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通胀潮挑战经济模式，中国向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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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1 楼                                  晚盘评述：商品止跌企稳 沪胶MA60上方获支撑2011年02月25日16:49来源：和讯网第1页:郑棉震荡整理 未有企稳迹象 第2页:沪胶60均线上方支撑 期价跌幅有限 第3页:铜生产成本提振市场 沪铜出现企稳迹象......---------------------------------------大部分商品调整有结束迹象，商品牛市趋势仍未破坏，上涨潮再次博弈调控紧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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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2 楼                                  主题：美财长：中国或面临令人非常痛苦的严重通胀 作者：麻婆豆腐 于 2011-3-3 10:46:24 发表 来自：--------------------------------------------------------------------------------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次日，1月27日午间。小镇主街欧洲酒店的临街餐馆一楼客流如常，而通往二楼的电梯和楼梯却已悄然关闭。从酒店内侧上楼重重转还，可以绕到二楼餐厅。这里已经布置成一个小型会场，参加达沃斯年会的媒体领袖在这里与世界经济领袖对话。正是在这里，笔者与《纽约时报》发行人苏菲伯格(Arthur Sulzberger，Jr.)、《时代周刊》总编艾略特(Michael Elliot)、《华盛顿邮报》总编马尔库斯·布拉克里(Marcus Brauchli)等全球媒体负责人、机构的负责人一道，与美国财长盖特纳举行了一场集体对话。对话的主持人正是英国《金融时报》总编巴博(Lionel Barber)。论坛举办地位于欧洲核心，在连续五天的议程中，欧债危机自然成为讨论的焦点。此前，《经济学人》提出，欧元区主权债务违约不可避免，与其令周边国家“拖垮”欧元，不如对他们的债务实施“手术”，以确保核心国家及欧元区整体坚挺。但是，就在1月25日，欧元区共同债(E-bond)首批50亿欧元成功发行。那么，欧元区的前景究竟如何，欧元区究竟是走向解体，还是迈出了财政整合的第一步？大西洋[18.30 0.22%]彼岸，美国经济复苏开始提速，2010年四季度环比增长3.3%。不过，更大的挑战来自长期的财政状况。彼时，美国府院两党之间正酝酿关于2012财年预算案的新一轮论战。虽正逐渐走出金融危机阴影，美国究竟如何在长期内应对债务挑战，避免欧元区的覆辙？发达国家经济复苏企稳，全球经济能否抵制诱惑，避免回到“过度消费-过度储蓄”的不平衡老路上去，全球经济新的增长点在哪里，实现再平衡需要怎样的途径？如今，盖特纳作为美国财长的任期刚刚过半。过去两年，美国经济刺激计划、对金融机构的救助和退出、汽车业救助、稳定房地产市场，再到一揽子金融监管改革，盖特纳的决策力一次次经受考验，却常常能交出各方大体认可的答卷。如今，他的导师和多年的老上司萨默斯已经卸任，本届政府中的经济团队成员多已离去，一向性情内敛、有时略显腼腆的盖特纳成为奥巴马政府经济团队仅存的核心人物。在此次圆桌会上， 盖特纳神情自若，侃侃而谈，对全球知名媒体掌门人的尖锐问题逐一拆解，还不忘打趣称自己只是“娃娃脸”，其实是“一个有着年轻人面孔的老人”，做这份工作“从未感觉到轻松”。对话属闭门性质，而与会的媒体领袖们在承诺不会涉及具体数字后，获准报道。这里刊出的是此次采访对话的摘要。欧元区出路本质问题在于：欧洲是否还要坚持在统一市场与分立主权之间寻找中间地带？是否还要坚持在财政和银行体系上建立某种联邦结构众问：从欧洲大陆说起，一年多以前，我们认为南欧的债务危机肯定可以控制，不至于严重到需要引起华盛顿日常关注的程度，但事与愿违。可否谈谈你对欧洲债务危机的感觉？盖特纳：先前在欧洲，我已经花了很长时间和人们谈论这个话题。我认为，他们是从去年5月危机爆发起就认识到，将尽一切努力保持欧洲为一体，动用一切必要的金融资源，以确保有更强的能力帮助成员国度过危机，并辅之以非常强大的约束机制，以确保那些国家能够提出更可持续的解决方案。我认为，在危机爆发前后的这段时期，欧元各国都没有坐以待毙，而是估算未来危机升级的可能，试图预判危机扩大的形态和模式，估算出要提供多少可以用的资源，如何处理这些资源，以什么样的条款提供这些资源，可以灵活地运用这些资金，使其成为更强大的武器。众问：欧债危机究竟是一个流动性问题，还是一个偿付能力问题？盖特纳：一个国家的偿付能力从根本上讲是由增长能力决定的。这次危机中正在边缘化的那些国家面临一场痛苦、剧烈、富有挑战的改革。这对解决问题是必须的。为了能够实现所需要的改革，改变金融体系的深层结构，做更具竞争力的事情，而不仅仅是收缩政府机构规模，这些都需要时间。因此，需要允许政府和银行体系自我注资，这是流动性的需要。当然，首先需要一个体系，能够使那些国家经济增长，增加收入。众问：美国从这次危机中能够总结出哪些经验？盖特纳：我对欧洲发生的一切表示关切和尊重。我认为，欧洲面临的挑战从许多角度来看比我们更严峻。别忘了，美国是这一切的震中。我们犯下了错误，导致金融体系基本结构的损坏。但要记住以下几件事：在高峰时期，我们的银行规模与GDP等值。在英国，银行资产相当于GDP的5倍，爱尔兰和瑞士都是8倍，在德国是3.5倍。所以，欧洲国家面临更大的挑战。美国采用了这样一个战略，允许——或者更准确地说迫使——金融体系中最弱的部分消亡，并且允许房地产方面的调整，所以，我们以一种更健康的态势，更快地修复损失。由于我们应对策略的性质，也由于美国经济根基，我很乐观。未来经济将会基本完好地增长，因为我们已经解决了在金融体系中最大的遗留问题。我们应对这次危机的过程是更为激进、全方位的，配备了全套的金融武器，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一种非常激进的调整银行体系资本结构、支持金融市场的策略。我们花了一段时间，在政治规则下曲折前行，而一旦在政治上具备了如此行事的能力，我们就迅速推进，几乎比在这段危机时期内我所关注的任何其他国家都快得多。作为一个国家，美国面临很多挑战，但是，我们的挑战不会像许多国家所面临的那样是根本性的。那些国家选择了不同的路径，或者说渐进色彩更浓的路径。欧洲没有在短期偿付长期投资的传统，它们也没有如此行事的意志。要经历这种状况是非常痛苦的，美国已经为此承担了巨大的伤痛。但是，我认为，必须这样做，从而你们会更快更坚强地走出来。众问：欧洲是否应该考虑采取一个泛欧洲的解决方式？盖特纳：近期的问题是如何提供资金支持，使改革获得更大空间，让改革在银行体系和主权国家两个层面展开。