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兴起一种新思潮：问苍生，不问主义(长文连载)

小七哥

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        

小胖子

良言建议楼主， 说的太多，难免显得庞杂， 论坛不是你出书的地方，若你想得到检验，应将关键点逐个提出并进行辩论。。。        

mama

在结束本部分之前，我们来研究一个实例：美国发展模式。以此加深对自由主义的理解，厘清一些错误认识。
美国建国约有三百年的历史，从一个殖民地国家演变成一个超级大国。实在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借鉴，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实际上美国的发展模式和华盛顿共识大异其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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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美国的发展模式，首先要研究美国的立国之本。这源自《独立宣言》。《独立宣言》郑重声明，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某些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是经被治者同意所授予的；任何形式的政府，如果损害这些目的时，人民便有权予以更换或废除，以建立新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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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美国几百年的历史正是实现和不断完善这种诺言的历史。即自由和联邦生死相依，永不分离！即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是不会灭亡的。这就是美国的发展模式的坚实政治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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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美国的发展模式，必须研究美国开国三杰的思想和对人生价值的体识。在此我们单以本杰明.富兰克林为例。据《美国的缔造者》记载，富兰克林，1706--1790，18世纪美国的实业家，科学家，思想家和外交家，资本主义精神最完美的代表。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他特别重视教育，创办图书馆，组织和创立多个协会，都是为了提高各阶层的文化素质。他一生最真实的写照是他自己所说过的一句名言：“诚实和勤勉，应该成为你永久的伴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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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特别注意富兰克林一生的角色转换：实业家，科学家和思想家，政治家。这三种角色是并列的，并没有尊卑之分。其实这也是美国模式的最大特色。即在美国实业家，科学家和思想家，政治家各有其人生价值的体认系统，并非政治家唯我独尊。这便是美国企业家精神旺盛不衰，科学创新力勃兴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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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正常的社会，人生价值是多元的，即名、利、权各成体系。这样就能避免社会成员人生追求的一致性，避免了独木桥的挤拥。即政治家有政治家的人生价值，教授有教授的人生价值，各行各业的成员都有独自的人生价值。那么这个社会是动态有序的，即一种长治久安的社会结构。如果一个社会是官本位级层社会的，名和利归统于权力之上。社会成员的人生价值由权力系统赋值，离开权力系统的认可，社会成员的人生价值也失去了意义。因此，社会成员中有选择能力的都拥挤在追求权力的独木桥上，激化了社会矛盾和权力博弈。
　　　　
　　总而言之，美国的发展模式有三宝：稳定的政治、社会结构，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勃兴的创新创造力。三位一体，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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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稳定的政治、社会结构，上文已有论述。在此只补充一点。美国是一个动态有序的社会，即从社会底层向社会上层上升是有路径的。在公平的教育系统下，只要凭先天的智力和后天的努力，美国穷人的孩子是有机会改变命运的，这是一个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大标志。详细的论述请见笔者的 《苏联兴亡，兼论权力和资本、民主与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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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定的政治、社会结构必是社会各阶层共同博弈的纳什均衡。这又必然建立在公平正义之上，也需要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信仰。如果实行文化专政和人为的族群割裂，那么便事与愿违。
