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兴起一种新思潮：问苍生，不问主义(长文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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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书记是主义还是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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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个新增长理论
我们先看怎样才能做大蛋糕。此中关涉两大学问，即经济发展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据说其中最具解释力的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此理论有严密的逻辑和优美的形式。其核心思想是，经济增长由科技进步推动，而技术进步内生于经济系统之中。
那么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有多大的阐释力呢？我们先看一个实例，再下结论。在此以日本为例。众所周知日本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便陷入衰退，至今没有走出泥潭。在此期间日本政府曾大力推行科技振兴战略，但没有取得预期效果。照理日本曾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产值也很高，并且政府大力推动科技发展下，如果科学技术进步内生于经济系统之中，那么其社会的创新创造力至少不低于除美国之外的西方国家，但事实并非如此。可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不能解释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其实也不能解释“拉美陷阱”。
而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已经经受无数次的检验，成了公认的真理。当然问题不在于此，而在于社会的创新创造力并非内生于经济系统之中。事实上，西方创新力勃兴的根源在于西方独特的文化和信仰体系。详细的论述见笔者的《回答钱老：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技术的帅才》（有兴趣请搜索石立刚）。当然并非说，要建立创新型社会必须完全西化。我们曾发现一种人类文明发展的内生机制，详细的论述见笔者的《孔子人性论、君子人格及一种人类文明发展的内生机制》。此机制足够激励创新创造。
而日本和我国一样是官本位的社会，只崇尚权力和权威。那么意味着我国人民习惯于屈服和服从，因而从根本上削弱了国民的创新因子。并且在这种文化氛围下，即在这样的价值观系统中，人们无法从创新中体验人生的真正价值。另一方面，创新充满着风险和艰苦，如果能从寻租中获取财富或能从紧跟中和服从中获得权力，那么从事创新并非明智之举。这样的社会创新力永远低于西方国家。这便是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的原因之一。为了全面解释日本经济由奇迹而转化为长期衰退，下面我们介绍一个新增长理论。
大道至简，我们的理论由中华文化中阴阳相作用的原理悟化而来。
我们先介绍两个概念。社会的创新创造力，这一概念源自熊彼特的创新概念，包括科学技术创新，经济领域的创新，以及社会组织和政治制度的创新。另一概念是，单位社会产品成本。这一概念属于经济学常识范畴，无需多说。
我们再定义两个变量：w,为单位社会产品中由创新所生成的价值的增长率；c,为单位社会产品所耗费的成本的增长率。
现在我们构造阴阳两极，即分别以w为半径画圆和以c为半径画圆。称之为w圆和c圆。此中w圆为阳极，c圆为阴极。经济体系运行就是这对阴阳两极相作用所产生的结果。如果w圆能覆盖c圆，即阳强阴弱；那么这一经济体系健康运行，不断增长，反之就停滞和衰退。
显然，我们的理论既能解释“日本失陷”，“拉美陷阱”；以及世界上所有发生的经济奇迹。读者不妨试试。
我们的理论有没有隐含假设呢？答案是肯定的。此中有一前提条件：社会是稳定的，不生动乱。即是说，这一社会不能突破公平正义的底线；不能权力独大或资本独大，对弱势群体掠夺；不能贪污腐化，贫富两极分化。
行文至此，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本质关系已十分明了。即分好蛋糕是做大蛋糕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        

将梦洁

为什么日本长期“经济失陷”呢？根本的原因在于，创新力成长很慢，而成本暴增。成本暴增源于日元在美国的压力下过度升值；房地产等固定资本价值也暴升，促使工资也大幅度增长。        

