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张卓元：多数官员抵制征收房产税

小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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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力剝削”比“资本剝削”更残酷
                    于成玉


     近些年中国社会所呈现出的诸多现实说明，腐败分子，其实就是“权力剥削者”（以下简称为“权剥家”）。而这里所说的“权力剥削”的内涵，系指社会上一部分人，虽然没有产业资本与科学技术及特殊技能，但仅凭自己手中所拥有的政治权力，在缺乏有效监督的社会背景下，就能无偿地占有或挥霍老百姓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包括劳务和服务）的行为的过程。“权力剝削”（以下简称“权剝”）与“资本剝削”（以下简称“资剥”）相比，毫不逊色，其厉害程度恐怕则有过之无不及。谓予不信，且看以下事实及分析。

      据悉，检察机关从原柳州公安局副局长梅柳城家中搜索出的财物价值超过8位数，清单上一片珠光宝气：金锭13块，金牛、金鼠各一只；金项链、宝石、翡翠上百件；劳力士、梅花等名贵手表15块；进口小轿车3部……这是九年前媒体所披露出来的活生生的事实。而2003年媒体又揭露出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受贿索贿的事实，主要在1997年以后，涉案总数额达９９７万元，截至2001年4月被纪委“双规”，共 计1560天，平均每天收受6000多元。更有甚者，如2004年媒体披露出来的原河北省外经贸厅副厅长、省机电办主任李友灿，作案时间并不长，但却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4744万余元，创造了一个“全国纪录”。据说 “每次申报汽车配额”他“都受贿”，最多的一次竟达1640万元，最少的一次也达300万元。平均日“进”5万多元。然而，当年诸如像梅柳城、王怀忠、李友灿这些创造“权剝”的“全国纪录”的最出名的“权剝家”，比起不久前落马的原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和原中国石化董事长陈同海来，可谓是“小巫见大巫”了。据报道，文强于1992年从巴县调到重庆做公安局副局长，那时，他的兜里只有35万元现金，而他的妻子周晓亚，身家不过2万人民币加2万元美金。18年后的今天，检察机关给他们算出的家产是3000余万元，涨了一百倍。（《黑龙江晨报》2010年2月6日） 而2010年3月30日上午，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王益在北京市一中院出庭受审，检方指控其受贿1190多万元，王益供出曾豪掷200多万为央视美女主播刘芳菲购房。（中新网2010年3月30日电）据官方媒体报道，前不久被判死缓的刘志军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460万余元。”（人民网北京7月8日电），而正在济南受审的薄熙来“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贪污公款，数额巨大”（新华社济南7月25日电）。西谚云：培养一个贵族，要三代人的时间。上述事实显示，在当下中国，培养出一个“权剥家” ，只需几年或十几年时间则足夠矣。

   上述“权剝家”除了极小数如王益分布在国企等垄断行业外，其余绝大部份都分布在党政机关拥有控制社会资源的权力部门。而党政机关一不开工厂，二不做买卖，三不搞科研，它是靠国家批准的行政经费来进行运作的，靠国家控制的工资总额来支付工资的。这就决定了在允许一部分中国人先富起来的队伍里，党政机关干部必然居于“冠军”之后。然而，现实社会中，像上述梅柳城、王怀忠、李友灿、文强和陈同海等握有政治权力者，既没有企业家的艰苦奋斗和较长时间的“原始积累”；也没有如居里夫妇的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的超人智慧，更没有如姚明那样特殊的技能绝活，便在短短时间内，忽成巨富，凭借的是什么呢？很显然，凭借的是他们手中所拥有的控制社会资源（包括人力资源）的政治权力。这个并非资本的政治权力，在缺乏有效监督的社会背景下，就变成了能够无偿占有老百姓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包括劳务和服务）的特殊资本，使“权剥”成为社会现实。