你可以通过主权资金来实现，它有财务上支持银行的能力。从更普遍的意义上来说，它是联邦解决方案必要的、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而长期的本质的问题是欧洲是不是明白，它不能在统一市场与分立主权之间立于一个中间地带。它应该在在财政和银行体系上建立我们所说的联邦结构。 --------------------------------------------------------------------------------财政可持续性美国源于“自动稳定器”的赤字相对较小，未来改革税制是平衡财政的途径之一众问：通过这次危机，你是否认为发达经济体需要调整经济结构？盖特纳：应该这样思考问题：当你的生活超出你的能力时，你允许银行是经济规模的10倍，靠举债维持的政府支出会面临越来越高的市场利率负担。风险是如果采纳了一个不负责任的结构调整方案，过不了多久，政府就要靠举债来维系，银行体系也要靠借贷。所以，必须问自己，明天谁会借给你美元或欧元？众问：那么，从财政可持续性上来看，美国与欧洲有什么区别？盖特纳：这是个好问题。美国确实有一连串基本的优势和一连串麻烦的短处。就优势而言，我们有这样一个体系，它责成行政部门每年制定一个10年预算，它表明了详细的政策、收入和支出，以实现财政路径。在美国，这只是第一步，行政部门并非立法部门，我们不能强迫国会确实达到收支平衡，这是一个短处。但是，我们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对于所有的事项，诸如政治、宏观经济、环境等等，使用独立人士追查每件事项的成本和收支，要隐藏或避开可持续性会难得多。美国财政同任何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都远为强大和健康，即使赤字相当高。这是因为以下几个要点：首先，在这场危机中，我们的债务与GDP的比率低于几乎任何其他主要经济体。因此，起点更好一些。第二，也是最重要的是相对于欧洲，美国基本面的增长率实质上更高。美国在一段时期内的潜在增长率很可能仍然大约是2.5%，甚至可能更高，比主要的欧洲大陆经济体和日本的潜在增长率高出整整一个百分点。第三，美国财政赤字有很大部分是周期性的。衰退压缩了收入空间，带来了一个更高的临时性支出，即失业保险起到的自动稳定的作用。面对危机的临时紧急财政措施和赤字中周期性的组成部分，合起来占到了财政赤字的一半。在某种意义上，这些都是根本性自我保护。当经济复苏的时候，临时性部分无须国会法案就将废除，周期性成分会得到改善。所以，我们的结构性赤字与可持续的长期赤字水平之间的差额，也就是用债务来承担稳定器的那部分赤字规模，与其他经济体相比要小得多，大概处在GDP的1%到2%。对我们而言，和其他人一样，这个挑战在于，如何以一种有利于基本面的，并被一个国家判定为基本公平的方式来实施财政政策。这一挑战不仅来自衰退，而且是来自连续10年收入中位数没有增长、收入差距异常扩大、不平等程度异常高的情况。因此，在10年时间中，我们面临的财政挑战不仅是长期的可持续性问题。但是，在当前这个极其重要的时期，我们面临的是一种温和的财政挑战，比大多数主要经济体都要温和得多。我们完全有能力在不破坏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情况下解决。众问：对于赤字，你有多么紧张呢？那将是一场政治斗争。盖特纳：我们的制度中所欠缺的是让国会能够信守多年限制自身行为的承诺，恪守多年减少赤字的责任。对此，我们已经努力做了很多类似的试验，其中有一些非常有效。但是，美国需要的是一系列财政改革，改革将会使国会多年内把自己限制在一个财政路径上，这将促进增长，恢复财政，这包括要对过去治理不力的房地产市场实施清理。这些都是美国将来不可避免的一步。从理论上说，美国是一个复杂的地方。但是，我认为华盛顿的成年人都知道，天是不会塌的。在这次选举中胜出的共和党领导层非常谨慎地向我们的成员解释，我们都对国家负有责任，国会领袖共同承担那些责任。众问：能否讲一讲税制改革？依然不明朗的是，它是否实际上是企业税制改革，或是规模更大的像1986年那样的全面税改。盖特纳：美国要依赖税制改革，作为美国最终财政解决方法的一个部分，我们需要本质的变化。可以合理地预期，实现这一目标的惟一路径是向人们提供一个更简明的税收体系，减少扭曲。现实情况就是我们有着庞大的、过时的税务体系。必须了解如何处理这些问题，改革必须促进务实的努力，提供实现长期财政目标的路径。我们需要让步伐快一点，因为这些事情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美国有一个公司税收体系，是全球税率最高的体系之一，税负约为35%，定得这么高，是为了支付一系列非常广泛的和定向的税收支出和激励措施，并使投资与收入之比与10年前相比发生变化。因此，试着去改革公司税收体系是有意义的。挑战在于，要以一种不增加赤字并能增进在美国投资激励的方式来推行改革。我们正处在选出有效策略的开始阶段。众问：你认为经济增长会来自何处？盖特纳：老地方，也就是创造环境使企业更有竞争力。问题不在于试图判断哪些部门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而在于要知道哪些环境条件会使企业迅速发展和投资，使劳动力市场和金融体系更加灵活，使公司成长。众问：德国即使作为出超国家，依然面临财政挑战，需要财政紧缩，这又如何解释？盖特纳：我们需要确信是为了改善基本问题而处理结构性问题，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如果不能处理得当，无论你的会计多么出色，都不会达到可持续的财政状况。现在，德国和美国的差异没那么明显。如果你观察德国在危机开始18个月的财政刺激规模，你会发现它和美国刺激计划在经济中的占比一样大，在第一年的财政刺激规模都大约是2%。现在，德国人并没有自夸他们刺激计划的优点，而是切实执行它，并且刺激计划达到了相当规模，这对于他们是有益的。不过，他们有能力放缓刺激的步伐，变为非常温和渐进的财政紧缩，比我们觉得美国必须调整的时间要早。另外一件的事情令我非常佩服，即在此期间，德国不仅增强了它的出口部门，各行业都增强了。现在，美国的GDP比危机前期的峰值高，而德国的GDP仍低于危机前期的峰值。美国的失业率仍是大概10%。德国的失业率基本上没变，没变是因为作为刺激计划的一部分，德国的公司保障人们的工作。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策略，自有其优点。结果是，美国的生产率在这一期间提高更快，而德国的生产率提高在此期间放缓到接近于零。如果你担心长期增长和相应的结构，你应该从根本上关注长期的生产率增长如何变化。但是，无论如何，迄今为止的德国经验都值得钦佩。不过，现在我们都面临着同样的基本挑战，这从根本上说是个结构性挑战，是一个政治挑战，即如何达成促进增长的财政改革计划的共识。--------------------------------------------------------------------------------平衡增长与全球共治对于中国，最好的办法是削弱与美元的联系。