　　　　
　　至于勃兴的创新创造力。笔者已在《中国离诺贝尔奖有多远》中进行了?讨。总的来说，这根生于西方的文化和信仰。这也使美国成为当代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并确保了其强大的科学实力和军事实力，抢占国际产业链上微笑曲线的两端，致使其他的国家和民族无法望其背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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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美国企业强大的国际竞争力，正是美国发展模式的生命力所在。其中的原因不外乎如下几方面：一方面，政治服务于工商业：在内政上确保社会公平正义，消减社会矛盾，服务于工商业；而美国的外交政策的最终目的也是为其跨国公司和国内企业服务的。另一方面，勃兴的创新创造力确保了其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最后，旺盛不衰的企业家精神是更重要的因素。
　　
　　下面我们听听美国人怎么说，从而印证我们的论述。《美国世纪--一个超级大国的崛起与兴盛》认为超级大国的力量源泉在于其跨国公司。书中写道，这是美国跨国公司（即总部设在美国，但在许多外国生产产品而且往往建立子公司的公司）在外国掀起三次这类的浪潮。第一次开始于内战后，当时一些具有高度竞争力的公司，如美孚石油公司建立了海外业务。第二次，出现在1950年代，当时重建欧洲吸引在诸如汽车（通用汽车公司为首）和化学（杜邦公司为首）等基础工业部门占统治地位的许多美国公司。第三次浪潮与前两次不同。首先，它的主要形式不是制造业和原料加工，而是新技术（如计算机）、服务（保险或会计结算）和零售。虽然第三次浪潮的主体是资本转移而不是产品交换，但产品贸易仍然重要，政治领导人力图通过成立新的地区组织以跟上这场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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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美国之所以能崛起为一个超级大国，有方方面面的原因。但我们认为上述这些是可复制的，也是本质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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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正兴起一种新思潮：问苍生，不问主义(长文连载)          中国正兴起一种新思潮：问苍生，不问主义
中华文明已有几千年历史了，足够令炎黄子孙引以为荣为傲。回顾历史，追寻古人的足迹，自然会有这样之问：哪是中华民族最辉煌的时期？也许有人认为非盛唐莫属。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正确的答案。唐朝的确曾创造了人类辉煌，足以比美当代的美国。但确切地说，唐朝只结出了中华文明之果，并非种下了因。其实，具有奠基意义的时期却是战火遍地的时代，春秋战国时代。那正是百家争鸣的时代，思想巨星应运而生，现世争辉。就在那一时代，创生了中华文明之源，甚至人类文明之源：两大思想体系，即儒家和道家。而春秋战国时代却是灾难深重的时代，生灵涂炭，人不如狗。换言之，那一时代的先民为中华文明创生，负出了惨重的代价。这一事实也证明伟大的思想必须在极大的孤独和痛苦中创生，必然不会在安乐富贵中产生。
笔者说这些，无非想说明，世界有阳必有阴，有巨大成就，必有相应巨大的付出。因此权利名一人体化不合天理天道。纵观人类历史，在当权者中从来没产生过伟大的思想家。因此权力必须归位，学术也应当归位。实际上，当权者凭立德立功足以成就伟大人生，大实不应舍本逐末，贪求赢者通吃。
人类文明胎生于两大机制：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没有约束机制，人类行为会兽化，而没有激励机制就失掉了人类文明再生的载体。实际上，名是天下最大的公器，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内生机制的载体。详细的论证见笔者的《孔子人性论、君子人格及一种人类文明发展的内生机制》（有兴趣请搜索石立刚）。
放眼当今中国，正处于各种矛盾的激化期，即处于《周易》的《末济》的时局中。详细的论证见笔者的《新一届领导人，天赋大任》。有人说，之所以出现这些矛盾，由于理论不足。显然这是大实话。但纵观世界历史，任何伟人事功，都未曾借用不同朝代的人才。其实，在社会科学中，任何真理都有其特定时空。即昨天有昨天的真理，今天也有今天的真理；美国有美国的真理，中国也有中国的真理。汇聚当今中国十多亿国民的才智就成了当今中国的真理。
当然不可否认，当今中国是开明有为的中国，新一届领导人也众望所归。在此只奉上我的诤言：人生苦短，百年易逝；在位精英要珍视自己将在历史中的定位，人生最高境界是立德立功，这才是万世不朽的功业所在，其他都是浮云；而人才是事业之本，因此必须放开言论，让人民言论自由、学术自由，才能英才辈出，共成伟业。因此笔者希望中国仿效春秋战国时代，促成百家争鸣，放飞人才，放飞思想。从而溶汇十多亿国民的才智，为中华重构两大机制，这才是最高的政治谋略。否则，无法政通人和，为中华开太平；否则，无法培育中华民族的创新创造力，从而无法和西方抗衡，难以立足于民族之林。
以上所述，只是本文一个引子，好戏还未开场。下文将论述：这一思潮产生的时代背景；基本假设和理论；和其他主要思潮的区别和承起；具体主张。
[此贴已经被作者于 2012/12/24 12:38:30 编辑过]
                        

