好多革命新词汇，听到我一头烟。”参座连声说：“呢个团我帮你带，点样？”，谢膺白一把抓住参座的手：“就这样说定了，不许反悔。”参座又跑去找土匪张，张此时正在为教导团的事大伤脑筋。他知道教导团的学员有很好的革命素质，但又怕管教不好，再搞一次起义就笑死人了。参座摸透了他的矛盾心理，就劝他留下教导团，稳住军心，日后好派用场，并且说谢膺白忙得要死，不想再兼团长，自己愿意去接替，张发奎想都没想，一口答应。从来只见人躲事，自古鲜见乐烦难。这么积极主动勇于任事的革命同志，不满足他的要求，岂不打击了他的工作积极性？参座趁机以安定军心的名义，向土匪张絮叨说，我们既然要学员帮忙打天下，又把枪都缴了，他们感觉不到四军的信任，怎么跟我们走回广东？所以最好把枪发还给他们，控制子弹发放就是了。土匪张想想也是道理，发还了部份枪支弹药给教导团。三骗土匪张教导团进抵南昌后，把朱培德又吓一跳，这时南昌起义军已全部撤离，第四军主力也已离南昌开拔，只有一些兵站后勤人员待走。南昌兵力空虚之极，朱培德担心这个号称“赤子赤孙”的教导团又给他来那么一把。上次叶贺搞了他一下，兵力损失三千，货财全被共产。他老人家心脏不好，实在受不了这么过瘾刺激的事情再来一次。于是向张发奎提出解除教导团武装，肃清共党分子，省的晚上老睡不踏实。土匪张自然不舍得，但又不能说阿德哥的担心是多余，正在为难之际，参座面陈土匪张献计，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名气太大了，人人都知道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改名的，我们再把他改名换姓，叫第四军教导团，直接并入第四军建制，这样改来改去，外人眼花缭乱，怎么知道内情？那么攻击目标就不存在了。另外我们再加强整顿管束，以宽阿德哥的担心，让他搂着小老婆天天睡到中午。土匪张抚掌大笑称妙，欣然夸奖参座：老俵，泥咁多花笋，真系帮了涯嘅大忙。接着，土匪张约阿德哥喝酒拍着胸脯保证，教导团经过整肃、清党，绝不会在南昌闹事。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二次易名，多次受挫，在参座的运作下，终于获得四军的正式户口。四骗土匪张　　参座变成教导团的团座之后，从南昌起，就每天和教导团一起行军，他生恐教导团的党员们冲动起来坏了大计，所以一直快到赣州前才离开教导团。担心果然没错，9月初教导团到达万安。团里的党员会议讨论到下一步革命行动时，委员王侃予和李人一提出了在万安配合当地工农武装举行暴动的主张。叶剑英分析当时面临的形势，提出了否定意见，一帮人躲到山沟里，对着田不过百亩，钱不过万的小地主逞威风有什么意义？打击不大，缴获不多，对国民党杀伤力微弱，不肉疼，没意思。大家要暴就到广州暴，到敌人的心脏里暴才让国民党感到刺激。对这件事，参座回忆说：“队伍开到万安，有一天，团党委书记唐维告诉我：今天团党委开会，请你参加。我是CP了，能参加党的会议，感到很高兴。会上讲到许志锐的二十六师从后方运来一大批物资，有好几十条船的弹药和军需品。有好几位同志提出要在万安暴动，把这些武器、弹药抢他老母的。唐维一时拿不定主意，征求我的意见。我考虑到，在万安暴动意义不大，且不说不易成功，即使成功了，以后向哪里去呢？”叶剑英耐心地给大家谈形势，分析当时的敌我力量对比和地理条件，极力主张去广州搞暴动。他说：“跟在人家屁股后面搞，意义不大，真正的革命者要到敌人心脏里去暴动！”党委采纳了叶剑英的意见，放弃在万安暴动的想法。教导团继续南下，向广东南雄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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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4 楼                                  年底时候，万安农军和革命群众数万人攻打县城，攻来攻去，反复搞了四次才攻下来，还是守军主动撤出的，但很快又杀了回来，万安农军损失惨重。暴动的领导人曾天宇牺牲，保存下来的火种，转移到井冈山和东固根据地继续燃烧。教导团的团部有四五匹马，叶团座的坐骑是一匹红色高头大马，在半个多月的行军中，他几乎没有骑过，总是和学员们一起步行，他的坐马，一直让给团部四位随军南下的女同志轮流骑，当然骑得最多的是年龄最小最漂亮的曾宪植同学。也许他们之间的爱情，就是在这个行军的过程中产生的，当时常常看见叶团座牵着马缰绳，兴兴头头地走在前面，曾宪植同志坐在鞍上也是眼眉飘飘的样子。那年底，叶团长不顾后来婚姻法不满18周岁不许结婚的规定，毅然和曾宪植同志结合在一起，组织成革命家庭。在赣州休整的时候，教导团里面的党员警惕性很低，公然开会讨论研究“南昌起义的意义”，结果被“孙文主义学会”的人发觉告密。黄琪翔的兵在南昌起义中，被叶挺“拐”跑了一大半，他是深受刺激的，一听“南昌起义”就紧张，于是立即下令把教导团缴械。参座知道后对黄琪翔劝诫，教导团是土匪张的打天下的底子，现在他不在部队里，你去缴教导团械他会不会有看法？早几天在吉安时，江董琴（第三党创始人）就给你惹了事，你现在又搞点事出来，土匪张回来后，我怕他误会你在排挤他，四军张黄一体谁不知道？你们俩是不能生间隙的。黄琪翔一听有道理，又把枪发了下去。还讪讪地解释：把枪暂时收缴，是体恤同学们行军多日，体力消耗过大，本着减轻大家负担的好意才收枪的。现在既然大家有疑虑，就发还大家自己扛吧。这次骗的其实是黄琪翔，但土匪张说过，我与黄琪翔是兄弟，四军给他指挥和我指挥，没什么两样。他们两个是亲家，当然没什么两样了，张发奎的二弟娶了黄琪翔的妹妹，所以勉强地说，这次也算是骗了土匪张。（注意：南昌之后，土匪张没随部队南下，8月上旬，陈可钰到了南昌，力劝张不要随队南下，因为他亲共色彩太浓，这样尾随起义军而行，谁都会认为他和叶挺两个人在唱双簧，于是土匪张安排好一切后，由黄琪翔带队南下，自己随陈可钰经由上海，转道香港回粤。四军的政治部主任廖乾五参加南昌起义后，由闽西客家人江董琴接任，江与黄琪翔关系特别过硬，而且升官的心旺。在吉安休整时，指示手下满大街贴拥黄反张的标语，被死对头繆培南强硬反对，逼的他辞职离去此事才了。原因江在1919年曾短暂任梅县县长，繆父亲是梅县恶霸，因一宗伤人案被江董琴杀了，33年繆培南把江活埋在广州郊区，至今不知尸骨在何。）五骗张发奎9月底，教导团抵达韶关，又被缴械，全团拉到新街整训待命。这次是土匪张亲自下的命令，张发奎从香港回到部队后，张黄听到许多关于教导团“赤化”的传言，此时他把教导团看做是“一颗拉了弦的手榴弹”，既想丢出去炸别人，又怕丢慢了炸伤自己。参座不愧为参座，参透了土匪张的心思，几次找他陈述利害说：我知教导团的兵心很红，李和尚4、15不是杀了很多CP么？我们正好要利用教导团倾向CP，去找李和尚报仇。否则凭李和尚与四军的渊源，将士不一定肯对他下手。参座一再担保，只要使用得当，调度有方，不会发生任何意外。费尽唇舌，张、黄终于被他说通，同意把教导团调入广州。10月中旬，教导团从广东花县新街出发，抵达广州北教场的四标营。稍事休整，便获准重新发还武器，并补发了新军装。11月18日，张发奎、黄琪翔和黄绍雄火拼时，教导团不但为“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中死难的烈士们报了仇、雪了恨，增强了战斗意志和信心，还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进一步武装了自己，并秘密地装备了部分工人赤卫队。从而分化和削弱了反革命力量，为继后的广州起义积蓄了力量，锻炼了队伍。六骗张发奎李和尚、黄绍竑丢失了广州，当然不甘心，没广州就等于没钱没粮养部队。所以自从辛亥年以来，广西军阀总是契而不舍地占据广州。李和尚组成了东西两路军，准备打回广州。其东路军指挥为阿跛（陈铭枢），辖第十一军约两个师的兵力，从汕头向惠州方向进击。西路军指挥为黄绍竑，辖桂军第十五军、徐景唐的第十二师等约4个师的兵力，集结于广西梧州等地，企图配合东路军夹击广州。面对如此紧迫的形势，张发奎赶紧召集军事会议，商讨对策。会上各种意见，争执不下。参座在发言中，分析了东西两路的敌情：东路阿跛（陈铭枢）由于有高佬蔡的第10师，实力较强，比较难打；而西路黄绍竑从广州败退广西，刚刚纠集起残兵败将，队伍虽多，多属杂牌，且立足未稳，比较好打。