汤香

为什么美国有乔布斯、比尔·盖茨这样的伟大企业家。而在我国只有《教父》式的企业家。因为水土不同，只能南桔、淮枳了。        

qiyi

显然美国国民对人生价值的认知和我国不同，这又因为两国的文化或宗教信仰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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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要保持经济健康有效增长，政府应该和能做些什么？政府要担任什么样的角色？政府要做的和能做的，无非如下两大方面：一、严控社会成本，避免过度增长。具体说来，要保持汇率相对稳定；严控资本泡沫，特别是房地产泡沫；精简政府，保持适度税率。二、培育社会的创新力，创建有效的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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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必须笼住权力和资本，不然魔鬼当道
　　研究任何一种制度的兴衰、成败，必须研究两个重要变量：资本和权力。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亦萧何。资本和权力法力无边，渗透社会每个角落。它们既可为天使，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也可成为魔鬼，奴役人民，压迫剥削人民，甚至毁灭人类文明。因此我们必须重视资本和权力的两面性，不能顾彼失此，或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
　　但人们往往受制于自己的认知能力和经验，总喜欢从一极看世界，成了井底之蛙、瞎子摸象。如果以这样的认知来指导社会实践，后果不堪设想，必然造出一个非驴非马的怪物，缺失生殖力。历史的教训不谓不深刻。
　　过去我们受马克思《资本论》的影响，对资本的罪恶有深刻的认识，并深恶痛绝它，务必除之而后快，结果得不尝失。而现在精英又走向另一极端，完全否定马克思，否定资本有负面作用；拜服在斯密的脚下，梦想着在资本作用下实现完美均衡。其实，斯密远远不如马克思。马克思揭示的剥削、资本主义生产必然相对过剩并诱发经济危机，都被历史证明了；而斯密的完美均衡却无从寻找。可见这些精英可能被名利迷失了心窍，完全失掉理性了。
　　现在我们分别对资本和权力的本质作具体的分析，先分析资本。显然，资本具有恶的一面，具体指资本奴役工人、剥削工人，导致社会不公、堕落。此中的证据非常易于寻找。《教父》开篇首句写道：在巨大财富后面，都藏着罪恶。引述了法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的名言。其实，《教父》通篇都叙述着或资本为恶，或资本勾结权力胡作非为的故事。当然我们最熟悉的是马克思的“资本家手中每块钱都沾满工人的血汗”。
　　然而，我国精英企图因劳动价值论的缺陷，否定资本可能对工人剥削的现实。其实，如果我们把劳资之间的关系置于博弈论中研究，也可以得出资本家容易对工人进行掠夺的结论。因为在这一博弈中，资方拥有绝对的优势。我们都知道，在谈判中，耐心是决胜的要素之一。而在这一博弈中，由于劳工受生计所逼迫，是不能有耐心的。而且资方还有机器替代劳力等威胁策略。从而容易迫使劳工就范。
　　当然，我们不必否认世界在不断进步，资本主义制度也在不断改良，和马克思时代相比，现在资本主义已经有质的区别了；最重要的一点是，资本受到了强有力的约束。纵观西方各国，都建立了强大的工会组织，这样既建立了劳资博弈中讨价还价的平台，增强了劳工在这一博弈中的筹码，减弱了资本对工人剥削的程度；并且工会组织在民主制度下成了强大的政治压力集团，促使西方国家提高福利水平，从而从整体上改变了工人阶级的不利地位。
　　不幸的是，虽然工人在西方享受高福利，被剥削程度大大降低了，但在其他国家依然如故，包括在我国。中国农民工对社会的贡献有目共睹，但很难说他们已获得了应得的权利。如果否定这一沉重的事实，就是昧着良心瞎说了。其实，资本为恶在我国令人触目惊心：在资本市场，资本在掠夺；在房地产市场，资本要把国人变成房奴。还有黑砖窑、地沟油、毒奶粉，和炒家对生活必需品的农副产品的炒作等问题，都表明资本在为恶。
　　现在我们又把眼光转向西方国家。虽然他们在生产领域、流通领域、和大多数的服务领域，都能成功地笼住了资本。但在金融领域，资本依然如脱缰野马，难以制服，所以还在为恶。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罪魁祸首就是金融资本。由于金融业存在超额利润，因此资本家和职工之间的博弈和其他职业不同，是一种合作博弈，即他们共同掠夺本国和世界人民，也即职工成了分赃人。所以此领域的工会不具备对资本约束的作用，并且成了强大的为金融资本服务的政治压力集团，为虎作伥。
　　现在我们来论述资本的另一方面属性：善的作用。在马克思眼中，资本完全没有这方面的作用。其实资本的逐利性既能为恶，也能为善。资本是社会化大生产的载体，是生产力的重要要素。人类历史表明，由于资本的逐利性，促进了人类物质文明快速增长，社会由贫乏变丰裕，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生活水平。更为重要的，资本的逐利性还是创新创造的原动力。纵观世界，历史上产生了很多伟大的公司，当代就有微软、苹果这样的伟大公司。
　　当然，发挥资本善的作用是有条件的，即社会已经没有租可寻了，或寻租的成本太高了；并且对工人剥削已经不可行了。也即在资本受到了强有力的约束下，要获得超额利润，创新创造成了唯一的途径。另外资本的主宰是人，人的本质二维性，也影响资本性质的二重性。
　　总的来说，人的本质有二维特征。即经济人或权力人，文化人或宗教人。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易于理解。而文化人，宗教人和权力人是我们新引入的概念，恐怕需要进一步说明。众所周知，在中华历史中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即具有高尚人格的君子层出不穷。这一事实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无法解释。而在儒家文化中，君子由教化而生，由养浩然之气而成，并且认为君子人格是人生最高价值所在。这就是文化人的含义了，即追求蕴含于文化中的人生价值。
　　至于宗教人，在中华文明中似乎难于理解。而在西方，那种同教为兄弟，不然为异教徙的观念，那种对异教徙心恶痛绝的意识，现在还可寻可见。当代恐怖主义有深厚的宗教土壤，恐怖分子的狂热行为，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无法解释。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因果关系已由马克斯.韦伯证明了。我们在《诺贝尔奖离中国有多远》中也证明了西方创新力勃兴的根源在于基督教精神。诸如此类，足已证明宗教人的事实。
　　如果要给权力人下一个定义，就是：以权力为人生的最高价值，以增进权力和潜在的影响力为终极目标，深谙权谋政略，等等。
　　因此，在一个具有高度精神文明的国度里，人们更加重视文化中或宗教中的人生价值，那么此时的资本就能更容易发挥善的作用。我国历史上产生了大批的儒商，就是有力的佐证。显然此中构筑了对资本的另一种约束，即道德约束。总之，必须笼住资本，不然魔鬼当道。
　　现在我们理应研究另一个问题了，即对权力约束的问题。但对这一问题笔者已经在《民主政制的本质：构筑权力的约束机制》进行研究了，在此就不论述了。（要透彻了解中国，请搜索石立刚，阅读石立刚）。
        

景哥哥

问苍生，是指我们关注的焦点在于国民福祉，最终目标是创造一个繁荣、有序、和谐的中国，为国民提供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以便有利于他们实现人生价值最大化的幸福人生。在此说的是价值，并非效用。在本文中人生价值有特定的含义，即人生价值两维性：物质价值和非物质价值。不问主义，是提我们设法增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可选战略集，即一切人类成功的经验都值得学习借鉴，不郁于意识形态。从而杜绝一切以高尚的主义为籍口，而不顾苍生的蠢行恶行。        

景哥哥

人生苦短，百年易逝        

将梦洁

至于权力腐败，正是国人关注的焦点。民怨为之沸腾，政府的权威诚信也因之扫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