   近几年媒体所曝光的陈希同、王宝森、胡建学、李乘龙、戚火贵、陈同庆、邢党婴、刘方仁、李嘉廷、田凤山、潘广田、田凤岐、丛福奎、王钟麓、王怀忠、王雪冰、麦崇楷、文强、文强、陈同海、王益……和刚刚被判刑的刘志军和正在受审的薄熙来这些大贪官，与其说是腐败分子，不如说是“权剥家”更为名副其实。他们巧取豪夺、富得流油、花天酒地、胡作非为……难道说不是“权剥”存在的铁证吗？只是中国的理论家们，缺乏勇气，不愿意也不敢直面这些冷酷的“权剥”的客观现实。因为承认了“权剥”的客观存在，岂不有悖于社会主义“已经消灭了人剥削人”的本义了吗？岂不有悖于共产党成立的初衷了吗？所以，只好在“权剥”“夫生于地，起于青苹之末”之时，便使用“不正之风” 这样轻飘飘的字眼，加以轻描淡写，草草了事。待后来“权剥”发展到“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缘太山之阿，舞于松柏之下。”以致“蹶石伐木，梢杀林莽”之际，又改用“以权谋私”或“腐败”或“既得利益集团”或“权贵集团”这样不痛不痒之词而率尔操觚，论来论去，便万事大吉了。

   其实，仔细想想，无论用“不正之风”也好，用“以权谋私”也好，乃至用“腐败”或“既得利益集团”或“权贵集团”也好，能够概括得了“权剥家”肆无忌惮地掠夺、聚敛、占用、藏匿（据报，爲了存放贪污得来的现金，李友灿还特意花50多万元在北京某花园小区购买了一套不太显眼的房子，用来收藏现金。）、转移境外（据媒体披露，现已有4000多名高官，携500亿美元巨资逃往国外）、穷奢极欲、挥霍国人挥汗如雨所创造出来的社会财富行为（如前文所述陈同海日均挥霍公款4万元）的丑恶本质吗？笔者认为，显然是概括不了。

    历史显示，生活于真正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家”，一般都是严格守法，处处谨小慎微的人。因为他们的财富，一般都是祖上或自己勤奋努力挣来的，一个不小心就会有“闪失”。有时一场官司就会把他们拖垮、弄破产。所以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敢得罪任何人。不仅如此，他们更清楚有许多人嫉妒他们、甚至憎恨他们，所以对于攻击和谩骂，他们从来都不会反扑，而是小心地、小声地为自己辩解。除了要缴纳高额累进所得税之外，他们如美国的比尔·盖茨还要捐助大笔钱来帮助穷人、赞助公益及慈善事业，以向社会表明，他们虽拥有财富，但却并不是为了自己挥霍，而是为了给全社会提供更好的服务，为人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他们必须表明，他们虽然有钱，但对整个社会却是有益无害的。

   但当今中国的“权剥家”则恰恰相反，如谚所云：“出则前呼后应，警车开道；住则豪华宾馆，服务配套；食则山珍海味，费用全报；去则土特产品，大包小包。”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别说是“一言”，就是“多言”也难尽矣。他们常常飞扬跋扈，有的则象黑社会头目一样猖狂。如黑龙江省前副省长关鳞征的儿媳，一怒之下，就驱使宝马车一口气撞到了十几个人！而且在全国人民得到消息、群情激愤的情况下，依然可以摆平，若无其事。而文强本身就是黑社会的保护伞。

   而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资本家”所使用的资本的数额无论有多大，都不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今天“权剥家”所使用的政治权力，并不会因为使用而减少，相反会越用越精，其含金量会越来越大。“资本家”的资本，由于投资于生产和再生产，所以，社会财富会随着资本的增值而增加；而“权剥家”的权力所聚集的财富，由于来路不合法，所以不能公开投资于生产和再生产，除了藏匿或转移国外或用于反社会的消费，如在澳门赌场一掷万金，为二奶买下豪宅、珠宝、官职、名声，为留学在外的子女提供奢侈生活，为一饱口腹而大摆黄金宴，为过一个高品质生活的周末而坐飞机去夏威夷打高尔夫……以外，主要投资于权力市场（为其上司送上厚厚的红包），以便戴上更大的“官帽”，攫取更大的权力，好聚敛更多的财富。