除非中国这样做，不然不会有足够的灵活度，在必要时及时调整以抑制通胀众问：近来，你对全球再平衡似乎变得更为乐观，并指出在美国不会实行保护主义。盖特纳：首先，我从未对任何事情感到轻松。我是一个有着年轻人面孔的老人，有一个深层的忧虑。这场危机带来的大难题，诸如失业率蹿升，给社会保障领域增添了沉重负担，这会导致一种长久的、强大的保护主义的深层风险。保护主义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都有压倒性力量，将会持续很长时间。对于政治经济而言，我们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是怎样搞清如何确保对国际贸易投资体系的有一个保护机制。我相信，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它只是需要付出很多努力。众问：你对中国至今采取的有关结构调整的措施如何评价？盖特纳：中国正在改革和变化，一个公认的基本事实是它太大了，不能让出口成为主要的经济增长来源。几年前，中国人认清了这一点。随着这一认识的扩展，他们希望国内需求能够替代来自通商口岸的外需，以内需推动增长。这是正确的基本战略判断。为了让这种情况出现，允许汇率浮动调整就是必要的。如果不调整，汇率将不利于这些目标。你将会看到：由于汇率激励企业家继续发展低回报率、低增长、低附加值的产业，振奋人心的创新和增长被破坏了。当然，如果没有知识更快速的发展，中国将会面临这样的命运：令人非常痛苦的严重通货膨胀，使未来变得更加不确定的资产泡沫传播的风险。对此，中国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众问：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是否还有很大的压力？盖特纳：如果我们看看中国正在做的事情，比如，让汇率浮动，并且开始解除境外使用人民币的限制。国会应该看到这些改革，认识到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让汇率政策更加灵活。因为中国是一个巨大的独立经济体，当它将其货币捆绑在别国货币上的时候，它是在采取“消毒”策略(sterilization，指央行购入外币，发行本币，使外币不能进入国内流通领域，结果为外汇储备激增)。中国政府花了很多精力，用了很多心思去试图了解，在华盛顿围绕着贸易的政治问题有多么宽广、多么深入、多么紧张。他们了解，而且他们密切关注着。他们认识到，中国改革的关键是能够继续享受相对良好和包容的外部环境，尤其是在美国，通向美国的需求、美国的市场和美国的投资。所以，他们想要确保谨慎行事，不想失去对于我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政治支持。众问：中国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盖特纳：首先，中国要消除它的通货膨胀压力，过去中国处理过这个问题，而且很有成效。但是，目前中国的政策还是十分宽松的，根本上是因为总体上中国的货币政策仍依附于美国的货币政策。我们是一个每年增长3%到4%的经济体，基本上不存在通胀；而中国的相关数据是8%到9%，考虑到通胀因素，中国的实际利率为负值。对于中国，最好的办法是削弱与美元的联系。除非中国这样做，不然不会有足够的灵活度，在必要时及时调整以抑制通胀。中国人明白这个道理，他们只是正在更加稳健行事，因为政治是复杂的。众问：从国际金融机构的角度看，能够为实现未来全球经济的平衡做出哪些贡献？盖特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就像我们所有人一样，过去被要求迅速做出金融反应，它被压迫得不堪重负。现在，它要处理更为广泛的改革。简言之，改革的挑战有三点：首先，如何设计一个更广泛的金融货币制度，在贸易顺差国和逆差国之间建立一套更为均衡的纪律，以实现国家间经济更平衡、更有规则的增长，包括在规则和汇率问题上更多地采取立场。由于IMF是在各国对于如何管理汇率、如何处理资本管制等问题没有达成任何真正的共识、期望和规范的情况下创建的，因此，这将是一个长期的挑战。第二，长期金融市场是全球性的。我们希望有一个更稳健、更公平的承担风险的发展平台，否则，资金就会转移，寻找套利机会。第三，贸易以及如何在下一波全球贸易一体化中重建共识，显然非常重要。众问：美国将采取什么措施来支持人民币加入IMF特别提款权？盖特纳：你知道，关于特别提款权的故事是一个有趣的长期问题。这样说不是不客气，它在根本上是一个学术问题。它对于全球金融体系的形态、商业运行的方式和经济如何成长、公司如何管理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但是，作为早期革命性变革的遗产，它仍具有象征性的重要性。IMF特别提款权的构成应该随着时间推移发生变化。人民币是否可以、何时可以成为特别提款权的一部分，这从根本上说取决于中国何时允许人民币完全流通。如果中国继续增长，如果他们允许人民币充分流通，那么，人民币成为特别提款权的一部分将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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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3 楼                                  刘煜辉：抗通胀 收货币不是万能 不收万万不能 时间：2011年03月03日 10:21:14 中财网　　尽管早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月份CPI涨幅仅为4.9％，低于市场预期，我们仍将全年CPI涨幅预测（平均数）提高至5％。　　低于预期的数据，只是CPI中食品权重的降低和蔬菜价格的回落所致。但是本轮物价上涨的动力依然强劲，中东局势动荡使得油价涨势加速，已经传递至农业生产资料--化肥价格大幅上涨，人工成本涨势依旧，楼市限购使得租金上涨，且CPI中自有住房和租房项目占居住类的权重比例提高，这些因素都将在未来的CPI中继续发酵。　　所以，今年上半年通胀将呈现上行态势，由于基数效应（翘尾），六七月份或达到高点6％甚至以上；下半年由于宏观调控效果开始显现和基数效应相对有利（翘尾因素较大回落），年末CPI有望回归到4％左右。长期看，未来10年的平均通胀水平将会比过去的10年显著提高2"3个百分点。　　目前关于中国通胀成因的认识有不同看法，主要分歧在于判断中国通胀是短期现象还是长期现象。　　认为中国通胀是短期现象的理由是：目前的通胀是结构性因素影响，如天气、灾害导致农产品价格涨，因为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储蓄大于投资，所以高储蓄下难有长期通胀发生。由此产生的政策结论是：对于当前物价上涨，货币政策作用不大。　　我们认为中国通胀或已经构成长期压力，货币是主要因素。因为本世纪以来，中国通胀形成存在清晰逻辑：货币-资产-物价。