因此可以并敌一向，千里杀将。先干掉黄绍竑，李和尚胳膊往外拐，桂系全都叫他大哥，搞死了黄绍竑，他就老寡妇死儿子——没了子（指）望了。土匪张采纳了参座的“调虎离山”计，参座又再补充道：“要打梧州，一定要全力以赴，全军压上！”广州由此成了一座“不设防的城市”，给CP搞暴动造成了极好的时机。不过好像参座没考虑到，起义就算成功，难道CP就守得住广州？事实证明，起义军数百人也没攻下四军在长提的军部，而守军只有几十个人。七骗张发奎11月17日，就在张、黄发动政变，赶走李、黄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及时作出《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要求中共广东省委在城市和农村中发动和扩大武装起义，夺取广东全省政权，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政权。那时，党中央真是雄心万丈，觉得只要一挥手，革命就会一蹴而就，万里江山只在他们的豪情壮志中。几年后，李立三仍然在地图上作业，号称一个月内“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苏联红军再帮忙出兵东北，三个月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就此胜利。我不知道这叫不叫革命浪漫主义？上面指示是上面的事情，下面的人可不会跟着瞎浪漫，占领广州不是七八条枪就可以成事的。为此广东省委特意交代叶剑英想方设法扩充和组建第四军警卫团。当时四军新编的警卫团，共有两个营，第一营、由第四军军部特务营改编，第二营、由原李济深第八路军特务营改编。（没搞错，27年10月1日，国民革命军后方总司令部结束，原后方总司令部所属的军队及张发奎所部，统归新成立的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所辖）该营军官成份复杂，只有少数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叶剑英受命后，即去面晤土匪张，向他提出广州城防空虚，亟待扩编警卫团。这时土匪张正为工人闹事，驻守广州兵力薄弱，无力维持秩序而伤脑筋，于是听从了参座的建议，任命梁秉枢担任警卫团团长。团长问题解决了，其他的事土匪张干脆一脚踢给参座全权办理。参座想方设法安排了张诗教、陶剑寒（即陶铸，不知道50年代初，参座对陶剑寒抽刀猛捅自己时，是何滋味）、蔡申熙等一批CP担任警卫团内的主要领导职务，并将300多名曾参加省港大罢工的工人招进该团编成第三营，由共产党员施恕之任营长。各连的排长和班长也大部由教导团调来的进步学员担任。参座将警卫团的组建情况及时报告中共广东省委军委，得到了批准。八骗张发奎写到这里，我都烦了，不知道土匪张和参座有没烦？这两人真是一对欢喜冤家，一个骗得开心，另一个被骗的，也爽得要死。按照宣传部门的笔法，都会这样描绘：“敌人是愚蠢的，敌人是可笑的、、、、、、”。负责地说，敌人不是愚蠢的，敌人不是可笑的，而是政治理想不同导致价值观念的不同，价值观念的差异又导致对战友的态度。可以这样说，CP对敌人狠，对自己人更狠。四军方面的人也不是没有怀疑过参座，陈可钰与薛岳就怀疑过，他们和土匪张说：叶沧白这个人靠不住，过去蒋阿拉对佢咁好，结果他反蒋，你有条毛俾佢阿？第日佢有乜理由唔反你。参座晚年回顾说，张发奎那时有革命气概，当场赌气反驳说：“反蒋我都反，光头佬抵佢死，该反就得反。”又说：“你们不要老叶回来，我就叫他请假，到德国留学去。”我去见张发奎，张问我：“老俵，你回来任职，鸡哥（陈可钰）、哨牙仔（薛岳）都反对，你睇点算？”我想了想说：“那我还是去外国学习吧。”张发奎劝我不要急着走，先打个出洋报告，领下留学费用，等将来一起走（土匪张当时也说要出洋留学）。由此可见，敌人土匪张不是愚蠢，而是信任自己的兄弟。广东男人经常说一句话：做兄弟，有今生冇来世。非常珍惜朋友间的友谊，不过这种观念，差不多是一百年前的事情了，现在很少见。12月7日，张太雷秘密主持召开了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决定12日起义。不料，CP秘密准备暴动走漏风声，教导团内也有反动分子告密。汪精卫得知后，连夜派其妻子陈壁君从上海回广州，面告张发奎要立即镇压暴动。12月9日，汪精卫连发三电给他在广州的代理人陈公博以及张发奎、朱晖日，要他们火速解散教导团，查封工人赤卫队总部，“认真清肃共党”，并严厉指出：“所部凡有纵容共党者，立即严加惩办，决勿稍存宽吮，“如苏俄领事有包庇情事，应即勒令出境”。就在这时，中共设在小北直街的大安米店的武装转运站被敌人侦破，更增加了敌人镇压起义的决心。本来，教导团参与广州暴动一事，土匪张已有耳闻，并准备加以镇压，只因没有抓到过硬扎实的把柄，加上叶剑英在旁多次疏导劝阻，极力保护，张才未及下手。此事中共东江特委在事后给省委的报告中曾经提到：“这次广州的暴动，完全是以军官教导团做主力的。在我们未暴动以前，反动派对于军官教导团有一种风气，就是说军官教导团自官长以至兵士通通都赤化了，亟要暴动了。所以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等的第一次军事会议时，朱晖日就主张要向他们严厉清查。剑英同志极力担保，黄琪翔亦表示不赞成此种主张（黄已向我们妥协），故他们第一次欲向我们清查的主张已经没有实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张发奎看到CP准备暴动的迹象愈来愈多，感到危险似乎正一天天临近，于是召开第二次军事会议，作出了镇压全广州革命分子的决议，并于12月10日密调黄琪翔所部从西江前线赶回广州，计划以武力进行镇压。在此千均一发之际，参座又来了。他面见张发奎：“华哥，根据我的侦察，所谓CP暴动的情报并不可靠！”他分析形势说，CP发动南昌起义已经烟销云散，贺龙、叶挺逃去无踪，绝对没有力量在广州暴动，不可轻信谣言。但是土匪张的口袋里正揣着几封汪精卫发来的电报，内心还是疑多信少。叶剑英又向他说明自己上段时间一直呆在教导团，了解教导团的底细，并一再担保：“CP暴动不成”，即使暴动了，光凭警卫团也能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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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5 楼                                  8、参座的超人奔跑很多拍马屁的文章，搞不清楚来龙去脉还要装有学问，一说起参座，就鹦鹉学舌重复毛主席夸他那句“诸葛一生惟谨慎，呂端大事不糊涂”，特别在历数他的丰功伟绩的时候，末了总要加上这一句，不加就好像做菜没放盐，淡寡无味。呂端也几乎成了参座的别号，我不知道他本人听了烦不烦，反正我烦。原话并不是夸他，更不是总结他在历史上的几次关键行动，这话来自毛主席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截取片段如下：“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想推翻一个政权，先要制造舆论，要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看到这句话，我是后颈发凉阿，早上几十年，我不死定了？）我们的意识形态是搞点革命的马克思的学说、列宁的学说，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结合得好，问题就解决得好些。结合的不好，就会失败受挫折。讲社会主义建设时，也是普遍真理与建设相结合，现在是结合好了还是没有结合好？我们仍然正在解决这个问题。军事建设也是如此。如前几年的军事路线与这几年的军事路线就不同。叶剑英同志搞了部著作，很尖锐，大关节是不糊涂的，我一向批评你说得不尖锐，这次可尖锐了，我送你两句话：“诸葛一生惟谨慎，呂端大事不糊涂。”——1962年9月24日上午10点，怀仁堂，八届十中全会。