haoma1

一、社会现实背景
这种新思潮近年才形成，根生于中国形成于中国，并非泊来货。我们形象地称之为：只问苍生，不问主义。也有人觉得可称之为民生主义，当然比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有更宽广的蕴含。而在其兴起的过程中，笔者就是当事人，也是催生者。回想往事，2009年我发表了一篇文章：《谁愚弄了中国》，引起国人共鸣和反思，最终终结了在中国占主流地位多年的GDP主义，也宣告民生主义走上了历史舞台。我们关注的焦点是人，即人民、国人；认为人生价值有二个维度：物质价值和非物质价值，人类文明建基于人类对这两维价值的追求之上，社会秩序由这两维价值达到某种均衡而形成。我们崇尚公平正义，即我们先贤所谓的天道天理。何谓天道天理，实际上有两层含义：一、天覆地载，养育众生，成功不居，周而复始；二、天道好均，雨露均沾，阳光普照。并认为一切制度的构设必须以公平正义为原则，也即公平正义是一切合法性的充要条件。
当然，任何思潮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必有其深厚的社会现实基础。并且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思潮必具有如下的要素：一、是社会现实的必然产物；二、反映时代潮流；三、顺应民心民意；四、能医治时弊，化解社会矛盾。显然我们的新思潮正是如此，完全是应运而生的，并非任何人臆告出来的。我们先研究目前中国的社会现实。
先看经济领域，中国经济已经经历了30多年的高增长，成就有目共睹。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缺失由创新驱动的内生动力，从目前看来，现在的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并且分配不公已经极度尖锐化，有最新研究成果表明，中国基尼系数已达0.6，世界绝无仅有，将有爆煲的危险。
从博弈论看来，如果某种分配格局是社会成员之间在自由、自愿、公平、公正下博弈的结果，那么这种分配格局便是一个纳什均衡。即这种分配格局是合法合理的，可持续的。那么30年来，我国的分配格局是一个纳什均衡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即在探讨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之前，我们先来分析30年来最获益的集团和阶层，我们认为最得益的集团和阶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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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今最大既得利益者首先是文化艺术学术界的名人大腕，他们正是当今体制下名利双收的人物。如经济学家大腕等等。
2，外商是最受益的集团之一。一方面，剥削农民工，当然我国农民工资有其供给的原因，并非外商刻意所为。另一方面，低价占用国家资源，比如低价占用土地。当然他们并非能单独占有这一巨大的收益，而必须和权力集团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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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能和腐败并生共存。原因并不隐晦曲折。因为生产集团和权力集团狼狈为奸，无偿占有国家资源。即生产集团为寻租者，而权力集团为受贿者。但由于这些资源没有明确的产权，并且我国人民有屈服于权威的传统，对独裁和腐败的容忍度令人难以置信。从而不会危及社会稳定，制约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生产集团通过寻租获利巨大，从而降低了生产成本，形成巨大竞争优势，推动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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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房地产开发商和工程建筑商形成的集团也是最大获益者之一。我国人口众多，房地产用地非常稀缺，而对房屋的刚性需求却很大。在房地产商握有定价权的情况下，购房者很容易成为被掠夺者，变成房奴，一生都为开发商打工。近几年房价不断攀升，便是有力的证据。当然这块鲜嫩的肥肉他们无法独吞。其实他们也靠依附腐朽的权力，才获入门票。他们背后存在着强大的分赃者，即握有土地审批权的权力集团。
4、国有垄断企业的高管，特别是金融企业的高层人员和有关的监督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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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真正的最大受益者是腐朽的权力集团和权力资本。有一位学者何清涟女士在90年代出版了一本《现代化的陷阱——当代的中国经济社会问题》的书，对有关问题作了详尽的研究。有兴趣的读者可查阅。在此不再深入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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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这种分配格局简直弱肉强食，没有公平、公正可言，必非社会成员之间自愿选择的结果，不会是一种纳什均衡。如果有一天积怨被点燃，一切都会被焚毁。
而从全社会角度来看，总的结论是溃败。何谓社会溃败？溃败和健康是相对立的概念，健康的反面就是溃败，即道德丧失，行为失范。具体来说，社会溃败包括，平民溃败，权力溃败和知识分子溃败。
　　
平民溃败可见诸于发生于我们身边的，丧尽天良的兽化事件，诸如，黑砖窑、地沟油、毒奶粉事件等等，还有风传的，耸人听闻的人肉胶囊事件。
　　
至于权力腐败，正是国人关注的焦点。民怨为之沸腾，政府的权威诚信也因之扫地。改革开放30多年来贪污腐败不断在滋生漫延，不断升级。有学者认为已经演进到“三化”状态，即复杂化、隐蔽化、智能化。可见我们依然处在中国几千年的大循环之中，即腐败——革命——再腐败。
　　
更为甚者，学术腐败，精神沉沦。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学者疾呼：“当今学术腐败五光十色，如趋炎附世风，拼抢名位风，空头主编风，剽窃风，浮躁风，吹牛等，愈演愈烈。”更有甚者，在研究生招生中，存在万恶的潜规则：学权交易，学钱交易，学色交易。
　　
本来，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背骨。在任何社会，知识体系都是正义力量，是良知和崇高的守护神。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几千年的历史中，都是最有担当的群体。中国知识分子的君子人格正是中华民族之魂的化身，维系着中华文明不断发展。但今天在崇尚权力、金钱和肉欲之风的涤荡下，知识界已乌烟瘴气，支撑社会的栋樑坍塌了。中国当前的最大危机莫过于此。
　　        