这是长期货币超量累积的过程，不是某一个时点货币超量了，而是自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就进入了历史上超宽货币的时期 （特别是最近两年，2009年货币供应增速是30％，超出名义GDP增速20个百分点；2010年货币供应增速是20％，超出名义GDP增速7个百分点）。超量的货币推动土地和房产价格起来后，通过相应的传递渠道向物价的各个领域扩散。这是一个长期累积的结果。　　2003年以来，中国物价上涨主要由两块构成：城市服务性价格和食品。城市服务性价格的上涨与货币的关系很明确，是由于地价和房产暴涨直接驱动城市人工成本上涨，经济学上的概念叫"生存线"。因为蓝领工人工资的大部分开支是维持在城市的基本生活，而节余部分必须要达到或能超过在家务农或就近打工的收入节余的水准。如果城市生活成本大幅攀升，农民工沿海地区务工的意愿就会大幅下降，这就是当下"用工荒"的原因。　　我们研究发现，2000年以来，农产品价格上涨远非结构性原因--非因气候、灾害而减产，而是劳动力成本上扬。而中国劳动力成本趋势性上涨虽然与"刘易斯拐点"逼近相关，但中国的资产泡沫膨胀使得人工工资的急剧上涨可能提早了10年。因为超量货币大量向资本品走，土地和房产近年来急剧涨起来了，城镇的生活成本、商务成本就上去了，劳动者的实际生活支付能力是在下降的，倒逼着推动工资涨。这种东西是相对的，务工成本涨意味着务农的机会成本涨，于是牵引着农产品必然趋势性地上涨，反转过来工业的利润变得越来越薄，更多资金从实体出走，推动着资本品价格更快速度地上涨，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　　由于中国通胀长期性的经济逻辑是：货币-资产-物价，所以调控的关键在于逻辑的中间环节：资产。回收货币并不直接作用于物价，而是针对资产泡沫，资产一旦下行，今天碰到的难题可能都不再是问题，通胀、人民币升值压力等都会自然消退。中国经济逻辑是人民币资产价格一定与汇率同向。当然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要接受的一个经济结果是：经济减速。在这个意义上讲，当前的宏观调控的两难，其实还是老问题--我们是要保持一个高的速度，还是要一个低的价格？　　为了实现资产泡沫的 "软着陆"抑制长期通胀的压力，保持经济中积极的真实利率水平是不可或缺的。为此，至今年年底至少还应升息100基点，使得一年期存款利率达到4％的水平。从长期看，至少应升息200基点以上，因为中国历史上的平均真实利率水平是1.4％。这需要中央权衡，做好各方面的协调工作。　　中国收紧货币和结构性改革要并行。从长期看，要纾解长期通胀压力还是要加快供给层面的改革（也是中央所强调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变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局面，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中央强调积极财政政策成为重要的给力点。通过在民生方向扩张供给；通过减税和减费（特别是减少企业上交的社保费用），推动私人部门和民营经济发展，扩大就业；通过对中低收入者发放生活补贴，来增强其忍耐通胀的能力。这些都是非常正确的方向。　　我们所担心的是在不逆转"宽货币"环境的情况下，结构性改革是否能够有效地进行，通胀和"泡沫"都是逆国民收入分配的效果，如果不首先把它压下去，反过来会损害结构性改革的效果（企业家精神和创业的冲动如何出现），甚至不得不停滞改革的进程。在世界大国经济史上，目前还难以找到平衡政策完成重大利益结构调整的先例。上世纪80年代初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是通过大幅加息把通胀和泡沫打下去后，制造了一个小型衰退，然后才有了里根的结构性"供给疗法"治愈长达10年的 "滞胀"的功效的。　　收紧货币不是万能的，它不能解决通胀的深层次问题，但是，想要抑制通胀，不收紧货币却是万万不能的。(每日经济新闻　刘煜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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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4 楼                                  蔡慎坤：惊人的地方债务谁来偿还？2011-02-28中央对于地方债务的容忍度似乎已到了极限。从中央政府推出4万亿元的刺激计划开始，地方政府闻风起舞，纷纷上马各种配套项目形象工程，导致地方债务规模剧增，银行风险骤现。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去年6月23日，向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报告2009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情况时，首次披露了备受社会关注的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通过审计调查18个省、16个市和36个县本级，截至2009年底这些地方的政府性债务余额高达2.79万亿元。2009年这些地区通过举借新债偿还债务本息2745.46亿元，占其全部还本付息额的47.97%，财政资金偿债能力严重不足。几乎与此同时，银监会给出了更为惊人的数字。根据银监会公布的数据，至2009年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7.38万亿元，这一数字是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6.85万亿元的107.74%，地方本级财政收入3.26万亿元的226.38%。如果加上中央政府的6万多亿元国债和近4000亿美元的外债，中国的债务规模占财政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大大超出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近日，三星经济研究院研究预测，2011年末地方政府债务总额将达12.5万亿元左右。三星经济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指出，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绝大部份为中长期贷款，数据显示，54%的贷款期限在5年以上，从贷款期限来看，2011年到2013年将是地方融资平台贷款集中到期时间。而近年来，地方政府依靠卖地维持财政及还贷，随着中央不断收紧信贷，调控房地产市场，地方政府还贷将出现困难，地方债务风险在3年内将集中爆发。2月22日，海南省政协委员梁振功表示，2010年海南省政府一般预算收入为271亿元，而截至2010年11月底，全省各级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增至798.67亿元。