那部著作疑是一篇文章，国防大学教员朱玉教授、王年一教授考据，是1959年军委扩大会议上，众人围殴彭德怀，参座根据会议发言情况整理而成，专门发给高干读。我不是高干，所以没发给我，不知道说啥。联系上文，看口气是参座有别于平时待人的一团和气，也参予围殴，而且使用了流民拳的阴劲，出手蛮重的，让主席点头欣然嘉许。但我看不出来这句话和表扬参座有什么关系，反觉得里面不无警告之意，意思让参座识相点，要向呂端学习，在大事大非面前不要象以前那么糊涂。摆明有训诫的意思，长期以来以讹传讹却变成赞扬，还刻意地和草地上的事情刻意地联系在一起。不知道是我理解能力有问题还是人家化妆术犀利？关于“草地密电”，这也是个20多年来翻烂的老账，搞得一、四两个方面军两个山头，互相斗鸡似的一个拼命要揭盖子，一个死死摁住盖子不给揭。1935年9月，参座任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前敌参谋长时。张国焘从左路军驻地密令陈昌浩、徐向前率右路军南下，叶截获电报，暗呈毛主席。毛遂与张闻天等会商，决定党中央率一、三军团先行北上。后来，主席称该电文内容为“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慢慢的又不知道从谁的文章那里开始，演变成“南下，武力解决中央”，纷扰由此而生。事实上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写的《叶剑英传》，在关键的密电问题上，并没下定论。是顾及党内团结还是对密电的真实性有所保留？原文如下：“9月9日，中共中央再电“国焘并致徐、陈”，认为张给右路军南下电令“完全不适宜”，强调“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即速北上”。张国焘不但不听毛泽东等人的劝告，反而公然违抗中央的北上战略方针和历次决定，命令右路军南下，并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当时任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的叶剑英识破了张国焘的阴谋，立即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感到事态严重，随即同张闻天、秦邦宪赶到第三军军部驻地，同在那里养病的周恩来、王稼祥等一起，进行紧急磋商。党中央为坚持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决定率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脱离险境，先行北上。”（中央文献研究室《叶剑英传》第13章）对获取张国焘密电的经过，参座曾作过详细的回忆。摘录如下：大概在1935年9月上旬，我们到了巴西一带一个叫潘州的村子里。9号那天，前敌总指挥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讲话。他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译电员（吕黎平）进来，把一份电报交给了我，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我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我心里很着急，但表面上仍很沉着，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个时候，悄悄出去，飞跑去找毛主席。他看完电报后很紧张，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然后对我说：“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来了。”我赶忙跑回去，会还没有开完，陈昌浩还在讲话，我把电报交回给他，没有出漏子。那个时候，中央要赶快离开，否则会出危险。到哪里去呢？离开四方面军到三军团去，依靠彭德怀。（中央文献研究室《叶剑英传》第13章）过程说的很详细，但我感觉他露出了破绽。早几年军史专家质疑电文时候，还没有百度地图，他们不可能向刑警破案那样，千里迢迢跑去实地勘察，只能在文献中翻来翻去找证据，却没过硬的理由。我没有条件去采访当事人，也没资格去调阅档案，但我这个人比较邪恶，喜欢像唐纵那样，在语言文字里面进行榨油，找言辞外的证据与物理条件。参座说：我心里很着急，但表面上仍很沉着，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个时候，悄悄出去，飞跑去找毛主席。、、、、、、我赶忙跑回去，会还没有开完，陈昌浩还在讲话，我把电报交回给他，没有出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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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6 楼                                  注意参座说他是飞跑，他没说骑马或开吉普、飞机什么的，这样关键的历史事件，他记错的可能性不大吧？那看看参座有没可能飞跑，当时右路军前敌指挥部的驻地，在若尔盖县的基甲村附近的潘州故城（若尔盖县旅游资料），中央驻地在上巴西的一座喇嘛庙“班佑寺”。（1973年7月，由四川省博物馆派人会同阿坝州文化局、中共若尔盖县委共同组成联合调查组，到巴西一带进行实地考证。联合调查组派人采访了长征时期在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如警卫员陈昌奉、卫生员钟光、机要参谋黄有凤等。他们一致回忆，当年在一座寺院里开过重要会议。据陈昌奉回忆，巴西分为上巴西和下巴西，上巴西有一个很大的喇嘛庙，“我们就住在那个庙子里”。）红点是中央驻地，右路军指挥部潘州在甲基，东北方向。在地图上，目测两地直线距离起码6公里以上，若尔盖县城海拔3854，全县平均海拔3500，比拉萨矮100米。那么就是说，1935年9月9日上午这天，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开军事会议的时候，右路军参谋长把内裤穿在外面（超人阿），以拉一泡屎的时间，在海拔高达3500米的若尔盖草原上，来回奔跑了12公里以上，中间还要加上找毛主席抄录电文内容，事情完了之后，居然无人注意。我不知道在当时，这个可能性有多大？但估计在今天，即使招唤体魄最强的军中王军霞来跑，解个大便的时间里，累死他也跑不下来，由此我对参座超人的体魄真是景仰万分。那究竟有没电文，国防大学教员王年一教授在研究红四方面军战史的过程中，查阅了大量的档案，1981年12月在革命博物馆的《党史研究资料》发表了文章，对这个长期流行的说法第一次提出质疑。他的理由是：第一，至今没有找不到“武力解决”的密电原文。第二，中央批评张国焘的一系列相关文献中，均无此记载。第三，如果有这样的电文，了解情况的人当会述及，但是斯诺的《西行漫记》、刘伯承的《回顾长征》这类著述都没有提到此事。王年一的文章发表，引来当事人批评。吕黎平发表文章，仍旧坚持原来的说法（他说电文是他给参座的）。王年一在1982年6月的《党史研究资料》再次发表文章，重申自己的质疑。除了原来的理由外，文章还增加了几点理由：一是原红军总部三局局长兼左路军电台台长宋侃夫、原右路军电台台长王子纲均回忆，凡是张国焘发出的电报或收到的电报，无论指定人译成或亲译的，都要经过他们，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所谓“武力解决”的电报。1982年，徐向前接受中央党史研究室廖盖隆等人的访问时强调：“接到张国焘要我们南下的电报后，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同意南下。至于是否发过要用‘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我负责地对你们说，我是没有看到过的。毛主席在延安时讲过张国焘的危害。至于怎样危害，我们也不好意思问”。