欣欣

而目前我国思想界更是九龙治水，复杂纷纭。总的来说各种思潮激荡。在此我们只研究最有影响力的两种思潮，揭示他们的本质。即新老左派，和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源自西方，是洎来货，根植于西方文化的政治文明之中。西方文化的基本信仰是，在天父之下，人人平等，人人皆兄弟。也即天赋人权，人人平等。可见自由是一种以不妨碍他人自由为基础的自由。精髓是公平正义。如果脱漏了公平正义，就失去了灵魂。当前中国最活跃最有影响力的思潮却以新自由主义的形式出现。新自由主义依靠现代经济理论建立自己的话语霸权。总的来说，新自由主义主张：自由市场，自由贸易，解除金融管制，效率优先，效用最大化，利润最大化最大化，私有化，反对国家干预，以及认同全球化的反民族主义的国际主义。
改革开放30多年中的后20多年，引领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正是新自由主义派系人物，都以经济学家面目出现。中国改革演进到今日，已经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深层次矛盾不断激化。而新自由主义者却缺乏应对这些问题和矛盾的策略，已显黔驴技穷。目前新自由主义者已经演变成为改革而改革了，即改革已经成了一种信仰了。
本来政治的灵魂是公平正义。即合法的政府的一切政策措施都必须以苍生为念，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随民心民意而变，变即通，通即久。如果抱定一个本本，一种主义，无顾苍生与民意，不知变易，必定碰壁，走投无路。
而中国左派也是一个有强大影响力的派系。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它一直作为市场改革的对立物出现。国内曾有学者把有关改革的争论归纳为三次思想交锋。左派在这三次交锋中都是两大主角之一。
左派的构成较为复杂，有学者划分为老左派和新左派。这种划分是合理的。就老左派来说，一般可以认为是研究主义化马克思理论的学者和权威，有辉煌的过去，曾拥有权力的荣誉。他们坚持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理论。刘国光教授在《刘国光旋风实录》中表达得很清楚：“自然科学没有意识形态和国界的问题。但社会科学不同，它反映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不可能脱离不同阶级，不同社会集团对于历史，对于制度，对于经济问题的不同看法和观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点也不讳言意识形态的问题。”
显然，他们主张恢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统治和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即崇尚斯大林式的政治统治。虽然他们喜欢使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概念来进行叙事和分析判断。但这仅仅当作道具来运用而矣，是不关涉实际问题的。在他们的文章里不会出现有关农民工和广大农村贱民的叙事和诉求，没有民生的艰难，只有大量的从故纸堆里翻来的马克思等关于几百年前欧洲无产阶级的生活例证。何以如此，不堪言说，只能意会了。