   由此可见，“权剥”现象的发展蔓延，不仅不能增加社会财富，反而会不断地减少社会财富，扼杀社会财富增值的机会，并导致社会越来越两极分化。如前文所提到的那些“权剥家”，无偿占有的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几个亿，其实都是老百姓的“保命钱”，本来老百姓可以用这些钱，买回自己生存所需要的必须品和社会保障，可是现在却买不起买不回来了。经济学的常识告诉人们，社会在一定的时期内，人们所创造的社会财富是一个常量，“权剥家”本身既不创造社会财富，又没有为创造社会财富者提供有效的社会服务，却聚集着大量的社会财富，必然导致另外一些人的多劳少获，甚至劳而不获，穷困潦倒。  

    当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曾经说过：“有大财产的所在，就是有太不平等的所在。有一个巨富的人，同时至少必有五百个穷人。少数人的富裕，是以多数人的贫乏为前提的。” 所以，“权剥家”聚集的财富越是多，越是挥霍无度，而众多的老百姓则越是过不上流，越是贫穷。就在四千“权剥家”携五百亿美元逃往国外的同时，九亿农民却有一半因穷困看不起病。而中西部农民因看不起病，死于家中的比例则高达60%至80%。

    140多年前，英国经济评论家邓宁格对资本追求利润（姑且称之为资本剥削）的“胆壮”固有本性有一段精彩描述：“只要有10％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20％，就会活泼起来；有50％，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100％，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300％，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此名言过去多数人以为是马克思说的，其实这是误传。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29页）

     无独有偶。在140多年后声称早已消灭了资本剥削的中国当下，中纪委培训处处长李永忠对权力追求利益（姑且称之为权力剥削）的“胆壮”固有本性也有一段类似邓宁格的精彩描述：“当权力失去20%的监督时，它就蠢蠢欲动；当权力失去40%的监督时，它就破门而出；当权力失去60%的监督时，它就铤而走险；当权力失去80%的监督时，它就敢于践踏一切法律；当权力失去100%的监督时，它就不怕上断头台。”（《炎黄春秋》杂志2011年第8期第53页） 由此可见，当年“资本剥削”的“胆壮”与当下中国兴起的“权力剥削”的“胆壮”相比，就显得相形见绌，自愧不如了。所以，当年杀了张子善、刘青山；而后又囚了陈希同、陈良宇；也没有慑服当今刘志军、薄熙来贪欲的复出，真可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由此足见，“权剝”比“资剝”更残酷；而“权剥家” 比“资本家”，其危害更甚！“权剥家”犹如一只饿皮虱子，寄生在社会机体上在不断地吮吸民脂民膏，传播、传染和繁殖两极分化、社会戾气、道德沦丧、官商勾结、飞扬跋扈等社会“瘟疫”和“ 疾病”，无时不在穷凶极恶地荼毒社会，同时让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大量水土流失。当年马克思在批判“资本剥削”时曾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而如今的“权剥家”手中所拥有的不受有效监督的权力，不仅如此，它在当今中国编导、上演的“房吃人”的社会悲刷，比昔日“资本剥削”时代所上演的“羊吃人”更加凄惨和悲凉。“房吃人”作为“权力剝削”冰山的一隅，其傲慢和疯狂、冷酷和无情、冷血，对少房和无房者的血腥掠夺可谓史无前例，真不知马克思在天之灵知之后作何感想？

方君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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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10名村官瓜分316套房 成村官最大贪污案

[来源:齐鲁晚报]时间：2013-08-17

　　这是建国以来村级官员集体贪污的第一大案，10名村官瓜分了价值18亿元的316套安置房。在经济最活跃的温州，村镇已经和城市融为一体，村镇官员权力失控的背后，是一张地方官员利益勾结图。

　　7月31日上午，温州市永嘉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新桥村原村委会主任余乾寿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同案的王启政、陈伟荣、杨金龙也同庭受审。400余名村民挤到法庭旁听，法院没有当庭宣判。

　　这是温州房霸案的第二次庭审。第一次庭审是在7月11日，其余五名涉案人员均已被宣判，被判处5-6年不等有期徒刑。余乾寿等人是本案的最后受审者。新桥村原党支部书记葛彩华是十人之中唯一在逃者，目前已被公安部门通缉。