一些地区的融资负债率高达300%，大大高于国际风险警戒线80～120%的水平。由于统计数据混乱，外界很难了解真正的实际债务情况，中金、花旗等分析机构去年分析，到2010年底地方债务已达到12万亿元以上。如果再加上高悬的、没有进入统计数据的隐性债务，真实的负债水平已经占到GDP的70%"80%，即高达23万亿元"27万亿元之间。地方债务屡创新高，实际上跟地方官员的利益有很大关系，钱多了可以随心所欲大搞建设大搞形象工程从而创造政绩，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这类项目大肆敛财疯狂贪污，至于沉重的债务包袱扔给下一任官员，地方官员更不会考虑如何还债，很多地方在举债时根本就不打算偿还。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坦承，对于地方欠债，如果中央来填补窟窿，必然要减少民生、公共事务等等方面的支出，最后等于是老百姓来替政府还帐，如果银行将地方债务转变成坏账，仍然是老百姓的损失，如果通过多印钞票制造通货膨胀来稀释债务，仍然是老百姓受害。

蓝蓝的天

第 65 楼                                  2011中国两会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如扣除垄断而获利润 国企“庞大利润”实际是亏损（2011-03-03）● 韩咏红 报道 北京特派员　　一年一度的中国“两会”（全国政协和全国人大年会）召开前夕，中国国企的作用与绩效问题再次遭到学者炮轰。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课题组昨天提出统计称，如果扣除行政垄断所致的超额利润，国企对外宣称的庞大利润实际上是亏损。　　报告并指出，政府与国企的委托——代理关系，变成了复杂多样的人际关系。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国企势必成为打着“为公众（国家）赚钱”的旗号，运用国有资产为自身牟利的利益集团。　　课题组负责人、天则所所长盛洪在报告会上尖锐批评说，所谓“国有企业”名实不符。他说：“国有企业已经被内部人控制了，这是我们一个基本结论。”　　近年来，中国社会针对国企垄断与职工高福利的意见不绝于耳。与一般批评不同，天则试图准确测算国企的真实成本，说明国企的绩效低于市场平均水平。　　报告展示统计称：与民营企业相比，2001年到2008年间，国企少缴付的利息共计2.85万亿元（人民币，下同，约5506亿新元），地租3.09万亿元，资源租5000多亿元，亏损补贴1198亿元。　　报告提出，合计起来国企少付的成本是6.48万亿元，国企享有的上述利益，远大于同时期国企账面显示的4.92万亿元累积利润总额。国企福利高　　报告执行负责人赵农又介绍说，国企人员的薪酬比其他单位高13.3％，比社会平均水平高12％，差距并不太明显，但国企内部不同行业、不同企业差距可高达10倍。另外，不少垄断行业的国企和事业单位给员工缴纳20％的公积金，明显高于现行公积金制度原则规定的12％。　　不过，国企福利最重要的是住房补贴，这包括一次性进行现金住房补贴，例如网通运营公司曾全额计提41亿4200万，把房子直接买下来，低价出售本企业职工；也包括利用国家无偿划拨的用地有进行单位集资建房，这其中也包括了大量的补贴成分。　赵农认为，国企的所谓利润是本应属于国家人民的租金，结果却当成了利润，接着成了高管收入与职工福利。存在结构性国进民退现象　　至于最近几年舆论界关注的“国进民退”现象（国有经济扩张，民企萎缩），报告认为，数据并不支持中国在总体上出现了“国进民退”，因为在2001年到2008年之间，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例连年下降，从44％下降到28％，但是存在结构性的“国进民退”。　　报告说，在电力、蒸汽、热水生产供应业，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等基础类和资源类的行业里，国企占据的比重有明显回升之势。　　课题组呼吁对国企进行重新定位，将国企建立成非盈利性的公法企业。课题组成员又援引外国例子指出，认为只有国企才能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说法不能成立，例如美国的石油公司都是民营的，却并不影响美国的经济安全，反而中国许多国企由于有国家背景，在进行海外投资并购时屡屡受挫。　　在“两会”临近前夕，天则经济研究所抛出国企改革的议题，显然希望在“两会”讨论中国第十二个五年经济社会规划与经济增长结构转型时，国企改革的迫切性也会引起更大关注。但也有与会学者也私下表示，在当前国内“求稳”的政治氛围下，国企改革大幅迈进的可能性不高。　　国企虽然弊端重重，但是鉴于掌握国有资产对于当局维持稳定的意义，一般认为现有国有经济的格局难有重大改变。与此同时，舆论界也一直爱强烈呼吁国企提高信息透明度，退出竞争性行业。　　　成立于1993年7月的天则是北京一个纯民间的智库，资金来源于国内外基金会，以及为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提供咨询服务的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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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6 楼                                  秦晓：国企的钱要分给民众 长远来看政府不需要国企2011年03月04日 15:35来源：中国企业家网 作者：陈建芬全国政协委员、招商局集团原董事长秦晓类似北京以户籍为标准限制购车、购房的措施，只能是暂时的。国企的钱，要分散到民众中去。通胀根子还是货币投放太多了【中国企业家网】(记者 陈建芬)3月3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开幕式后，全国政协委员、 招商局集团原董事长秦晓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表示，“从长远看，政府不需要经营国企。”面对媒体，清瘦的秦晓保持了自2010年夏天在清华演讲“中国究竟向何处去”时所展现的坦率、犀利的风格，对于改革话题，没有回避。“通胀，根子还是货币投放太多了”、“类似北京以户籍为标准限制购车、购房的措施，只能是暂时的”“国企的钱，要分散到民众中去”……恰两会前夕，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发布《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报告，研究显示，如果扣除行政垄断所致的超额利润，国企对外宣称的庞大利润实际上是亏损。当问及秦晓对此研究的评价时，秦表示，在不知研究的方法、模型之前，对于结论接受不了。但是关于国企改革，秦晓还是认为，“从长远来看，还是要通过资本市场和社保，把它(国企资产)稀释掉，分散到民众中去。