行文至此，记得曾读过一篇英文，描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欧洲某处一个有百年营运历史的火车站被拆除了，而一群世代生活于此的鸽子却依恋不去。在拆除中，每当工人开动风钻发出响声和震动时，这群鸽子便不期而至，在上空盘旋，似乎在寻找火车进站的声韵。这曾经是它们昔日的食物之源。可见人类和动物都有追寻过去美好时光的本能。
至于新左派，那就不能小觑了。打开乌有之乡网站，他们的企求、斗争目标、和斗争方略便可一目了然。他们塑造一个假想的敌人-新自由主义的党、政、军代言人，攻击他们为汉奸卖国贼；并集中火力攻击现在社会的贪污腐败，贫富极大分化等问题。这正好揉着中国人民心中的痛处，可谓，一石激起千重浪，一呼百应，从者如云。还有他们一直以毛泽东为旗帜，既是合法的，又能唤起人们对毛泽东时代的记忆。在谋略上说，就是借尸还魂，威力很大。从网上有大批被贬为愤青者，便是铁证。
然而国人谈起新左派，只关注汪晖和崔之元等。书生议政，无足为虑。况且他们立论之偏是有目共睹的。就拿汪晖来说，他不过照搬硬套当代西方左派在全球化条件下，对现在资本主义文明进行批判所建立的理论。他对我国社会的洞察力是有限的，没有政治能量。
人们却忽略一个要紧的人物，王小东，1955年12月生，著名学者，当代民族主义代表人物，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民族主义旗手。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京工业大学经济管理硕士 。
他是《中国可以说不》和《中国不高兴》等书的作者。这些书有很大的震撼力，曾令中国轰动。可见他读懂了中国人民的心里，有很高明的洞察力，和政治张力。其实，他一直高举民族爱国主义的大旗，这恰恰招唤着中华民族之魂。中国人民的族群认同感，举世独有。我们有很深的家庭、家族观念，老乡观念，姓氏种族观念。这正是中国特有的政治资源。
在强国论坛上曾有一篇文章提出这一问题：为什么中国左右派势不两立？引起我的深思。众所周知，在欧美的经济学中也存在着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两大学派，但并非势不两立，而是相互相依的。每开派都从另一派中吸收学养，和平相处。
　　
其实，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弄清楚中国左右派的本质。它们是纯学术之争吗？未必尽然，而是以学术争论的形式出现而矣！实际上，中国左右派之争是政权之争的外化。现在我们来证明此论。
　　
在“刘国光经济学新论研讨会”上，即关于刘国光的《刘国光谈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的研讨会上，左大培说：“我们必须强调领导权的问题，这是刘国光院长的文章的要害。刘院长过去很和平，现在被逼的，我们要多考虑领导权的问题。”显然这是左派的要求和主张。
　　
而刘吉在上书中央中说：仅我所见就有3个知名出版社及时出了三个版本的《郎旋风》，并有著名的左派人士写序吹捧。要中央警惕，并建议中央要重申邓小平“要警惕右，但主要防左”的教导，这是中央手中的“一把刀”，决不能丢。（见马国川《大碰撞——中国改革纪事》）此中的“一把刀”甚吓人，令人想起血腥！
　　
董辅祁曾发表《在理论研究上也要尊守“守身为大”》。看这个题目，我原以为是要理论研究者，以苍生为念，铁肩担道义，铁笔著文章。然而他却说：“我国的改革经历了曲折的道路，改革与保守或反对改革的斗争异常激烈，每前进一步都有斗争，有时甚至转变成政治斗争，理论工作者是否敢干坚持真理，坚持改革的方向就是坚持学术节操的考验。”显然此文之意是为改革而改革，是不必问苍生的。
　　
        

