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兴起一种新思潮：问苍生，不问主义(长文连载)

小七哥

有哪些没有脑子的白痴,愿意当这些太子党们指点江山,挥斥方酋的"苍生"?
这13亿人民到底是某些红色贵族施舍"天威"的"苍生"? 还是拥有合法自然权利和基本人权的"公民"?        

欣欣

三、和其他主要思潮的区别和承起
当然任何有生命力的思潮都不能凭空臆造的，必须是现实的，历史的。这才符合人类行为的本质特征。因此我们的思潮对当今有影响力的思潮进行了一分为二的分析，扬弃不合理的成份，而吸收合乎天理天道的成份。
首先我们要实事求事地对待马克思。目前有两种绝然不同的态度：完全肯定，认为其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或完全否定，完全抹杀。其实马克思理论既有真理的内核，也有不合时宜之处。不竟马克思对人类历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笔者认为，马克思理论有不朽的内核，不管人们是否承认这一点。单凭如下几点，足以证明马克思不朽。
　　
其一，马克思是人类正义之魂，是人类良知的化身。他的视角和立论的基点始终是广大的弱势群体。在劳资之间的博弈中，始终为广大人民所思所谋。因此其理论有强大的正义力量。如果一个社会无视最广大的劳动人民的利益，其正义性都值得怀疑。
　　
其二，马克思《资本论》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必然相对过剩的规律。从而促使资本主义社会开启了改良之路。众所周知，凯恩斯理论的立论基础是有效需求不足的假设。虽然他否认师承马克思，但明眼人都知道，这是对同一事实的两种表述而已。马克思才是真正的发明人。因此我们可以断言：现在西方的全民福利制度，归功于马克思的智慧和示警。
　　
其三，虽然马克思从劳动价值论推导出资本家对工人掠夺。由于人们对劳动价值论的看法有分歧，致使对这一结论产生怀疑。但如果我们把劳资之间的关系置于博弈论中研究，也可以得出资本家容易对工人进行掠夺的结论。因为在这一博弈中，资方拥有绝对的优势。我们都知道，在谈判中，耐心是决胜的要素之一。而在这一博弈中，由于劳工受生计所逼迫，是不能有耐心的。而且资方还有机器替代劳力等威胁策略。从而容易迫使劳工就范。从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可知，马克思这一结论击中了资本主义的命门，使其警醒，并筹措应对策略——为劳资双方构设了讨价还价的社会制度平台，如工会、民主政制等等。资本主义也因之而改良。
当然在马克思理论中也有其视角的盲点，从他对资本主义命运的预测便可证明。我们知道，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很悲观的预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但事实并不能证明马克思是正确的。我们认为原因正如如下所述。
首先，因为，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是万物之灵的人类。人类能从过去的经验中和新的认知中，修正和改进自己的行为。因此社会科学不象自然科学那样存在永恒的定律。经济学有一个著名的失效定律。即当某一种经济现象被归纳和总结成定律之后，这一定理便失效了。原因在于人类行为能自我修正。总之，社会科学没有永恒的真理，只有理性的良知才是永恒的。因此这一预测本身就是不可预测的。
其次，当代组织学理论告诉我们：一个有生命力的组织或社会必须满足三大条件：理性相容条件，约束条件和激励条件。理性相容条件是指这一组织或社会中的成员在这一组织或社会中所能寻求的福利或利益至少不低于其替代组织或社会所能赋予的。约束条件即是确保这个组织或社会公平正义的约束机制。激励条件是激励这个组织或社会自生和发展的机制。而马克思的预测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并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事实证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并非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经济基础无法构筑这三大条件。相反，这三大条件由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系统架构。文化更是基本的决定力量。我们已经证明西方勃兴的创新创造力正源于其特有的文化和信仰。请见笔者的《中国离诺贝尔奖有多远》（请搜索石立刚）。
总之，马克思忽略了西方社会具有强大的创新创造力和民主政体。
再次，在马克思的眼里，资本主义中劳资之间的博弈纯粹是零和博弈，是你死我活的，世不两立的。但现在西方社会稳定的现实告诉我们，似乎这一博弈并非固化的零和博弈。相反，可以改良为有纳什均衡的非零和博弈。这更加符合历史现实。
最后，西方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科技、金融和夸国公司，在世界分工中处于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瓜分了世界新创造的价值的绝大部分。而西方的工人也参与了这一分脏。所以马克思以世界性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无法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
总之，马克思也是人，受自身的智力和时代限制。因此继承了马克思公平正义的内核，而扬弃其阶级斗争理论和唯物史观。
        