徐还说：“我们那时候军队有保密制度，像这样机密的电报，是指定人译的，译的人就直接拿给这位首长看；叫谁译就谁译。这样的电报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看的，这是军队的保密制度。张国焘发的这类电报都是指定人的，但谁译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电报？谁看过？我也不知道。”（徐帅间接地否定了吕黎平的证言）77年，参座80大寿，几个劫后余生的老家伙凑在一起喝酒，参座特地请了徐帅，聂力说她爸写了一首诗为参座贺，然后给大家念了，其中第三句是“川西传讯忠心耿”。徐向前也说：“我给叶帅写了首贺诗，写得不好，请大家指正。我念啦：吕端当愧公一筹，导师评论早有定。当年英豪劲倍增，八秩犹似四十前。射虎屠龙宿有志，二三鬼神一扫光。（《叶剑英在197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12月第2版，第409~412页。）一方面军的老人们每到四方面军的老人要否定密电时，就得意地拿徐帅这首诗说事，说你们的老大代表四方面军这个事情服气了，不翻案。“吕端当愧公一筹，导师评论早有定”。白纸黑字，无法抵赖。（原件在叶办）可我看不出那个字是表示服气，单独抽出来读，我反觉得意味深长，当时参座手握全军大权，是压倒性的掌握了一切，徐帅不表示入伙，四方面军的人还混不混了？陈昌浩是右路军政委，参座说密电在会议上交给了他，但他在生前则曾私下对儿子陈祖谟满含冤屈地表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份“密电”。廖盖隆介绍说：“宋侃夫同志建议我们写信给叶帅，请他回忆这段历史。、、、、、、我们已经给叶帅写了信。”叶对此信的反应，据范硕后来说：“叶帅当时身体不大好，他考虑到此事不宜公开，回复说，历史问题自有公论，还是让别人去说吧。要照顾大局，以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为重，不宜激化矛盾。”（遵照参座指示，我以间在这里噏几句，之不过系怀疑您讲大话，您老泉下知，唔好同我计较，至多出年清明，我烧番几亿俾你。）这个笔墨官司打了多年。1986年10月，纪念红军长征五十周年，范硕（军科院研究员）发表了文章又谈密电问题。文章发表后，引起一些四方面军老人们不满。李先念去见邓，谈及此事。邓听说后很不高兴，吩咐秘书查这是谁写的文章。并说几十年前的事，还公开争论干什么？老大发话，这个事算是平息了，但是事情并没有完。2003年第11期、第12期和2004年第1期《中华儿女》，连载范硕的长篇文章《红军长征中的“密电事件”揭密》，论证有“武力解决”的电报，引用了大量的回忆录。而且指责说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企图为张国焘翻案。现在是四方面军山头的人一口咬定说没有，一方面军的人就咬死说有，互相拗来拗去。各执一词的目的其实不在密电本身，而是在各自山头在军史上的历史地位。军史专家为这封密电争论不休，也造成了一、四方面军许多老人的隔阂。双方人马因为多年来的历史恩怨，基本上是老死不相来往。不是军纪压着，两帮只剩几颗牙齿，走路都要人扶的老头，还互相整天叫嚷找个地方爽爽快快打一场架，非把对方那帮不长眼的老东西打服不可，由此了结恩怨。他们都是脾气固执的军人，老实说，没这样的牛脾气怎么打得下万里江山？多年的历史恩怨，又因此衍生出多少的误会？能指望这些恩怨分明，认死理的老头一笑了之？我一个大哥采访过四方面军当时负责后勤工作的首长，提及一方面军的北上问题。老人家年轻的秘书立即冷言插话：“红一方面军的事情不要问我们首长，我们首长不知道”，老人家在边上歉意地笑笑。隔膜已经影响到了事不关己的下一代军人，所以军史上有些重大历史疑案不解决，总是按中国的历史惯例，搞成王败寇的那一套。会对人民军队的内部团结，造成严重的破坏而不是建设。开盖子就是治心病，是消化误会，统合军心的良方，一味把事情摁着捂住，很多时候，反把事情搞复杂甚至搞砸。以参座威望，就算承认了，又如何？大不了一帮四方面军的老头气势汹汹找上门来论理，他摆出丘八本色，呲牙一笑说：叼你班贼头嘅老母，系我做马，咁又点？顶爷叫我做，我敢唔听指挥？有本事你哋落去揾佢计数。我估计，老头们一听，顿时做鸟兽散、、、、、、难不成他们敢去找主席闹？（你们这帮老混蛋，是我做的假，又怎么着？主席吩咐我干的，我能不听指挥？有本事你们找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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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7 楼                                  9、治粤三年①镇反。参座刚回广州，哇！算是开眼了，真是三山五岳，各路牛鬼蛇神汇聚广州。解放前夕，敌特自平津沪宁等地四面八方集中到此，内政部调查局、保密局等各派系之头目均在此地建立组织，到国民党撤出大陆时止，又紧锣密鼓地搞了将近半年时间的布置和准备，潜伏下不少“反共救国”的死士，因而广东的社会情况更为复杂，土匪多，特务多，黑社会多，流氓、地痞。大天二（恶霸）多，几者密切配合，搞到广东鬼火咁乱。当时广东全省的散兵游勇就有10万之众，各路反共救国军四处抢劫，流氓到处捣乱，一位民主人士在上下九坐着数，一上午就发生十几起抢劫。南下的干部刚进住东亚酒店，劫匪尾随而来，抢了走后面干部的包。一些特务匪徒甚至堵在公安局治安处的门口，公然架起枪与里面的警卫对射、、、、、、敌特活动十分猖狂。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敌人组织武装判乱，杀害干部群众，抢夺武器粮食。好在参座在南昌带了个老乡回广东，海南佬陈泊。陈泊原本正在江西任公安厅长及社会部部长，春风得意马蹄轻。没想到在南昌碰上等着回广州接收的参座，就被逮住了。参座找陈正人要人，让陈泊调到广东，担任省公安厅长及广州市公安局长。陈正人开始不肯，对参座恳请江西老俵“割爱”的软话装着没听见，参座一看就火了，便威胁道：陈胖子，你江西以后还想不想广东的钱粮支援？陈正文一听钱粮两字，立即窜到参座面前，哈着腰满脸媚笑地说：给，我给，参座发话了，我能不给吗，不过钱粮的事您老看是不是先支援、、、、、、陈泊就这样被陈正人卖掉了。陈泊是位延安时期的老保卫，脾气直爽，性格倔犟。因为立了几次大功，老实说也有点盛气凌人。对敌人脾气大，对同事因为工作歧见脾气也大，动不动就说不干这破局长，老子和你拼了。这次他跟随参座回到家乡广东，是打算大干一场立几个大功的。行内人士谁不知道参座手头情报积累多，许多情报人员在派出或入党时，都是向周公和参座宣誓的，而这这些情报人员，仍有部分活跃在港澳。有了这些敌前活动的战友配合，想没功劳都难。当时陈泊还有个副手叫陈坤，陈坤是广东坐地虎，原是中共在香港的情报系统负责人，因熟悉广州的情况，被任命为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转进台湾后蒋阿拉对丢失大陆不服气，频频派遣特务回来搞破坏和暗杀，参座本身就遇上几次暗杀，被逼的没办法就搞了辆美国防弹车做坐骑出入，那车玻璃特别厚，车里又没空调，夏天简直是蒸笼火炉，一直跟随叶剑英的司机只好自己想了个办法，在汽车里面安装个小风扇。仍然是出入一次，就大汗淋漓一次，把参座搞得甚是火滚，客家话“叼涯妹”频频出口，看来不还以颜色，保密局那帮瘟神还以为自己是神仙。参座命令陈泊短时间内扫清广州市内的匪特，陈泊被逼得一急，就有点乱来了，由于当时接收伊始，干部缺乏，而南下干部不懂广州方言，情况不熟，工作很难有突破。陈泊与陈坤经参座批准后，成立了武装便衣队，从市局派出两名广东籍的科长担任便衣队正副队长，每个队员配以短枪。为尽快侦破敌特组织，还事急从权地特授了“搜捕权”。便衣队利用一些反正过来的敌特分子以及三教九流人物多方侦查线索，捕捉匪特。效果是有的，广州市的潜伏敌特力量迅速得到肃清，使得全市的治安迅速好转。另外陈泊还从原程长清领导的原国民党警察局的起义人员中，挑选了数百名警察在广州公安局继续工作。