方君瑛

敬请各位批评指正。        

小胖子

　　二、基本假设和理论
　　任何有影响力的思潮，都有自成一统的理论。而社会科学的理论都建立于特定的假设之上，因此这些理论能否有生命力，成为真理，取决于它们或显现或隐含的假设能否成立。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不同，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有更大的恒久性；而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类和人类行为，人类是万物之灵，其行为的本质特性是趋利避害，不断变易，因此社会科学没有永恒的真理。我们先哲创造一门伟大的学问《周易》，其核心思想就是变易，在变易中洞察人类社会的本质，揭示社会盛衰的规律，人生际遇变化的固有特性，从而揭示出怎样才能构创人类社会秩序，促使人类和谐共处。虽然中国学术界崇尚西方学说，当然西方学术门派林立，但任何西方社会科学学说都无法企及《周易》的大智慧。不可否认，在自然科学上，我们落后于西方。但在社会科学上，中华民族自创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世界称之为东方智慧；和西方社会科学体系相比，可在伯仲间，亦可相容互补。因此理论研究首要的问题是构设自己的有阐释力的假设。当然我们的思潮也不例外，即我们的理论包含如下的假设：
　　假设一，人生价值两维性：物质价值和非物质价值。
　　此假设根生于人的本质特性。总的来说，人的本质有二维特征。即经济人或权力人，文化人或宗教人。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易于理解。而文化人，宗教人和权力人是我们新引入的概念，恐怕需要进一步说明。众所周知，在中华历史中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即具有高尚人格的君子层出不穷。这一事实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无法解释。而在儒家文化中，君子由教化而生，由养浩然之气而成，并且认为君子人格是人生最高价值所在。这就是文化人的含义了，即追求蕴含于文化中的人生价值。
　　至于宗教人，在中华文明中似乎难于理解。而在西方，那种同教为兄弟，不然为异教徙的观念，那种对异教徙心恶痛绝的意识，现在还可寻可见。当代恐怖主义有深厚的宗教土壤，恐怖分子的狂热行为，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无法解释。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因果关系已由马克斯.韦伯证明了。我们在《诺贝尔奖离中国有多远》中也证明了西方创新力勃兴的根源在于基督教精神。诸如此类，足已证明宗教人的事实。
　　如果要给权力人下一个定义，就是：以权力为人生的最高价值，以增进权力和潜在的影响力为终极目标，深谙权谋政略，等等。
　　可见经济人和权力人，只揭示人性自私自利的一面。而文化人和宗教人却是人类良知和崇高的载体。虽然文化人和宗教人也是追求人生价值最大化，但初衷出于私，结果成于公，即其行为的最终结果是净化心灵，惠及他人甚至全人类，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发展。
　　假设二，或称之为公理，人类行为固有规律：自然有自然的逻辑，人类行为也自有其理性逻辑。人类理性建立在行动——反应这样的反馈系统基础上，即行动——新的认知，或经验教训——修正行动，这样一个反应系统。趋利避害是人类行为理性的本质。         