政府应该拿这些钱，做更多政府应该做的事，比如住房、教育、医疗。政府，从长远来看，不需要去经营国企。”对于现行户籍制度，秦晓认为，“应该改革。大家都是平等的，为什么要歧视？现在一些地方以户籍为标准，限购车、限购房，这种东西是不会长久的，只能是暂时的。”谈到加息与通胀时，秦晓认为，作为价格工具的加息会对通胀起到抑制作用。“加息，是价格工具。数量工具控制的是供给方，价格工具控制的是需求方。价格控制最有效。”秦晓同时谈了加息对于银行业的影响，“加息后，息差加大，银行利润增高，这是利好。但，通胀时期，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会升高。两方面的影响都有。”关于通胀问题的出现，秦晓认为，“根子还是货币投放太多了。”相关言论：·秦晓批地产强硬调控：行政迫市场就范不可能解决问题·秦晓：人口红利衰竭 未来经济增长须依靠制度红利·秦晓对谈李泽厚：中国模式论大大膨胀令人担忧·秦晓：“中国模式论”是不可取的·秦晓：应给民企创造更多机会 国有财富应民众分享·秦晓：行政干预买房有违宪嫌疑 你为什么不许我买·招商局集团前董事长秦晓：去意识形态化 回归普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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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7 楼                                  秦晓：应给民企创造更多机会 国有财富应民众分享2010年11月11日 09:19新京报他，曾经是掌管千亿资产的国企领导者；他，曾直言政府应该退出市场；他，称自己是“体制内的改革派”；他，是秦晓。汇率不能解决美国问题新京报：近期欧美对人民币升值施压比较多，你怎么看人民币汇率的问题？秦晓：日本广场协议的时候，也出现过这个问题。每当全球经济有比较大的衰退时，一开始大家在应对上都是一致的，都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到衰退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必然有一部分国家特别是新经济体率先复苏。上次是日本和德国先恢复，这次也是一样的，以中国为代表的新经济体率先复苏。欧美复苏得慢，财政政策已经用到头了，这样美国就陷入两难，不启动新的刺激计划过不了这一关，但是约束条件已经使他们没有力量去启动新的刺激计划，货币政策由于零利率也没什么潜力了。美国就开始找别人的问题———“汇率问题”。最不好的是把汇率问题政治化，汇率问题不单纯是经济问题，但你不能“政治化”，这样就把问题的性质变了。新京报：人民币是否被高估了，你认为今后应如何应对？秦晓：所有人都知道，中国的汇率政策的变化不能解决美国问题。简单来说，中国的产品卖不到美国去，美国也不会生产这些产品。中国与美国的劳动力成本差距，大大高于中国汇率被高估的差距。但反过来说，中国是不是应该有序地推进汇率改革呢？我觉得是应该的。先不谈高估低估，但要更加市场化，在尽可能避免风险的情况下推进改革。有人就把汇率问题归结为国外逼我们，你认真思考自己的问题，汇率的问题是否是题中应有之义？既然市场化改革，汇率是资本的价格，要素的价格，所以也要市场化，否则就扭曲了。要素价格尚未改革到位新京报：你觉得明年中国是否有解决汇率问题的办法？秦晓：我一贯主张首先把其他要素价格市场化了，最后再来谈汇率问题，因为汇率包括资本流动，有很多不确定性。我们在其他要素上还没有改革到位，还是管制的。例如能源、电力、土地等等。如果把这些要素价格和相关价格慢慢理顺的话，就知道汇率要多大步子走，走到什么位置比较合适，混在一起谈就不知道是哪个因素在起作用。如果前面说的都做到了(推进上述价格要素改革)，我们的增长率可能会放缓一点，出口会减少一些，那时候顺差也没那么大了，再回过来看汇率就好判断了。在这个过程中人民币汇率慢慢地动(升值)，不要升得太快，但也不要停。新京报：日本过去的处境，能否说明中国现在的问题？秦晓：至今有很多人认为，80年代日本经济的停滞是因为广场协议，因为美国压日本，但当时这是误读了日本的经济问题。日本的经济问题不是美国压日本汇率的问题，而是一个内生的问题，根子就出在政府主导。日本的政府主导还做不到我们这个程度，但已经出现了重大的日本病。比如政府控制金融业，控制利率(长期低息)，政府搞基建，经营土地，这都是日本做过的，最终日本的问题都暴露了。政府过多干预市场的话，必然破坏价格机制，破坏资源配置，也会造成权力和资本的结合。高房价根源是土地财政新京报：高房价现在被大家抨击，你认为高房价的根源是什么？秦晓：造成高房价有两个基本问题。一个是税收问题，1993年分税制之后，地方事权不断增加，财权没有改变，所以地方依赖土地收入，这是必然的出路；第二个是流动性过剩，去年将近9.7万亿元的银行贷款，M2(广义货币)增长了28%，资产价格被过剩的流动性冲击。新京报：你觉得未来要缓解高房价，应该怎么办？秦晓：要从税制上改革，从农民手里拿到的地拍卖后尽量将盈余返还给农民，不许用于财政其他方面。这样可以约束地方政府行为，改善农民生活。据我统计，开发商盈利的额度与政府拿走的各种税费是1∶1，拿税费去建廉租房，我觉得这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到那时候谁卖出地王，大家都没有什么想法，因为地王最后都变成了廉租房了。我觉得应该治这个根，不应该做过多行政上的干预、限制，这个干预也不能长久。流动性的影响，可能没有办法，用凯恩斯的东西，最后都是要留下后遗症的。行政不应过多干预市场新京报：你对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经历了哪些变化，为什么？秦晓：80年代的时候，我比较崇尚新权威主义，或者我们说发展主义政府，政府主导经济，当时中国也有不少人赞同这个观点；后来日本、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对西方经济学以及“盎格鲁-萨克斯”模式都是很大的冲击。后来我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转变，觉得应该回到基本的“盎格鲁-萨克斯”模式，政府更应该回到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维护法制这样的角色上来，而不应该过多地干预经济。认同政府的特殊作用新京报：你曾经是国企掌门人，招商局的发展也从政府主导经济中受益，对此你怎么看？秦晓：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路，这没有什么可争议的。我也认同，政府在转轨过程中有其特殊作用。但如果把这一点包装成一个理论，完全和世界文明对抗，就不对了。有共性，才有所谓“特殊”。没有普遍，哪来特殊？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认同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和基本的制度的情况下来寻求自己的路？