　　这起个案件批露出有温州“小黄浦”之称的永嘉县新桥村村官侵吞村民安置房的丑闻。

　　事实上，这只是近年来频频发生的村官腐败案中的一例。自2012年以来，浙江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发生在群众身边职务犯罪案件770件，共979人，其中贪污贿赂类犯罪526件668人，渎职侵权类犯罪244件311人。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村官腐败正在成为日益严峻的问题，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村官腐败多集中在土地补偿款、企业改制等方面，而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内陆地区，腐败则多发生在非法获取国家下拨款物上。

　　安置房黑幕

　　永嘉县检察院指控,新桥村原村委会主任余乾寿利用担任村委会主任以及评标委员会负责人的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产,为他人谋取利益,又利用担任村委会主任的职务便利,将村集体资金非法占为己有,涉嫌受贿金额高达3000多万元，职务侵占140万元,应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同案的王启政伙同他人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巨大。又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巨大，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陈伟荣、杨金龙则以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被提起公诉。

　　根据经济观察报获得的起诉书显示,2007年下半年,由于城镇建设需要,与温州市区仅一江之隔的永嘉县江北街道许多村被征用大量土地。根据土地征用政策和各村被征用土地面积,永嘉县人民政府决定将位于江北街道昌新路以西和华光殿后的农贸综合市场26.5亩三产返回土地指标分配给新桥村,用于建设新桥第三期安置房。

　　获知消息后,多家房地产公司均有意向代建该项目,浙江昌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启政和永嘉县和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杨金龙尤为活跃,两人分别与时任新桥村村委会主任的余乾寿多次磋商,商定取得代建权后房地产公司可以成本价享有20%的安置房,所得利润和余乾寿对半分。

　　之后,在余乾寿的帮助下,经新桥村两委(村党支部、村委会)及村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决定由王启政所在的永嘉县昌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杨金龙所在的永嘉和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代建新桥村第三期安置房,并由余乾寿代表村委会跟两家房地产公司签订代建协议,协议约定两家公司收取总造价额的3%作为代建费并以此上报有关部门审批开发建设手续,同时规定两家公司以成本价享受109套代建安置房,其中昌泰公司获得新桥大厦、新桥商贸大厦安置房共66套,和田公司获得新桥商贸大厦安置房43套。

　　签署协议后,余乾寿为掩人耳目,授意他的朋友陈伟荣替自己出面,于2008年以陈伟荣的名义与两家公司先后签订虚假的合伙经营协议,并将协议落款时间由签订时的2008年提前至安置房项目开始时的2007年。

　　根据起诉书披露，为进一步获得利益，余乾寿又授意陈伟荣与王启政、杨金龙进行虚假出资操作,形成已经出资合作的假象。随着两家房地产公司陆续将房子向市场出售并回笼资金,余乾寿在并未实际出资以及没有任何合作经营行为的情况下,通过陈伟荣多次到王启政、杨金龙处拿取投资“分红”,其中从王启政处共分十次拿走“分红”共计人民币1475万元,从杨金龙处分八次拿走“分红”共计人民币1044.5677万元。

　　2008年下半年,新桥村第三期安置房项目中的新桥大厦以及新桥商贸大厦的建筑施工项目向社会公开招标,余乾寿系该项目评标委员会负责人。余乾寿、王启政事先商谋,由王启政出面与建筑承包商李某商谈,如果李某所挂靠的建筑公司参与投标,并顺利获得工程承建权后需给余乾寿、王启政工程总造价的6%作为好处费。李某为获取新桥大厦、新桥商贸大厦的工程承建权,并为了今后承建施工过程的顺利开展便答应了王启政提出的条件。之后，王启政借其朋友瞿某之名与李某签订虚假合作协议,并虚假出资80万元,假意与李某共同参与建筑项目,风险收益均分。最终李某以浙江方泰建设有限公司、温州三箭建设集团名义参与竞标,并在余乾寿、王启政的帮助下顺利获得了新桥大厦、新桥商贸大厦工程承建权。

　　2009年10月11日,王启政又通过瞿某与李某签订协议,以股份转让的形式通过瞿某从李某处获得好处费480万元人民币。余乾寿通过王启政联系李某,后委托他人两次从李某处获得好处费400万元。