但陈泊最后就是栽在使用这些便衣队上，里面混进了个别有叛变投敌和敌特嫌疑的双面谍，而且一些人也是得意忘形，以为有陈罩着便气焰嚣张，利用职权敲诈勒索百姓，甚至还发生了一起与纠察队正面冲突，开枪打死一名排长的严重事件，在内部引起一些争议，因此特别工作队在活动48天之后解散。参座果然神通，通过关系找到当时的保密局澳门站站长程一鸣（程归公安部一局直管，不与华南分局发生联系），取得一批保密局机要文件转交给陈泊，其中有广州潜伏特务的花名册和地址、台湾发来的电报指示与“潜伏工作月报”。陈泊据此将国民党保密局、内政部调查局及国防部二厅的三大特务系统设在广州的地下组织，一举扫击殆尽。并将蒋介石特批给“副总统”李宗仁赴美的3万元美金截获，为广东获取了一笔“意外之财”。（3万元美金那时相当于三万克黄金，我记得那时好象是一美元兑换一克黄金。）内部搞掟之后，就要搞外面了，否则台湾派遣的特务以为背靠港澳，在这边犯了案，潜水过去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那有那么便宜的好事情，躲去港澳也一样照杀，参座决定打掉敌特在港澳的指挥机构，给那帮小子知道一下厉害。于是展开了代号为“港澳镇反”的特别行动。首先，原广州伪侦缉处长XXX临要出走西班牙的前两天，被击毙在澳门的街道上。又处决了保密局港澳穗站站长XXX。前线完成任务后，向省厅发出了“生意已成交”的捷报。敌特全线震骇，活动大为收敛。不到两个月，华南、广东的治安迅速好转。1950年过了个安稳的“五一”节，党政军民无不称赞。《南方日报》发了消息，还举办了公开展览。半年后，继续执行“港澳镇反”第二阶段任务，在香港处决了保密局华南站站长。连军统时期的暗杀大王，王新衡也差点被干掉（好象这个鸟人现在还没死，100岁的老妖怪了），至此，一连剪除了保密局在港澳的三名少将级特务，“港澳镇反”的计划全部胜利完成，使原来比广州公安机关编制还大的港澳特务机关，一度陷于瘫痪，并一蹶不振，遭到摧毁性的打击。台湾特务头子保密局长郑介民为之惊慌失措。“港澳镇反”的成功，彰显神威，令敌丧胆，从根本上改善了东南沿海各省市的政治环境和治安状况。②土改。49年底，参座被任命为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方方、古大存、李章达为副主席。形成了以广东籍回乡干部、解放前外地来粤干部、广东籍本土干部，这样三合一的“广东帮”干部。参座一回广东，根据中南军政委员会的指示，广东开始试行土改，由方方担任广东省土改委员会主任。1950年9月，正式成立了广东省土改工作团，针对广东复杂的阶级情形，参座提出了土改“广东特殊”论。指示要慢慢来，别太左。慎重处理，不用急。于是参座确定先在解放战争的老区揭阳、兴宁、龙川三县进行先搞搞试点，有经验了再全省推广。同年8月土改工作团团长李坚真到中南局参加土改会议，向中南局汇报了“全省着眼，三县着手”的做法，中南局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年底华南分局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增加了惠阳、鹤山、曲江、宝安、遂溪、丰顺、英德、普宁等八个县各选取一个乡进行土改试点。没想到最先引起中央和广东冲突的问题，就是广东土改政策。广东土改的方案是依据中南局做出的统一规划，他们对所辖各省土地产权做一个大略的调查后，部署了详细的土改计划。中南局估计，大约3.5%农村人口应划为地主，而这些地主控制着大约30%到50%的可耕地。但是这个估计到了广东却不适应。广东人多地少，没什么纯洁的大地主供应给土改工作队搞阶级斗争运用，都是二三十亩水田小地主为多，他们跟本不用雇佣什么长工，自己一家人就搞掟，顶多农忙抢收抢种的季节请几个短工帮手，平时干得比一般的农民还幸劳。比如我们村的地主就是这样，劳动技能比一般农民还好，种养编织也是能手。在50年代中，为防止阶级敌人报复的名义下，被半夜拖出去乱棍打死。结果后来半夜看田水，搒田角的农活都没人比他干的好。广东宗族势力大，大家族有许多公田，族里的人去租种。田地并不归个人所有，而是归族长管理，那怎么可以把族长划为地主？搞土改把家族的公田分给私人，与后来收回来搞生产队，那不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还有许多小地主同时自己蒸酒磨豆腐，做副食品加工，那么他们到底该划分为地主还是资本家？当时政府为了恢复城市商业，对资产阶级是利用性质的“劳资两利”的温和政策，这和对地主的严厉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在广东很多地方，这两种职业很可能就是同一个家伙，那么这个家伙那双剥削的黑手，该剁掉左手还是右手？这种情况都是让人挠头皮的事情，但却事实上造成广东的革命对象供货不足，没办法掀起象北方那样暴风疾雨般的革命气象。另外侨务也是让人头痛万分的疑难工作，广东太多家庭有海外关系，当时估计有600万侨属侨眷，如何分辨华侨在海外的身份是劳工还是资本家？怎么确定那些很富裕的华侨亲属是什么阶级？他们根本就没剥削，钱是亲人寄回来的，难道好意思去没收？华侨华人在漂泊海外，遭遇其实很惨，不可能个个都是腰缠万贯的金山阿伯。“涯世界揾米，娶老婆生仔，返乡下扮皇帝，返工做契弟”是大多数华侨华人的真实写照。参座结合自己在南洋的经历见闻，看到勤俭的同乡天不亮起来打鱼，再骑自行车到市场上把鱼切成一块块地卖掉，晚上把剩下的鱼尾鱼头带回家吃，天天如此。然后把辛苦攒下来的钱寄回国，盖间大房子，条件好的或者再买块地。说老实话，参座的父辈还有自己几个叔伯兄弟下南洋，也是冲着这个目标奋斗的。所以他知道那些有点土地的人，也并不都是靠剥削别人发家的大地主、大富豪。因此参座反对过于激烈的土改政策，要求慎重地鉴别他们真实的阶层，处理他们的财产。南下的干部自然不服气，在他们眼里，有钱就是罪。穷光蛋才是革命人，钱财田地不拿出来上缴给人民政府共产，还不该死？那时按照北方经验，这些阶级定位模糊不清的华侨地主，全是土改专政和剥夺财产的对象。广东土改手太软风声慢慢反映上主席那里，便引起主席不满。主要是朝鲜战争爆发后，主席当时是穷得牙疼，急于从南方要人要钱要粮用于朝鲜战争。北方那边都火烧房子了，你这边还他娘的慢吞吞，所以认为广东土改进行得力度不够，右派的温情味太浓。北方历经多年战乱，民间余财已经被收集干净，原来的土豪劣绅除了剩条裤衩，现在基本上穷过三代贫农。原本还期望广东这个历来富裕的地方，可以通过土改没收大量的浮财和稀有金属，为朝鲜战争搞多点物资货财，你却搞起了温良恭俭让。广东地方干部显然不听指挥，对地主和富农们过于宽容。自然遭到来自中央的严厉裁处，中央批评广东、广西、福建三省是三只“乌龟”，土改里行动最慢的，到了1952年，其他两只已经爬上去了，就是广东掉在后面。参座没有时刻记住毛主席的教导，忘记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当然会挨板子。52年8月，被调离广东，走的时候许多部下大哭，参座也难过地说“主帅无能，累及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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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8 楼                                  ③地方主义。回广东之前，参座先和主席声明，广东的接收工作是水尾田，意思是广东解放晚，南下的干部一路走一路分流，流到广东就没多少了。但是广东自己有很大的水源，就是当地干部，因此接管广东要充分利用后者。实际上参座在为起用广东籍干部向主席进行有言在先的备案。当时在华南地区，接收干部来源于四大群体，解放后被统合起来形成接管工作组，这四大群体即北方南下工作队，广东游击武装人员，来自广州和香港的中共地下党员、青年团成员，以及留下工作的国民党官员。这么复杂的人员组成，想法做法各异，利益及势力范围也各异，他们能在工作中配合得好才叫奇怪，其争权夺利之风虽然没抗战后的劫收那么厉害，但相去亦不远，区别在于，他们并不是为自己个人争，很大程度，是为自己的群体与地方利益在争。谁说广东人不懂政治，事关身家性命，一样滑头得要命。解放前夕，许多无处可去的粤系军头便纷纷“起义”。还有一些地下党负责人也会看风色，极会捞政治资本。