招商局是政府主导经济的受益者？我想不完全是，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哪有袁庚？没有进入WTO，哪有现在？没有国内制度和国外制度的巨大变化，哪有招商局的今天？如果说我们30年取得了很大的成果的话，还是因为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朝着市场化的方向走。如果说我们一些事情做得不够，是我们没有坚持这条路，或者是我们应该去做的时候，没有及时去做，没有正确地去做。应及早培育生产率红新京报：你在招商局10年，有什么经验是你感受较深的？秦晓：一个企业的经营不能离开外部环境，我们国家近30年处在高速发展的轨道上，虽然中间出现过一些波折，但总体在高速发展的轨道上。高速发展在其他的经济体并不是没有出现过，比如日本，比如亚洲四小龙，都曾经出现过。我们的GDP(国民生产总值)增速差不多一直是10%，在这样的环境中，企业会跟着经济环境一起增长。但发展到一定阶段，速度就会慢慢降下来，这里有很多原因，供给需求会随着长期的积累发生结构性的变化。比如，我们的外贸长期以30%的速度发展，实际上造成了很多不均衡，积累到一定程度，这些问题就会出来。我觉得高速发展本身是不可能永远持续的，因此企业应及早建立自己的劳动生产率红利，培育自己的劳动生产率红利。这样的好处是，不管在周期性的变化还是结构性的变化中，企业都能够走过来。新京报：你曾经不认同招商银行[14.22 1.35%]以“全金融”模式上市，理由是什么？秦晓：一方面是我对金融平台的协同效应有质疑，一边是吃草的动物，一边是吃肉的动物；另一方面当时并不控股。另外还有一些政策限制。新京报：之前传出招商局将适时增持招商银行，现在能确认吗？秦晓：增持我是说过的，我们不断地在披露，不但是招商银行，对招商证券[19.98 0.55%]也将在合适的时机增持。国有财富应民众分享新京报：你对最近两年的国进民退现象怎么看？秦晓：在经营层面的话，作为企业的经营者，不会关注国进民退这类的问题。因为他的授权，他的角度，都不是考虑这个问题的。但作为一个学者，作为一个对社会负责任的人，他会提出这个问题来。我认为最终我们要关注民营企业，给他们创造更好的机会。现在国有企业也整合得不错了，有一定的市场价值，应慢慢地退出，交给社保一类的，将财富用公平、有序、有效的方式分散给民众。国家拿着这些资源去做更应该做的事情。现在有的地方是越位，有的地方是缺位。越位的地方退回来，缺位的地方补上去，这不是一个很合理的安排吗？本报记者吴敏“我不太赞同经济二次探底”如果明年有一次长假旅行的机会，我打算去南欧。意大利、西班牙、土耳其这些地方都去过，但到南欧去休闲式地旅行，比如住一段，这我是很想做的。Q：应对金融危机，中国启动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你认为经济刺激在2011年是否还有必要？为什么？A：现在看不出2011年还有继续刺激的必要。2008年和2009年推出刺激计划之后，经济大幅反弹，存不存在对金融危机反应过度？这个我们没法苛责。以后的事情也说明全球的复苏过程是痛苦的过程。不过我目前不太认同有系统性的风险，或者二次探底的走向。现在只要保持一个经济增长的态势，消化过去货币投放太多的问题，还有调结构的问题，我认为对中国来说，周期性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重要的是结构性的问题。Q：你对自己所在的行业在2011年的发展有怎样的预测？A：两次金融风暴(1998年和2008年)我都赶上了，一头一尾。1998年的问题发生在亚洲，和亚洲的成长模式有关，那次伤得比较重，但当时外需还好，那时候我们(招商局旗下业务)经不起亚洲金融风暴，现在则有了较强的抗风险能力。今年可能会超过历史最好水平。明年是我们“二次再造”的最后一年，完成目标也没有问题。Q：还在世的人中，你最钦佩的是谁？为什么？A：我觉得应该有一段历史过程去评价人最好，在世的人时间都太短。当然熟悉的人中，吴敬琏老师，我是十分钦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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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8 楼                                  刘煜辉：人民币汇率纠结源自内部失衡2011年03月04日10:43来源：经济参考报作者：刘煜辉　　最近有两个事很有意思。　　美国财长盖特纳日前说,中国不愿加快人民币升值的步伐,这样做在经济上对中国自身造成的伤害比对美国大。考虑到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和面临的通胀威胁,允许人民币升值是符合中国经济利益的。　　无独有偶,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中国央行第三次加息之后也曾经有类似的表示,他说中国以加息方式对抗通胀是“令人惊讶”,并敦促人民币升值。原话是这样的:“现在发生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有些令人惊讶,就是他们有通胀问题,而中国解决这个问题不是让货币升值,从而减少出口的需求。相反他们让汇率保持不变,而是尝试通过加息来减少内部需求”。　　根据汇率理论中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一国经济高速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很快,该国货币的价值(实际汇率)就会提升,这反映了这个国家的竞争力变化。　　如果这种货币内在价值的提升未能及时从名义汇率升值中表现出来,那么就会引起国内物价上涨。简单概括一个等式:实际汇率变化=名义汇率变化+通胀的变化。　　中国的情况似乎正在反应这一变化。所以我们很容易接受这样的结论,今天的通胀是因为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没有到位。这也是以上盖特纳和伯南克发表这一看法的逻辑所在。我知道国内很多学者也坚定地这样认识的。　　我们暂且先放下“巴萨”效应在中国的表现不谈。　　单就以上“巴萨”等式本身而言,抑制通胀的政策上就有两个方向的选择。　　等式的右边对应的政策是升值,伯南克和盖特纳看到的中国通胀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此。　　而等式的左边对应的政策其实就是压内需,换句话讲,是去掉实际汇率升值的“势”,经济减速意味着信用总规模需要严格地紧缩,长期利率要上抬以抑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和财政需求,经济要忍受结构调整的阵痛期。上世纪九十年代朱镕基总理选择的是后者。汇率盯住美元锚,然后是大幅加息。曾经高达20％的通胀最后实现了“软着陆”。　　在我看来,教科书要读通。选择升值的同义语是“巴萨”的跷跷板效应,以升值替代通胀。　　