　　当地纪委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在此次一共569套安置房中，前任村支部书记葛彩华家55套，支部委员林成龙家50套，支部委员胡佐永家24套，村委会主任余乾寿家13套，村委员唐福新家15套，村委员胡国强家2套，村会计余臣德家39套，村出纳余承昭家32套，村办公胡文西家46套，村办公余云恩家40套，共分配了316套安置房。永嘉县昌泰房地产开发公司与和田房地产开发公司各购得65套和44套(按照成本价结算)。另外144套中，80套分给了拆迁户，剩下的用于抵工程款以及代建费。

　　在2007年7月,余乾寿以自己在新桥村担任村主任时间长，对村集体贡献大为由，主持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并形成会议决议，以成本价60万又购得新桥大厦3001室安置房(面积约220平米，每平米合2700多元)，以作为对自己的奖励。

　　2009年6月10日其又以每平方米8900元转卖给温州当地其他官员,从中赚取差价135万余元。

　　2011年9月,因永嘉县纪委着手调查新桥村安置房的有关问题,余乾寿将获利部分全部退还到永嘉县江北街道办事处。

　　此外,检察机关还指控,在未召开村民大会的情况下,余乾寿擅自以村两委名义,从2008年起,连续四年给村两委成员以发放奖金等方式非法侵占集体资金共计64万元,其中余乾寿分得8万元。

　　失控的村官

　　此案曝光后，引发全国轰动，时任浙江省副省长、现浙江省委常委陈德荣高度重视，亲自批示。在陈德荣要求必须追查到底的强力干预下，永嘉县委县政府才成立工作组对此展开调查，并逮捕了新桥村村委会成员10人。而此前，当地村民通过举报、起诉等各种方式表达诉求，均遭相关部门推诿甚至压制。

　　目前，除余乾寿、王启政、陈伟荣、杨金龙外，其余涉案人员五名均已被宣判，被判处5-6年不等有期徒刑，正在服刑期间。余乾寿等人系最后的受审者，目前均羁押于浙江永嘉看守所。而新桥村原党支部书记葛彩华等人已被公安部门通缉，至今负案在逃。

　　回顾整个事件,令人诧异的是作为一个基层的村委会主任,余乾寿为何能大权独揽,受贿3000多万元，且受贿时间长达数年而未被知晓和制止?经办该案的一名检察官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近几年，村官利用职务便利,贪污受贿案件泛滥猖獗，屡禁不止，仅永嘉就发生多起。造成此方面问题则是多重因素诱导。

　　上述检察官认为，首先是制度不完善导致的。制度上的不完善、不规范和职权上的不明确，造成了村官权力的失控;其次，由于监管的不到位甚至是缺失,再加上村集体多为“家长制”掌权，村委会主任就相当于一个“土皇帝”，无人能管;最后，由于信息的不通畅，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在基层农村普及不到位,民众不知道自己的权益被劫持。

　　“最重要的是民意表达的渠道不通畅,即使村民知道自己的钱被贪污或者权益被侵占，但不知道去哪里反映，客观上纵容了村干部的不法行为。”

　　另外，由于在经济最活跃的温州，村镇已经和城市融为一体，村镇官员之间也充满了利益纠缠。

　　根据永嘉县纪委公布的《新桥村安置房问题调查报告》显示，一些本应该分给新桥村村民的安置房，却被永嘉县公安局、水利局等单位公职人员以40万元每套成本价买走，而房屋价值在最高峰时已经超过400万元每套。

　　余乾寿2009年6月10日以每平方米8900元转卖给温州当地其他官员，但当时，该地域的房价已达每平方米1.2万-1.3万元。

　　经济观察报记者在永嘉采访期间发现，该案在当地已经发生两年，但是依然有70余套安置房无人认领。当经济观察报记者针对这一现象询问时当地有关部门互相推诿，隐晦再三。

　　中共永嘉县委宣传部给经济观察报记者发来的安置房说明材料中称，70余套房产系抵押给建筑公司的工程款，由于建筑公司将安置房进行市场化运转，多次转手，导致通知不到位而没有人登记认领。但这一说法并没有得到当地纪委部门和检察机关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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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税沦为工资税 中产收入阶层最受苦