哈哈呀

有哪些没有脑子的白痴,愿意当这些太子党们指点江山,挥斥方酋的"苍生"?
这13亿人民到底是某些红色贵族施舍"天威"的"苍生"? 还是拥有合法自然权利和基本人权的"公民"?你并未读懂我的文章，狗才乱吠。        

qiyi

　　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只注重物的作用，即注重经济基础，并提升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而忽略文化的作用。其实文化系统才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原动力。对于这一论题，笔者已在《孔子人性论、君子人格及一种人类文明发展的内生机制》中进行详尽的论述。
　　
　　简而言之，文化既是人类文明的载体，其本身也是人类文明的一部份。任何社会理论和社会制度都必须与文化环境相容，由文化体系支撑，而不是相反。具体上，文化陶冶人们性情，培养高尚情操，起教作用。文化也有有娱乐大众的功用。更为重要的，文化能拓扩人生价值，即创造人类的非物质性人生价值。从而能消弥人类在物质领域的争夺，有稳定社会的功用。
　　
　　而文化自身的发展完全依凭人类个体智力的创新创造性活动。文化就是人类智力的积累和合加。文化是不能批量生产的，也并非在权力的强制下，可以生成。相反，在权力铁壁之上，灵感不生，智慧之花不发。
        

453139594

我们的思想主要源自中华文化，东方智慧。当然也吸收了不同思潮的合乎天理人性的思想内核，即注入时代元素。但当今中国还存在一股强大的反中华传统文化的意识形态力量。何以至此，其中的原因并不复杂。众所周知，既得利益是当下中国最有解释力，也是最热的概念。显然意识形态领域也存在既得利益者。那么谁又是此中的既得利益者？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成执政党。中国革命成功主要靠两大杆子，即枪杆子和笔杆子。也就是说，在中国慢长的革命中，培养了大批的革命理论家，而革命成功为他们赢得了荣誉，也树立了威信威望，成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既得利益者。但今天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了执政党。显然革命的角色和执政党的角色绝然不同，革命功在于破，而执政首先要建立社会秩序，并要致力于维持其有效运行。若从思想的特质上看，革命思想激进，而建国的思想要理性保守。可见由于党的角色成功转换了，相应地过去革命性思想也失去了存在的社会现实基础，已经不合时宜了，成了社会进步的阻力。因此领导思想更新势在必行。但此中也意味着曾有的荣誉和权威的失落，危及一些人的切身利益。如果这些人还身居意识形态领域的高位，必然不会拱手相让。因此我们不能忽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既得利益者。不可否认当下中国的左派大多数来自与马克思主义教育或研究等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而自由主义者大多相应地来自西方经济学或相关领域的学者。我们必须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中来关注这些问题。
当今中华文化受到来自革命思潮和西化思潮和强烈冲击。事实上目前指导中国实践的主导思想非中华固有的智慧。而中国正处于各种矛盾的激化期，我们不能不进行全面而深刻的反思。必须在思想领域反思。显然，我们首先要对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思。当然本文的反思是在特定角度之上进行反思，不是全面的反思，而是有选择的反思 。从某种意义上说，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产物：知识分子人格异化 政治化。
要明白这一异化过程，首先要弄明白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但要全面论述，纤毫毕现，并非易事。在此只能简捷扼要。我们从两条脉络追寻。一者，不合作的出世主义，其理论和信仰是老子和庄子学说。代表人物谱系中，除了老子和庄子之外，有晋代的稽康等竹林七子等等。
　　
　　二者，积极抗争的入世主义。此派虽源远流长，其理论是儒家学说。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有：春秋战国时代的董狐（据《东周列国志》记载：一日赵盾步至史馆，见太史董狐，索简观之，董狐将史简呈上，赵盾见简上写明：“秋七月乙丑，赵盾弑其君于桃园。”赵盾大惊曰：“太史误矣！犹可改乎？”狐曰：“是是非非，号为信史。吾头可断，此简不可改也。”），宋代的文天祥，明代的方孝儒、海瑞，近代的康有为等等。
　　
　　这些中华民族精英，以其光辉人格铸造了中华之魂。中华文明也因之而继往开来，永生不灭。然而这种独立于权力系统的伟大人格，经过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洗礼，现已荡然无存了。下文将追寻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历程，揭示知识分子人格异化的事实。
　　
　　五四运动，似乎是新文化运动的继续，以民主和科学为口号，也得到不少知识分子颂扬。汪晖以激昂的笔调写道：“五四时代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不啻是一个辉煌的梦想，一段不能忘怀的追忆。它意味着思想的自由，人性的解放，理性的复归，永恒正义为为时已晚却匆匆而去的来临。”
　　
　　但是，如果我们替心思索，在这些令人不得要领的赞美之词背后的事实正是：五四运动其实是一个救亡的政治运动。在当时的时局下，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注定了五四运动更多的是激情，欠缺的是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更多的是外来的主义，欠缺的是创新创造。在五四运动所产生的精英身上，人们能追寻的只有信仰和主义，没有厚重的创造性学术，和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巨星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在当时，也有有识之士意识到这一问题。胡适曾大声疾呼：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但受时局所限，这种声音是另类的，不断式微。实际的结果是：各种思潮相激荡，最终苏联式的共产主义成了主流。
　　总之，五四运动之功在于破，而立者寥寥。伴随着打倒孔家店和彻底否定中华传统文化，也彻底嶊毁了知识分子的君子人格；并为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打开大门，也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伏笔。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异化，即政治化，可以说从五四运动开端，到文化大革命便大功告成。
　　
　　如果说五四运动的初衷是纯正的，那么对文化大革命来说，就费思量了。李泽厚的观点最有代表性。他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写道：“把文化大革命的动机简单归结为少数野心家的阴谋或上层最高领导的争权，是肤浅而不合实际的。就这场革命的发动者，领导者毛泽东来说，既有追求新人新世界的理想主义一面，又有重新分配权力的政治斗争的一面。”
　　
　　因为追求新人新世界的理想，所以以新人新世界的理想改造知识分子的思想，彻底嶊毁知识分子传统人格，便有合理的逻辑。在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条件下，就要求国人无条件地服从，不允许存在独立的思想，更不能有独立的人格。
　　
　　总之，经历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中国知识分子彻底被改造了。“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成了古老时空发生的美丽故事。“为天地立心，为苍生立命”不如自私自利。权力、金钱、肉欲，样样使人砰然心动，称心如意。这就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和君子人格大相径庭。虽然目前各种思潮激荡，但纯粹是信仰和主义之争，丝毫没有学术的成分，也没有多少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的内含。古代流行“不问苍生，问鬼神。”而今天却是“不问苍生，问主义。”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下，中华民族复兴无望。伟大的事业，必有伟大的心灵。
        