48—49年看着国民党不对路，拉一票人马挑着大米铺盖上山，搭个棚子躲在山林里野营，天天去革山猪黄猄雉鸡的命。等到49年底解放大军一来，下山接上头，握着那些北方大汉的手，热泪盈眶喊几声：“同济（同志），可把你们盼来了，毛主席他老人家身体好唔好。”接着帮忙带带路，送送伤员，便跟在后面开始搞接收，投机的本事大着了。我乡下好像就有这么一票人马，详情不好说，得罪人太多，反正我不知道他们闹了什么革命，有什么攻城掠地的壮举。这些上山打游击的共产党员，与当地的士绅阶层甚至国民党的政府某些人是有一定默契的，有些人甚至把自己的亲属送到游击队，向未来的新政权搞投机，卖保险。所以南下大军来广东前，广东省1/3的地方已经建立了共产党控制的政权，这些坐地虎对地方上知根知底，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热爱家乡，了解情况，工作针对性强，解决复杂疑难的问题快。坏处是总有抹不开情面的事情，甚至有些事务处理显得无原则地过右。当地干部在工作中，因为彼此之间太多的相同点，形成了相近的工作思维，很自然地对南下干部群造成排挤的效果。说南下干部不了解具体情况，没注意到广东的社会特点，工作作风过左。但不能说广东干部这是故意的、有组织的行为，这样说确实是冤枉了广东的地方干部，很多时候，他们只要在潜意识里觉得南下干部是北方佬、外江佬，就足以给南下群体带来很大的工作困惑了。而且，那里的干部不有点排外？这是中国社会的顽疾了，怎么可以单独指责广东的地方干部。广东地方干部这种不识相的做法终于酿成大祸，引起南下干部反弹，不但把自己搞得惨兮兮的，还丢失了地盘。以林彪为第一书记，邓子恢为第二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南局，本来就在对广东土改政策存在着严重的意见，时任中南局土改委员会主任的李雪峰，公开对广东的土改工作不满意，认为广东土改缓慢无力，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是因为党组织不纯，干部队伍不纯，许多干部同地主、官僚、国民党、资产阶级华侨地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在在地改中下不了手。参座没理会中南局的意见，他领导的华南分局当然跟着老大，拒绝中南局的批评，依然我行我素。但参座却忽视了林彪与主席的关系，1951年4月，林彪将河南南阳地委书记赵XX调到广东，任华南分局秘书长，不久升任广东省土改委员会副主任。年底又将陶X调任华南分局第四书记。陶一来，就接替方方主管广东土改运动。从此陶X与赵XX紧密合作，抓住广东土改大权为突破口，在以林彪为首的中南局支持下了，打垮了以参座为首的“广东帮”，全面夺取广东大权。但参座毕竟是位属公卿，而且还有周公这一强援，只能靠边站，不宜砸他的招牌。所以板子就落在方方的屁股上。1952年4月，方方和陶X去北京参加会议，住在参座的家里。第二天开会，毛主席在会议一开始就点名批评说：方方，你犯了两个错误，一是土改右倾，二是干部政策上的地方主义。这板子打得方方的屁股可是皮开肉绽，血肉模糊。什么叫做广东地方主义？在中南局看来，就是以参座、方方为首的广东籍领导干部，不理会林彪提出的“依靠大军、南下干部”，在干部任命中，偏重本地干部。提倡广东特殊性，搞和平土改。　　对广东土改错误路线的整顿，与对广东“地方主义”的整顿是同时进行的。于是，在陶、赵主持下，广东先后36次大规模进行“土改整队”、“整肃”，到1952年5月，全省共处理广东“地方主义”干部6515人。这期间提出了依靠大军与南下干部挂帅的方针，于是各级党委都要由大军和南下干部当第一把手。其中任命：四野第十五兵团副政委欧阳文粤东区第一书记；第四十三军政委张池明担任粤西区党委第一书记；第四十四军政委谭甫仁担任东江地委第一书记；第四十五军政委谢明担任珠江地委第一书记。其他各地、县，原则上均由南下干部担任第一书记；中南局先后调入数万大军、南下干部进入广东，使广东地方党组织发生了深刻变化——变成了“四野”的地盘，林彪让出东北后，终于重新建立了自己地盘，以至于文革“9、13”前夕，林彪曾有割据广东与中央对抗的设想。当时粤北军工厂密布，光是连阳四属，就有N间兵工厂在那个时间段里建立。林彪聪明过人，但他的部下三次反广东地方主义，把广东籍干部整的太狠了，现在又想以广东当根据地对抗中央，未免把广东人太当傻子了，真打起来，广东佬谁会尿他？陶X死于69年，据说死得很惨，文革后她女儿哭哭啼啼写了一篇文章纪念，好象文革就属他爹最惨最冤，却没一句为他爹整的上万人而道半句歉，估计那些挨整的广东佬，在她眼里是活该被整的，(是年国庆，陶x同志的女儿陶斯亮在天安门上向主席反映军校的文革运动死气沉沉，镇压群众，当即就得到了主席的支持；林副主席只好下令军校要向地方学习，但同时却命令军队不准介入地方文革。主席对此当然不满意，所以后来想方设法也要把军队拖下水。)她要热闹不死气沉沉了，可是老爸完了！谁叫他们官不够大。还有陈泊的冤案，罗XX为了给自己的手下亲信谭XX扫清政敌，一家伙逮了700多人。曾打进中统的地下党梁侠，被刑讯逼供打得遍体鳞伤，腿也被敲断，屈打成招自己是特务，因此连累陈泊被整得坐牢20多年，含冤而死，82年才平反。60年代中，参座任罗XX专案组组长，随口一句：将军一跳身名裂，罗XX的女儿就说，参座如此行事表现了“从迫害别人中得到的愉悦”，他怎么不提他爸也有同样的更大的愉悦？难道她爸整人就是正确，别人整她爸就是邪恶？很难理解这些所谓红色公主们的逻辑，不知道他们的优越感和权力的傲慢来自什么地方。这个世界很公平，整人的人最终又都挨整。不知道他们被整肃得痛苦难当的时候，有没后悔当初自己的言行。第一次反广东地方主义后，参座被迫生病，于52年8月以养病的名义调回北京，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开始了他10多年的韬晦生涯。网络有文赞其一生曰：“花帅少慕戎轩，谋勇兼备。乃以英特之才，遂膺元帅之选。入参庙议，出掌戎机；权柄两朝、定乱三度。权侔人主而终保令名，威加海内竟朝野不惊。诚陈平、吕端之亚也。诗云：“叶落知秋劲，剑自匣中鸣。英华终难敛，谋冠细柳营。”诚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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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9 楼                                  看了沈志华的《毛泽东、斯大林和朝鲜战争》感觉他娘的大脑被门夹了！荒谬论点如下：A、斯大林的如意算盘几乎全部实现，苏联成为最大赢家；B、日本和台湾也是大赢家；C、美国虽然付出了4万4千名士兵的生命（阵亡36000，失踪8000），但是通过朝鲜战争牢固建立了美、日、韩、澳、台湾以及东南亚国家的亚太军事同盟，一个北美国家居然牢固掌握了亚太事务的主导权，数十年来获得了巨大的国家利益，也是一个大赢家；D、金日成又被打回了战争起点，平手；E、中国成了唯一的输家，而且是大输家。一是拖延了台湾问题的解决，而且这一拖就是半个多世纪。用唱戏的话说就是，这个气口断了。断就断在朝鲜战争。到现在，台湾问题的“气口”能不能接上都成了一个问题。二是直接的经济损失。北朝鲜发动侵略战争，把中国和苏联都拖入泥潭，而苏联作为共产国际的老大，一方面以一种命令的姿态指挥中共和朝鲜进行战争，另一方面，又小心翼翼地避免直接跟华盛顿擦枪走火。中朝相比，显然朝鲜更不具备打一场战争的实力，因此，中国人出人，苏联出装备，去朝鲜打仗，就成了“朝鲜战争”的一个奇观。中华人民共和国，刚从连年战争中缓过一口气，正是百废待举的时候，朝鲜战争每年花掉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２０％！举一国１／５的财力进行一场战争，其残酷性可想而知。更不幸的是，中国还因为苏联的援助而背上了一身债务，到５０年代末仍未还清。这对于一个经济基础薄弱的国家来说，其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第三，中国参战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尽快加入联合国，战争的结果，使得中国更加脱离了国际格局，加入联合国的梦想一拖就是２０多年。