方君瑛

　　我们将在这两大假设之上，创建我们的理论。问苍生，是指我们关注的焦点在于国民福祉，最终目标是创造一个繁荣、有序、和谐的中国，为国民提供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以便有利于他们实现人生价值最大化的幸福人生。在此说的是价值，并非效用。在本文中人生价值有特定的含义，即人生价值两维性：物质价值和非物质价值。不问主义，是提我们设法增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可选战略集，即一切人类成功的经验都值得学习借鉴，不郁于意识形态。从而杜绝一切以高尚的主义为籍口，而不顾苍生的蠢行恶行。我们必须对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进行反思反省，不能让悲剧重演。
　　显然此中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并非特定的理论所能阐明。其实笔者围绕这一思潮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方位进行解说。（有兴趣，请搜索石立刚）。在此只介召怎样构设社会两大机制：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的相关理论。
　　1、一种人类文明发展的内生机制
　　如果细心研究我国历史就会发现：在中国封建时代，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机制，象在市场经济中存在无形之手的作用一样，其中也存在一种类似的作用机制。即在儒家文化的默化的诱导下，官员为名留青史，立德立功，而廉洁奉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此中隐含一种使自身“效用”最大化的选择，即一种内化的机制。其实在人类非经济领域，包括政治、文化等领域，也存在一种类似于市场经济中“无形之手”的作用机制。即通过个体追求名，追求不朽之私，以致天下大公，促进人类文明极大化。这就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内生机制。详细的论述见笔者的《孔子人性论、君子人格及一种人类文明发展的内生机制》（有兴趣，请搜索石立刚）。显然这一机制的载体是名。
　　当然我们定义的名有丰富的内含，并非平常的称谓。下面我们来解说名的内涵和外延。
　　从名的内含来看，名是一种内生机制的载体，是君子人格的依归，也是中华文明的支承体。名必须由立德、立功、立言所演生。而立德、立功、立言又由社会的文化和价值系统所定义。比如，在儒学中，立德、立功、立言有明确的定义；而在基督文化中也有独特的指称。两者泾渭分明，无法雷同。单就立言而言，在儒家文化中，被定义为为圣贤立言；而在西方，便意味着建言立说，创一家之言。前者的本质是因循守旧，功夫在于解说，不可雷池一步；后者的本质是创新创造，揭示和发现真理。
　　而从名的处延来看，名由仪式、礼义所体现，即名必须包含某种荣耀和声誉。能带来尊荣和敬仰。从这一层意义上说，名又可分为预设之名和内生于文化价值体系之名。
　　所谓预设之名是指由新闻媒体或政府权威所设置所塑造之名。往往能起轰动效应，引起人们的狂热和崇拜。比如文体名星，在媒体的吹捧下，也能一时光芒万丈，但最终黯然而逝。例如，我国曾轰轰烈烈地发起学雷锋运动，但效果如何，不言自明。原因在于雷锋之名由政府权威所预设，并非内生于中华文化之中。这就是说，雷锋没有君子人格力量，无法震撼人们的心灵，无法在人们心中生根。
　　另一方面，名由社会文化和价值系统所孕育，由人类崇高的品性所生发，由人格力量所演生。因此这种名能在人们心灵中建碑、立传。即这种名所带来的名誉和敬仰发自人们内心，由然而生，原生原发。比如当代杂交水稻家袁隆平，他所建立的功业宏大无比，泽被全人类。显然，袁老既大仁又大智。虽然袁老的事迹没被大力宣扬，但无论是谁，对袁老的敬仰之情由然而生，涌地心底。
　　可见，既有可预设之名，又有根生于社会文化和价值体系之名。前者虽然能引起一时的轰动效应，但时效性不长。后者虽然能永生不灭，但要产生更大的激励作用，又必须由媒体、政府权威加以宣扬，必须有适宜的载体。因此如果说学雷锋运动过火了，那么我们可以断言对袁老等对人类作出贡献的科学家的颂扬却远远不够。
　　总之，名应该有如下的特性：
　　1、名为天下的公器，担负着引领天下从善，极大地增进人类文明和福利的重负。即最高荣耀和光荣只应属于立德、立功、立言的人。当然立德、立功、立言的内涵必须不断地赋予时代精神。当今时代创新创造是竞争和生存的法宝。因此创新创造应该是名的坚实载体，从而名能激励人们从善，追求高尚人生，而不是追求畜性人生。
　　2、名有极大的激励作用。一切崇高伟大事业都必须艰苦奋斗，没有激励的驱动力不行。因此名应该致公致纯，具有极高尚的品格和圣洁性，不容丝毫的虚假，必须名符其实。
　　3、名应该是世上最昂贵的公器，不能被滥用和私授，不能被权力所凌驾。应该让一切欺世盗名者，身败名裂。
        

ha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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