但“巴萨”的跷跷板效应会在中国如期而至吗？这取决于当名义汇率升值以后,该经济体的既有结构是否足以支持贸易部门的资源如愿地向非贸易部门转移,从而迅速地放大后者的供给能力。　　而当下的结构性难题困扰着中国。金融、主体运输(从公路网到铁路运输,从航空到远洋运输等)、电信、电力、传媒等等,受到“垄断”力量的控制,私人资本无法涉足或集聚。实际情况可能还远不如此,当下国有部门依托着“反危机”政策所凝聚的“要素资源和资本的空前优势”,在第二产业中私人资本也受到挤压。　　尽管有中央政府“非公新36条”的推出,但是体制革新终究是个长变量,恐怕经济转型尚未现端倪,通胀已成大患。可以想见,从实体中不断挤出来的资金,或可能进一步做大虚拟资产泡沫而加深物价通胀压力。　　如果这样,那升值的目的又在哪里呢。可见,我们不能不求甚解地理解“巴萨”。　　在我所认识的“巴萨”的经济逻辑中事实上隐含了相应的条件-货币的自由兑换和自由贸易。　　显然,这对于解释中国经济是有问题的,或者说值得重新认识。在资本项管制、货币不可自由兑换和贸易壁垒存在的条件下,出现的“对内贬值与对外升值”的现象是否能套用“巴萨”定律,简单解释为名义汇率升值不够。　　可以设想的一个场景。中国当下若立即放开资本项管制,会出现何样的情形。我去年底去香港,买了一个麦当劳汉堡套餐花了22元港币,同样的套餐在大陆要买25.5元人民币,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已经下降了20％以上。或拜赐于人民币的非自由兑换和资本项管制,才托着今天这个名义价格。如果现在宣布放开国内居民和企业的人民币换成外币去海外消费和投资的限制,将现如何光景呢？谁会去花伦敦金融城周边高级公寓的价格去买下北京四环的普通商品住宅呢？大家都会做出理性选择。某种程度上讲,人民币被高估的同义词是人民币自由兑换。　　从出口看,中国有明显的补贴,这些补贴往往比汇率的升幅要大很多。目前中国的出口平均退税率为13.5%。而在地方政府辖区竞争的体制下,税收和土地等其他优惠政策隐形的补贴可能更大。　　进口来看,关税很高,特别是高端消费品,如汽车、名牌商品。　　中国的顺差在一定程度并不反映货币的真实价值。2008年中国国货复进口高达857.4亿美元,使中国成为自己的第七大进口国,由于出口退税、加工贸易、关税倒挂、鼓励出口等政策造成国货复进口大量增加,既虚增出口,也虚增了进口,造成物流等社会资源的浪费。如果这些补贴能大幅缩减、关税能大幅下降,人民币还会有这么大的升值预期吗？　　过去8年,中国的货币量从2002年底的18.5万亿涨到了2010年72万亿,涨了3倍,中国的高速工业化驱动着名义经济总量涨了2倍,土地和房产等像海绵一样吸食着溢出的货币量。　　这期间美国的货币量才增加了多少？　　美国的M2增长了53%,而美国的最广义货币M3从9万亿涨到当下的13万亿,增长了45%。同期美国的名义经济总量涨了36%,而自金融海啸以来美国国内资产缩水了40%以上,几乎退回到2000年的水平。　　在这期间,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升值了23%。　　可以理解的逻辑是:中国的资本化和资产价格重估吸掉多余货币,所以显得美元超发胜过了人民币,人民币显示了坚挺而升值。　　今天众多房产持有者的信念是未来资产能升值,能有价格的价差。这是投资客可以忽略住房的使用价值而持有的朴素动机。　　一旦这种预期开始消失呢？信念动摇的结果是这个钱是要从高估的土地和房地产中流出来的。　　一旦海绵已经趋于饱和不再吸水,甚至往外一泻而出(资产价格的下行),多年以来人民币发得比美元多就将“原形毕露”,届时人民币贬值将不可避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币资产与汇率同向。　　总之,近年来我一直在强调,人民币汇率改革一定要与国内经济的结构调整统筹结合。当一个个围堵流动性的货币政策工具被用至极限之时,回过头来发现所有的问题依旧,甚至愈演愈烈。　　解决之道一定要超越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本身,人民币汇率问题只不过是投资和消费内部失衡的一个必然结果,而不是原因。因为国际收支失衡本质上是一个内在的宏观经济的总量问题,取决于国民储蓄率和投资率,因为它们决定了资本的国际流动。而储蓄与投资的长期失衡,显然最终是由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模式决定的。(责任编辑：HN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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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9 楼                                   挺得过去就胜利了，挺不过去就会发生社会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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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0 楼                                  尔巴乔夫80岁生日获最高勋章 俄民间发起“感谢”运动高山仰止，明史千秋！您放弃了独裁权力，但赢得了世界崇高的爱戴。祝您幸福长寿！-----------失败的先知 带给前苏联火种的普罗米修斯曾几何时，我们举国上下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描绘地一无是处，完全失败，其中透露出强烈的以一党一人的成败代替国家、民族兴亡的意识。有的中国人嘲笑戈氏“软弱”和“愚蠢”，他为何这么轻易地就把宝座丢掉了？对于那些为了追逐权力不惜做出最肮脏、丑恶、血腥勾当的官迷们来说，戈尔巴乔夫简直就是一个外星来的怪物：放着好好的“皇帝”不当，偏偏要去追求什么民主？这不是神经病、傻瓜、白痴、笨蛋吗？在他们眼里，只有那些为了不择手段登上权力宝座的人才是“英雄”；在他们眼里斯大林、希特勒、波尔布特、金正日、霍查、萨达姆……才算英雄。确实，对于权力戈尔巴乔夫是个失败者。然而，普罗米修斯虽吊悬于峭崖，火种却已亮点人间！戈尔巴乔夫牺牲了自己被政治家视为比生命还宝贵的权力，换回的则是俄罗斯民族充满希望的未来。有人说，在如何评价戈尔巴乔夫的问题上，反映着一个人的良心和智慧。否定他的人，不是没有良心就是没有智慧。否定他的权势者当中没有良心的居多。否定他的知识分子当中没有智慧的居多。否定他的其他人当中糊涂虫居多。戈尔巴乔夫的精神是值得钦佩的。他使我们懂得，原来还有一种人，他们不象专制国家的官僚一样用良知做代价追求权力、财富和地位；而是颠倒过来，用那些去追求良知；他使我们懂得国家走上民主的道路，必须要有某些政治家抛弃自己的特权和利益，才能引领社会进步。（节选自王铁群的《赫鲁晓夫 戈尔巴乔夫与苏联帝国的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