这场战争，直接导致中国在战争以后的几十年里的荒谬和闭关锁国状态的形成，几十年光阴白白浪费了。f：从1945年后所形成的国际政治形势来看，全世界殖民地国家纷纷以各种方式走向独立，从二战胜利到现在，全世界新增主权国家多达80多个，未见任何一个国家丧失主权或亡国，为什么偏偏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二战五大战胜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就会亡国？这种论点简直是荒谬无比！我也转一篇黎阳的文章，《如何看待毛泽东时代》一．准战争年代二．用民族利益衡量一切三．冷战时期中华民族最根本的民族利益四．毛泽东时代的序幕——中国避免了第二个、第三个“外蒙古”五．特殊条件下的特殊斗争方式——“一边倒”六．历史性分水岭——抗美援朝七．咬定青山不放松——中苏分裂八．最伟大的阳谋——中苏论战+援越抗美九．高手过招十．阳谋的副产品——猴与猪十一．今天来自昨天十二．驳对毛泽东的三大诽谤十三．一场空前的民族危机十四．毛泽东的旗帜永远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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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0 楼                                  我也转一篇黎阳的文章，《如何看待毛泽东时代》一．准战争年代二．用民族利益衡量一切三．冷战时期中华民族最根本的民族利益四．毛泽东时代的序幕——中国避免了第二个、第三个“外蒙古”五．特殊条件下的特殊斗争方式——“一边倒”六．历史性分水岭——抗美援朝七．咬定青山不放松——中苏分裂八．最伟大的阳谋——中苏论战+援越抗美九．高手过招十．阳谋的副产品——猴与猪十一．今天来自昨天十二．驳对毛泽东的三大诽谤十三．一场空前的民族危机十四．毛泽东的旗帜永远飘扬一．准战争年代所谓“毛泽东时代”，是指从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到毛泽东逝世的1976年这27年。这27年是个“准战争年代”——从头至尾不是打仗就是准备打仗。主要包括：（一）．不流血的大战——1．冷战（1945—1990）——贯穿整个毛泽东时代（1949——1976）。2．反封锁、禁运、颠覆、包围的“超限战”——贯穿整个毛泽东时代（1949——1976）。（二）．流血的小战（局部战争）——1．反台湾国民党军队对大陆沿海的封锁破坏（1949—），其高峰时段为1949—1955，比较著名的有：——舟山群岛之战（1949．8—1950．5）：打掉台湾国民党军队封锁长江口、上海、江浙沿海的基地——万山群岛之战（1950．5—1950．8）：打掉台湾国民党军队封锁珠江口、广州、广东沿海的基地——上海保卫战（1950）：制止台湾国民党空军轰炸上?——海南岛之战（1950）：制止海南岛变成第二个台湾，奠定中国收复南海诸岛基础。——东山岛之战（1953）：反击台湾国民党军队进攻东山岛——东海海战（1954）：争夺东海制海权——一江山岛之战（1955）：占领一江山岛和大陈岛，打掉台湾国民党军队在浙江沿海的最后一个基地——大陆沿海地区制空权争夺战（1949—）——炮击金门（1958）——挫败台湾国民党军队大规模反攻大陆的图谋（1962）——反台湾国民党军队特工登陆骚扰（1962—1963）——“八．六”海战与崇武以东海战（1965）2．抗美援朝（1950—1953）3．国内剿匪（1949—1962）4．西藏平叛（1959）5．中印边界保卫战（1959，1962）6．中缅边界堪界作战（1960）7．援越抗美（1960—1975）8．中苏边界冲突（1969）9．西沙之战（1974）10．对美国和台湾国民党空军的反侦察、反袭扰作战（1949—1972）整个毛泽东时代就是在这样“流血的大战不打、不流血的大战不断、流血的小战（局部战争）接二连三、一切按最坏的情况做准备”的准战争气氛、准战争环境中过来的。评论毛泽东时代，就不能脱离“准战争年代”这个历史实际。二．用民族利益衡量一切评价历史，看的是结果。评价历史人物，看的是对民族利益的贡献。只有坚持“民族利益超越意识形态、超越个人恩怨，超越个人好恶，超越个人私利”的原则，才能做到如实公正客观，达到全民族的最大共识。否则一切评论只不过是少数人谋求私利的鼓噪喧嚣和广告表演而已。评价毛泽东时代，关键是看毛泽东时代开始时中国是什么状况，毛泽东逝世时中国又是什么状况。评价毛泽东，关键是看毛泽东时代开始时中华民族最根本的根本利益是什么，毛泽东逝世时这些根本利益实现得如何。毛泽东时代发生了那么多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战争，发生过那么多那么天翻地覆的变革，所有这一切是对是错，是功是过，同样只能用中华民族最根本的民族利益为标准来衡量才能弄清。三．冷战时期中华民族最根本的民族利益整个毛泽东时代都处在“冷战”期间。要评论毛泽东时代决不能脱离“冷战”这个大前提，一切都必须从“冷战”这个基本现实出发。“冷战”导致世界分为“两大阵营”。现实迫使世界各主要国家必须作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二者必择其一。《大国的兴衰》作者保罗•肯尼迪说：“一个国家不站在美国领导的阵营内，便站在苏联领导的阵营内，不存在中间道路。在斯大林和齐•麦卡锡时代，那种走中间道路的想法是很不明智的。”中国尤其如此。中国的地理位置及其1945年的虚弱状况使中国对冷战既无法逃避又无法免受其害。冷战甚至还没有正式开始，中国就已经成了冷战的牺牲品。1945年雅尔塔会议上，中国的主权被美国作为交易的筹码让给了苏联。而苏联坚持要得到这些权益（确保外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占有旅大基地和中长铁路）归根到底是出于冷战的需要。1945年冷战开始时的中国，是百年积弱又饱受八年战火蹂躏的中国，是满目疮痍、遍体鳞伤、国弱民贫的中国，是对美苏两强中的任何一个均毫无抵抗能力、“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其宰割的中国。作为弱者，夹在美苏冷战夹缝中的中国无论怎样都要倒霉：你向美国“一边倒”，苏联要收拾你。你向苏联“一边倒”，美国要收拾你。你谁也不向，两家一块收拾你：一家扯住你的一部分使劲往自己那边拽，直到把你扯成两半，一家分一半，分裂中国——我得不到的，你也休想得到，至少得不到个全的（设想一下两只狼撕抢一只羊的情景）。显然，这对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最大的威胁。冷战期间中华民族最根本最头号的民族利益就是避免这种命运。这就必须彻底改变中国民族利益遭受美苏冷战主宰的命运，不当美苏冷战的牺牲品。但只要冷战还没有结束，只要中国还不够强大，中国就无法抵御美苏的主宰，就无法避免成为冷战牺牲品的命运。这就发生了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难题：中国不强大，就不能摆脱当冷战牺牲品的命运；不摆脱当冷战牺牲品的命运，中国就不能强大。由此可见，衡量冷战期间一切中国领导人历史功过的唯一标准，就是看其是否解开了这个死结，是否粉碎了美苏为自己的冷战需要而牺牲中国民族利益的一切举措，是否让中国从美苏两大阵营的左右夹击中突出了重围。一句话，是否使中国摆脱了冷战。做到了这条的就是捍卫了中华民族最根本民族利益的英雄，就应该肯定。否则就是中华民族的罪人，就应该否定。其他一切都是废话。四．毛泽东时代的序幕——中国避免了第二个、第三个“外蒙古”蒋介石选择了向美国“一边倒”。在他看来只要傍上美国，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美国强，美国富，美国反共。世界上没人敢惹美国。傍上美国金票大大的，实惠多多的，有美国撑腰苏联就不敢乱说乱动，自己就可以放手消灭共产党，就不用担心东北、西北出问题。实际呢？