2013/9/11 南方都市报



个税成为工薪阶层税，有人提出取消个税，这是可笑的因噎废食。没有个税的国家必然是个前现代的、没有税收法治意识的国家。



换个角度，必须承认，我国个税体制非常不完善，根本无从体现税收公平、税收法治的要义。当此新税法执行两周年之际，个税公平性探讨再次提上议事日程。



工薪阶层、中产收入阶层成为课税重点人群。诚然，为了体现个税公平，起征点逐年提高，2005年，扣除标准从800元提高到1600元，2007年从1600元上调至2000元，2011年9月1日，新税法实施，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标准从每月2000元提高到3500元，9级超额累进税率结构修改为7级，相应的级距也进行了调整等。由于各个地方最低工资标准大幅提升，加上房租等生活成本大幅提升，在大城市，3500元只能是活命钱。



由于信用不彰，个税沦为工资税，以2012年为例，个税总收入为5820亿元，而工薪所得税3577亿元，占比超过60％。只有死工资可以顺理成章地低成本课税，其他股息、房产收息等政府可以控制的领域税收可以部分征收，在官员财产尚未公布之处，要靠民众自觉公布财产纳税，门儿也没有。



假设，小白领工资收入扣除社保、住房公积金为9000元，扣除3500元，乘以20％的税率，再减去速算扣除数555元，每月个税为545元。如果这位小白领升了职，每月实际到手超过9000元，税率将大幅提升。任何富裕群体，主要靠的是资产性收入，靠工资收入永远只能成为小白领，在特定时期涉足房产、原始股、债券交易个人帐户、民间高利贷链条的，是货币高发期致富秘诀。工资所得扣除容易，要扣除资本利得，难于上青天。



就象我国的收入数据质量是最差的一样，基于个人财富的税收质量恐怕也高不到哪儿去。各单位将工资福利分散发放，二手房阴阳合同已成常态，市场评估机构的数据才是纳税依据，而公司老板绝对不会蠢到给自己发高薪，纳入公司成本还能抵税。这是市场与法治初期社会的必然现象，任何一个信用存疑的管理体制，都会面临同样的难题。不仅公众如此，官员更是如此。



举个典型案例。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8月30日，备受关注的“表哥”杨达才涉嫌受贿及巨额财产来路不明案30日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被告人杨达才被诉受贿金额25万元，杨达才家庭财产1177万余元中，611万元能够说明来源，504万元无法说明来源。公诉方称，杨家历年的收主要可分为薪金、投资与礼金。其中杨家4个成员历年工资收入为197余万元、婚丧嫁娶的礼金收入为65万余元。

   

    要按工资收入，杨达才屌丝得很。杨达才历年工资收入总计65万余元，从1997年12月开始在安康工作，直到2004年3月，6年3个月的时间工资18万元，每月区区2400元。此后也好不到哪里去，2004年至2011年在汉中工作期间为33万余元，2011年2月调到西安担任陕西省安监局局长至2013年1月，工资收入14万余元，此时工资不过6100元左右，比西安新建商品房每平方米的住宅还低。



从杨达才案例来看，某些公务员工资恐怕不是主要收入，而对于投资者与企业家而言，工资更不是收入，资本利得或者寻租所得才是主要收入。但由于我国信用不彰十分普遍，税收征管效率低下，对于工资薪金的征收成为个税主要来源，苦哈哈的小白领们才是个税的中坚力量。



改变现状，得从官员公开财产做起。信用不彰的社会建立信用，必须从掌权的精英阶层的自我改革实现，与其枉费心力地追究有多少个体户逃税漏税，还不如官员进行财产公示，展示政府预决算的明细表，以政府的信用公开、科学决策作为抓手，方能树税法之威严，以节俭的政府取信于纳税人。