qiyi

问苍生，不问主义        

gaogao

没有大批人才，中华民族复兴无望。        

xiexun

待续        

哈哈呀

民主与权威
        

gaogao

对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反思，绕不开对这两个时期的著名人物进行再评价，特别是五四时期的著名人物，他们今天还有深远的影响力。目前民间悄悄地开展了这一艰难的工作，但官方还在坚守着。从目前的实际情形来看，评价虽然很多，但总可归结为两类：或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这也是当下国人所固有的思维，总是以一个维度，从一个极端看世界，认为非此即彼，非黑即白；认为统一世界可绝然分为两个世界，即唯物世界和唯心世界。其实，在人类世界中心和物是不可分割的，有阴便有阳，心物一体，人生中有物质价值，也有非物质价值。但我们硬要说唯物主义才是科学的，并以此指导社会实践，结果在短短的几十年间，中国从礼义之邦变为没有信仰的国度。面对今天中国的社会困局，我们不能不反思、警醒了。
可见，此中的关键问题在于，要有一个公允的，各方都认可的评价标准。不然，就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样努力作出任何评价都徒劳无功。众所周知，思想的影响不会受地域所限，而从时间维度来看，其影响力也直到被证伪才终结。因此研究评价标准，构设有效的评价标准，是进行评价的先决条件。我们也进行了尝试，认为一个公允的评价标准必须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在时间维度上看，分为三大时期，即过去时、现在时、和将来时。在过去时中，我们考察所要评价的思想和思想家和其时代以往的主流思想的关系。在现在时中，研究其对当时社会运动的影响。而在将来时中，研究其后继影响。
其二、我们以中华民族这一整体为视觉，即以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为标准，不再以阶级为标准。显然，我们研究聚焦于两大方面，即研究这一思想是否有利于构建有效的社会秩序，和是否能为建造人类文明发展的激励机制提供智力。革命不是人类社会的常态，和平建设才是人类社会的常态。革命打碎旧的社会秩序后，必然要建设一个更理想的新秩序，不然便陷入不断革命的万劫不复之中。因此我们并不把革命思想当作终端标准。
其三、我们必须考察这一思想的纯理论价值，即在理论上是否成体系，自完其说，成为不能被证伪的真理，或者理论研究提供新的范式和工具，从而增进人类智慧。
按上述的标准我们不难对五四时代的大师进行公允的评价了，读者不妨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