据《蒋经国自述》，斯大林当面明确告诉蒋经国苏联为什么一定要把外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日本和中国都没有力量占领外蒙古来打俄国；但是，不能说就没有第三个力量出来这样做。”蒋经国问这“第三个力量”是不是美国，斯大林回答说：“当然！”斯大林更特别警告蒋经国：“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斯大林的这番话充分说明苏联的战略图谋和夹在美苏两大国之间的中国在冷战中的处境。中国与苏联有世界上最漫长的边境线。苏联面对中国的部分正是苏联最地广人稀、力量最薄弱、最无险可守的“柔软的腹部”。如果有“军事强国”从这个方向进攻苏联，就可能把苏联横着切开，“大卸八块”。斯大林对蒋经国说的“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并非杞人忧天。“军事强国”即便不进攻，只要沿着中苏边界驻军与苏联对峙，就足以产生足够的威慑，让苏联日夜精神紧张，防不胜防，不知道要部署多少兵力才敢放心。苏联向来把来自这个战略方向的军事威胁视为心腹之患，从不敢掉以轻心。1941年夏秋苏联在苏德战场那么吃紧，明斯克战役损兵41万，斯摩棱斯克战役损兵76万，基辅战役损兵70万，维亚兹马战役损兵66万，一线部队几乎打光了，预备队供不上了，莫斯科都快门户洞开了，苏联仍然不敢动用西伯利亚的驻军。直到获得佐尔格的确切情报、得知日本将“南进”而不“北进”、不会威胁西伯利亚时，斯大林才敢把西伯利亚驻军西调，在“最后一分钟”赶到前线守住了莫斯科。要知道，苏联早在1939年的哈勒欣河战役中就已经把日本最精锐的关东军打了个落花流水，已经知道日军的综合战斗力比苏军差得不是一星半点，对苏联的威胁跟德军没法比。即便如此，苏联对这个战略方向仍不敢掉以轻心，仍千方百计保持重兵。可见确保中苏边界的安全在苏联的战略思想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既然苏联视这个方向为战略要害，视这个方向上的军事威胁为心腹之患，那么苏联为对付这种威胁自然会不惜一切，决不会有任何顾忌，受任何束缚。蒋介石显然没听出斯大林的弦外之音：如果中国向美国“一边倒”，苏联就要把中国的东北、西北变成第二个、第三个“外蒙古”——“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其实仔细推敲一下斯大林的话的内在逻辑就不难看出苏联的战略意图：“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如果要靠“缓冲国”这种办法来确保西伯利亚铁路不被切断，光一个外蒙古够用吗？从中国的东北、西北不照样可以“切断西伯利亚铁路”吗？既然确保西伯利亚铁路不被切断对苏联那么重要，那对苏联而言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把中国的东北和西北变成第二个、第三个“外蒙古”——对此苏联毫无顾忌：战略利益的考量永远超越意识形态，超越个人恩怨，超越个人好恶，超越个人利益。苏联的这种战略意图自沙俄时代就已经形成了。1902年10月，沙皇尼古拉二世在他主持召开的御前会议上说：满洲将来必须并入俄国，至少要成为完全依附俄国的属国。这就是史称“黄俄罗斯计划”的核心内容。由此又产生了“中国边界不过在长城”之类论调。虽然日俄战争妨碍了沙俄实现这个战略，但从沙俄到苏联都一直没有放弃把中国的东北、正北和西北这“三北”都变成“缓冲国”的战略设想——所以有了外蒙古独立，所以有了苏联在抗日战争期间对“满洲国”的承认，以换取日本对外蒙古的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反法西斯大国里只有苏联承认了“满洲国”）。新疆也曾差一点“独立”出去。也就是说，正当中国为民族生存跟日本浴血奋战的时候，苏联几乎实现了把中国的“三北”全部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战略意图。所有这一切都出于苏联极端重视确保西伯利亚安全、防范来自中国方面的任何可能的军事威胁这一战略总目标的需要。雅尔塔协议使苏联有权在中国的旅大驻军，控制了连通中苏边界和旅顺的铁路。凭这两条，加上苏联二战后巨大的国际政治威望，苏联有能力在东北培植亲苏分裂势力，制造第二个“外蒙古独立”。1945年苏联在新疆的影响势力同样不可小视，要制造第三个“外蒙古独立”也并非不可能。如果苏联真这么干，以中国1945年的国力无论如何也阻止不了。那么向美国“一边倒”能阻止得了吗？白日做梦。当日本制造“满洲国”的时候，美国向日本宣战了吗？美国能在雅尔塔会议上把中国的外蒙古当筹码送给苏联，同意苏军占领旅大，本身就说明美国对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当回事，更不用说为此牺牲自己的士兵跟苏联开战了。不管中国如何向美国“一边倒“，美国的战略重点始终是欧洲，中国总是排在后面。二次大战中只要欧洲战场一吃紧，美国总是把给中国的物资扣下转运欧洲方向。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时正赶上“柏林危机”，美国全力以赴保欧洲方向，对蒋介石的支持力度与此根本没法比。不管中国如何向美国“一边倒”，美国顶多保你的政权而不保你的主权，更不会为了保你的主权而牺牲自己。——美国从来只在中国内战的问题上跟蒋介石站在一起。但碰上中国主权问题时，比如外蒙古，“满州国”、麦克马洪线，钓鱼岛，西沙南沙等等，美国何曾为蒋介石“两肋插刀”过？“冷战”其实就是美苏两家又要打仗又怕死，自己不上阵，雇别人去卖命。也就是说，让别人为自己的利益送死，而非相反。指望美国保卫你的主权，就等于要求美国为别人的主权而牺牲自己——这是美国打“冷战”的本意吗？这不是本末倒置吗？更广义一点讲，国家关系再好不过如此。即便结盟，那也只管政权不管主权。除非蓄意挑起战争，否则决不会因为“友好国家”的主权如边界领土纠纷之类而卷入战争。比如，不管是美国还是苏联，不管跟印度关系有多好，肯为克什米尔这样的主权和领土争端为印度向巴基斯坦宣战吗？中国能为克什米尔归属问题为巴基斯坦向印度宣战吗？苏联把中国向美国“一边倒”视为“致命的威胁”，对此将毫不犹豫地利用自己的地理优势、政治影响和压倒的军事实力建立第二个、第三个“外蒙古”以应对，决不在乎因此而肢解中国。美国把中国向苏联“一边倒”视为“严重的威胁”但不是“致命的威胁”，对此宁愿封锁围堵禁运而不愿直接对华用兵。历史已经证明，美国对中国的分裂并不在意，只要自己能分得一杯羹。也就是说，处在1945年美苏冷战夹缝中的中国向苏联“一边倒”固然没好果子吃，向美国“一边倒”则只能落得个国家被肢解的下场。这就是当年的现实。而蒋介石的帐却不这样算。他觉得自己跟苏联做成的那笔交易已经解决了一切：“在苏联尊重东北的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新疆的内部事务，不援助中共等三个条件下，允许外蒙古独立”。——用外蒙古换得东北和新疆，再加上苏联保证不援助中共——这就去掉了“蒋委员长”最大的心病：美国已经宣布不跟中国共产党合作，只跟他合作。现在连苏联这个世界头号共产党也同意跟他合作而不支持中共，那中国境内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妨碍他消灭中共了。他的政权就坐稳了。牺牲主权保政权，这笔买卖划得来——只是为了显得不那么丢人，在宋子文、王世杰1945年8月14日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走了个“公民投票”的过场：“鉴于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愿望，中国政府同意，将在日本战败后举行公民投票以确定外蒙的独立。”1945年10月20日，外蒙古当局一手操办了“公民投票”。国民党政府派内政部常务次长雷法章前往“观察”（不折不扣“叫人卖了，还帮着数票子”）。“公民投票”结果：外蒙古独立。1946年1月5日，中国的国民党政府正式承认外蒙古的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