一方面希望建成法治税收国家，另一方面满口老百姓，连纳税人的名词都避讳，如何将政府与税收法治衔接到一起？如果资本利得与寻租所得的税收漏洞无法填补，建议政府大幅提高个税起征点，放中产阶层一条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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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员囤房现象并非其独有。早在若干年前，住建部就着手建立40个城市个人住房信息系统，但该系统的联网时间一再延后，据说是因为遭遇各地官员的强力抵制。2013年1月一些“房氏家族”成员曝光之后，一些地方政府加紧出台房屋信息查询规范，禁止查询房地产信息。8月中旬，国家财政部官员贾康公开透露，住房信息全国联网阻力不小，还需两年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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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拥有土地者即使无一技之长，无不变成资产巨富，而为这块土地流血流汗的人要想在都市购买30坪则需几十年打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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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院对房姐龚爱爱案子审理过程中，关键问题回避。显然他们不想把问题的核心部份呈现给公众，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做文章。出现这种现象，更多的是制度的问题，无论官方怎么强调反腐倡廉，都是些表面文章，所谓的反腐，除了做给民众看，没有实质解决问题。中国财产登记制度，应该披露的信息拒不披露，他们害怕拔出萝卜带出泥，就避重就轻，把一些枝节问题呈现出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对贪渎行为视而不见，个案折射了相当多的社会法律问题，以及制度缺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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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再现抛盘潮 楼市或将会出现新的转折

www.eastmoney.com2013年11月10日 09:07陈小瑛



记者近日踩盘时得到多个中介反馈信息，大投资客从8、9月开始纷纷抛盘，高位减持降低资产风险。根据统计的数据显示，从今年3月以来挂牌量一直上涨的趋势，在10月戛然而止，环比开始出现下跌。

　　春江水暖鸭先知。

　　记者近日踩盘时得到多个中介反馈信息，大投资客从8、9月开始纷纷抛盘，高位减持降低资产风险。根据统计的数据显示，从今年3月以来挂牌量一直上涨的趋势，在10月戛然而止，环比开始出现下跌。



　　据业内人士分析，这源于房产税即将推出以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等多重政策信号的提前释放，尤其是信贷缩紧对楼市成交的影响已立竿见影，10月份深圳二手房成交量已环比下降18%。

　　而深圳从11月6日开始执行的二套房首付上调至七成的新政执行后，市场成交量还将进一步萎缩。

　　值得关注的是，2008年那轮房价下降出现之前，深圳就先出现了抛售潮，如今，深圳又出现抛售潮，这是否预示着2008年老故事又将重演，接下来楼市将会出现新的转折？

　　又见抛盘潮？

　　“你要是早点来还可以买到，最近没有笋盘出来。”美联物业香蜜湖某分行物业顾问小黎告诉记者，8、9月份，有个大户将缇香名苑的十多套四十余平米小房一次性抛出，190万一套，同样低于市场价二十多万元，很快被购房者一抢而光，而该盘2004年开盘时的房价只有7000多元。

　　有人抛盘，就有人接盘。

　　在深圳地产圈内颇具盛名的李峰(化名)就成为这轮房价高潮中的接棒者之一。9月份，他从美联物业中介人员手中淘到一个“笋盘”，位于深圳北站附近的圣莫丽斯、166平米、410万元成交，低于市场价40万左右。

　　“卖家是个大投资客，这一次抛售了6套，我只抢到一套。”据李峰了解，其他接盘者有自住者亦有投资客。由于做高了房屋评估价，再利用银行(行情 专区)人脉关系，李峰不仅做到了零首付，还从银行贷出460万，凭空多出的几十万元让他付月供。

　　“一套赚了100多万，卖家觉得收益不错，可以减持一些降低资产风险。”记者从该盘周边多个中介处得到证实，据中原地产置业经理小付透露，这名投资客手头有二三十套房，其中圣莫丽斯的多套房购入成本价每套为220万元，为了迅速抛售，一次性以每套380万元全权委托给美联物业出售，美联物业再以410万元卖出，从中赚取30万元价差。

　　这样的市场表现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深圳在2008年出现的抛盘潮。当时，受经济危机影响，楼市峰回路转，房价下降，成交大幅度萎缩，投资客一次性挂牌几十套房源却无人接盘。数据显示，当年，深圳大约有6000名炒房客被套，被套房产约70万平方米，被套资金高达几百亿元。

　　专为投资客提供贴身服务的深圳市楼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高级研究员陈源向记者透露，8、9月份开始确实有些投资客在跟随出货。手头有多套房产的人，收益达到预期后，会选择套现落袋为安。

　　根据统计，今年深圳二手房挂牌数从3月份开始，环比一直在攀升，但10月份后出现下跌，当月深圳二手房挂牌套数总量为1039873套，环比9月下跌3.55%。

　　据中联地产二手房研究院总经理肖小平分析，香蜜湖、华侨城等豪宅片区炒作水分较高，投资客偏爱这种热点区域，但往往波动也较大。“通常专职投资客不只是希望资产保值，而是要求增值，他们不会固守某一个盘，若一两年内价格没有上升多少，离预期较远，往往会放弃坚守而退出，再换其他物业，哪里涨的快就买哪里。”

　　政策信号叠加影响

　　如今，投资客抛盘的风潮在市场上重现，2008年的老故事是否会重演？

　　“听说明年1月1日房产税将出台，且不知‘三中’全会政策有何转向，最主要的是信贷缩紧，首套房贷利率普遍上调，有投资经验的人都知道，信贷是影响市场的决定性因素。”陈源说，高位适合套现，等调整时投资客再进场。

　　而据记者调查了解，除单打独斗的大投资客外，已经套现离场的大多为担保投资公司，这类投资方通过朋友集资，从民间购买房票，再集中投资，他们与银行联系紧密，往往能提前得到政策信号。

　　在多重政策信号释放的叠加下，10月份深圳二手房市场成交量应声下降。

　　据世联地产(行情 股吧 买卖点)统计，2013年10月，深圳二手房市场下跌趋势明显。成交面积50.62万平米，环比下跌18.09%。

　　而日前，习近平主席在住房领域专题研究会上提出，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这被市场普遍认为抓住了调控的牛鼻子，政策拐点已至，未来楼市将回归市场和保障房双轨并行的路径。业内人士认为，过去的政策市让房价节节攀升，由供需决定的市场，对投资客而言，反而可能是利空。

　　从11月1日开始，深圳出台二套房贷首付从六成上调至七成的新政，记者从多个中介处了解到，由于10月份各大银行缩紧房贷，原本打算购房的部分转为观望，二套首付提高对改善型需求群体而言，首付负担更是雪上加霜。

　　“最近一个多月都没什么单做，买房都有一个付款期限，通常是2个月或3个月，若银行贷款未按期审批，业主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购房者的风险明显增加。”深圳一家房地产(行情 专区)评估公司客户经理刘艳阳告诉记者，根据她多年的经验，只要信贷缩紧，成交量很快就会下滑。

　　楼海高级咨询师杨志认为，通常每年下半年是业主资金周转的紧张期，放盘增加，而恐惧未来政策对二手房成交不利，也迫切在高位套现。

　　据一位房地产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来自深圳市规划国土委的查询数据统计，深圳商品房总套数为160多万套，而拥有两套房以上的人，占比不到5%，真正的投资客比例并不大，但对市场有放大效应。

　　“房产税肯定是要出的，谁都知道是先从增量市场上征收，存量房市场前期实质影响不大，但心理预期会有影响。”肖小平认为，短期内限购不可能取消，否则长期被压抑的市场需求爆发出来后，容易推动市场价格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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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员地抵制房产税的比例和百姓抵制官员的比例相同，这正是必须改革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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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智慧(6.20, -0.14, -2.21%)阿思达克通讯社11月13日讯，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改革税制、稳定税负”，财税专家对大智慧通讯社表示，“稳定税负”表示释放出房产税、遗产税等增加整体税负税种开征将暂缓的信号。

　　天和经济研究所专委会专家、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李炜光[微博]认为，这些年虽然一再说有减税的能力，实行了很多这方面的政策和措施，但是企业和居民个人的税赋仍然没有减少，总体来说有加重的趋势并没有得到解决。稳定税负应该透露出不论税制怎么改革，不再加重税负信号。

　　天和经济研究所专委会副主任、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王雍君认为，征房产税，遗产税，这些新税的开征会立即增加整体税负，民众对此敏感度很高，如果用“稳定税负”这个词解读，这些改革要缓，要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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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一条副厅级以上免征因该就没有阻力了。